Backed-up or Bound： Youths in US Chinatowns in Ethnic Literature and in Reality

Targeting the youth group of the American Chinatown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ontinuous interactions of the people and the community on each other. As a result of combined impact of the immigration history of Chinese Americans and the unfold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reality, a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has developed between the growing Chinese immigrants and the Chinatown where they happen to inhabit and influenc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have captured the interesting development in their specific perspectives and paradigms, between whom the comparison is creatively presented. The great process of modern urbanization of American cities since the 1950s is given serious highlight in shaping the small community as well as the large one. The authors invite further argument on whether the youths are cushioned or bound by the traditional physic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or they bring change to the community in return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y mature into a beautiful compromise and pride on creating the immigrant legacy characteristic of the great country.

论中国文艺“走出去”的路径选择与策略应用

相比于三大产业“硬实力”的提升,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还有所差距,于是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增强国家“软实力”,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号召。文艺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自然必须增强“走出去”的意识,积极承担起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时代使命,使海外受众能够通过文艺作品深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为了实现这种跨文化传播的目标,中国文艺创作必须进一步增强讲故事的能力,坚持传递中国核心价值,展示其广泛的人类价值;在历史和现实两种题材的创作中,分别深化时代的书写,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的神韵;确立鲜明的艺术风格,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中展现独特魅力;积极推进作品的翻译和推介体系构建,为世界奉献更多优秀的中国文艺作品,在跨文化传播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功。

近代上海粤乐传播与新型民族音乐发展——以精武体育会粤乐部为中心的考察

奉行“精武主义”的上海精武体育会不仅是一个中国近代史上闻名遐迩的武术社团组织,还是一个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促进机构。该会开设了众多文化与音乐类课程,其中办学规模与社会影响最大的是粤乐的教学与表演。该会专设的粤乐部,有全职和兼职的粤乐教员及行政工作人员,有固定的粤乐教室与设置于总部及分部的教学点,更有络绎不绝的会内外学习者。在教学基础上,粤乐部又组建乐队,开展粤曲奏唱、粤剧排演、用粤调配乐伴奏“国操”舞蹈等演出,以及开发有西洋乐器加入的粤曲合奏与伴奏形式,还为其演出编印中西乐谱集。该会粤乐由此成为精武会组织发展与外联之名片、上海粤乐之翘楚,更因注入时代因子、都市特质及中西贯通人才的作用,而成为近代上海城市音乐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近代中国多元音乐形态中一支推动新型民族音乐发展的显要力量。

延安解放区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延安解放区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团结与解放的重要基石,它从政治建设、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民族政策等方面构筑起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在团结御辱、共克时艰的民族解放激流中,少数民族作家纷纷投奔革命圣地延安,究其原因,既有民族解放的诉求,又有个人理想的探寻,也有成长环境的熏陶,他们的文学叙事丰富了延安解放区文学的同一性与多元化。延安解放区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将时代共振与边地异动的主题相结合,呈现出了延安文艺与西南边陲艺术风格的交融,在语言形式上体现了集体诗学与个体审美的相互关联。通过探究延安解放区西南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有利于加深西南边地与中原内陆地区的联结,彰显各民族在共同奋斗中铸就的深厚情感与文化记忆,为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添丰厚的精神内涵。

中国新媒介文艺外部研究——基于平台的方法

平台研究是探索和回应近20年来中国新媒介文艺平台化进程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制度模式和实践经验的必然选择。将平台确立为继语言、媒介之后的外部研究和方法,可以发现作为新媒介文艺的基础设施,平台在多力合成框架下塑造了“不确定性平台文艺”。虽然可编程技术架构充分激活了文艺生产力,促使“不可能的创意阶层”兴起,但平台在多边市场的绝对主导权将生产力转化为平台资本主义掠夺剩余价值的增长点。更进一步,平台资本逻辑下的算法利维坦推动文艺生产从类型化、模板化到套路化层层异化,导致平台文艺作品以“算法化美学价值”为先。由此,激活与禁锢构成平台生产效能的辩证法,这提醒我们在反思新媒介文艺平台问题的基础上,发展具有“中国精神”的平台文艺。

以筑路促铸牢:论“两路”精神中的民族团结

川藏、青藏公路修筑之前,西藏人民在与各民族交往交流过程中需要极力克服道路不畅通带来的阻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浩浩荡荡的筑路大军克服重重困难,实现“两路”的建成通车。在这一过程中,各族人民携手努力,谱写了民族团结的西藏篇章。“两路”的通车,缩小了民族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促进了民族交往、增进了文化共识。深入挖掘“两路”精神中的民族团结思想内涵,探究“筑路”与“铸牢”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引导各族民众憧憬民族的希望和未来走向,深刻认识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作用。

《新女郎》中的“去族裔化”书写与加拿大华裔文学新面向

在加拿大多元社会语境、作家“当地人”文学价值表达需求以及全球化大背景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90年代之后的加拿大华裔文学呈现出世界性的批评视野和“去族裔化”的写作趋势。与其他华裔新生代作家在族裔人物框定下探讨多元主题不同,刘绮芬在短篇故事集《新女郎》中直接略去女性人物的族裔标志,借助第一人称模糊叙事导致的不确定性将所有有类似经历的个体联合,为社会中更广泛的弱势群体发声。《新女郎》中的“去族裔化”书写呈现对人类生存超越时代和历史的思考,并以女性视角彰显文学价值,让作品具有了更普遍的人类学意义。但没有文化根基的过度去族裔化和普世性价值追求会让华裔文学陷入超族裔化和泛中心化的危险,刘绮芬借助副文本和故事中未言明的隐性内容显影族裔之影,试图在追求文学审美与坚守加拿大华裔文学民族特性之间找到平衡。

重构与前瞻: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逻辑基点与发展路向

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在价值体系建构、理论资源吸纳、方法路径拓展、评奖机制完善、批评论著生成等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存在着本体建构乏力、批评失当等实质性问题。为此,重审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元概念,将“中国性”“儿童性”“文学批评”作为批评话语建构的逻辑支点,有助于廓清批评立场、明确学科基石、拓展研究思路,增强其内涵建设。未来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应从学科基础出发,不断完善对中国特色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话语体系的本体建构。在纵向上,统合“主体性”与“整体性”,深度推进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融入中国新文学批评的历史版图。在横向上,秉持“以中为本”“化西为中”理念,在促进世界儿童文学共同繁荣中展现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国际视野与国家本位。在具体批评实践中,要敢于“讲真话”“谈不足”,以文学批评助推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传播大发展大繁荣。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记忆建构

文学对于文化记忆的建构有重要作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具有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进程中,他们以多种方式书写中华儿女的血脉联系。重述神话,以当代语境和古老记忆对话,激发共鸣,传承记忆,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填补中国历史中的少数民族视角,文学再现“我们悠久的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书写的”;通过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学书写,少数民族作家将“地方故事”融入“中国故事”,建构共享的国家记忆。

从家国情怀到族裔流散共同体关怀:当代英国华人文学的历史理路与发展趋势

当代英国华人文学的发展历史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20世纪前中期,早期留英的华人知识分子带着浓厚的“家国情怀”书写中国故事,他们以“民族代言人”自居,积极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风物;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80年代之后,一批以移民为主的华人流散作家涉足英国文坛,他们的目光从“家园回望”转向“异国安家”,描述了华人离开故土,到达异国的流散情感经历;21世纪之后,当代英国华人文学出现了一个新趋势,作家笔下的流散主人公不再局限于华人族群,而是泛化为不同肤色的族裔流散群体。当代英国华人文学呈现出从家国情怀到族裔流散共同体关怀的发展趋势,对这一历史路径的学理探究,能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的构建提供参照性文学范例。

习近平关于文艺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与理论内涵

习近平关于文艺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深入总结习近平关于文艺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和理论内涵对于铸就新时代文艺高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艺思想及发展新时代文艺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其生成逻辑,为什么发展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社会主义文艺为谁发展、为谁服务,阐明发展什么样、怎么发展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以及做出引航新时代文艺工作的新要求等是其理论意涵,问题导向性、人民主体性、中国文艺的自觉性是其鲜明的理论品格。

在地寓言与现实衍射——《流俗地》的族群记忆书写

黎紫书以家乡怡保为原型,使城市的外部景象与人物的内心世界互为参照,勾画出一幅指涉色彩强烈的多种族聚居图,丰富了华文现实城市书写的路径。而在以盲女银霞为中心建构起的马华族群生活圈层中,黎紫书既融入了对马华民间社会、历史的“包容与悲悯”,也隐藏着对马华族群记忆的关注与反思。也正是通过这种意蕴丰富、多层面向的马华族群生存流变追溯,作者最终以空间布局隐喻伦常记忆,以个体生命创伤指涉华族整体生存困境,以双重地理来源整合族群文化记忆,完成了现实华族生存的在地寓言书写。

吉林满族作家格致的民族文学实践

吉林满族作家格致的民族文学实践经历了一个从本民族书写到中华多民族书写的过程。民族认同感、凸显创作个性、增加创作辨识度和延拓作品评价维度的意愿决定了格致自觉开展本民族书写,民族亲缘意识和替少数民族文学发声立言的作家责任感又决定了格致自觉追求中华多民族书写。格致的本民族书写实践经历了一个从符号化浅层书写到寻根式深度书写的过程。经此过程,格致完成了本民族书写的内部动作。在此基础上,格致又利用表达民族身份认同困境和开展母语寻根的契机,关联性书写了汉族、朝鲜族、回族、蒙古族和锡伯族,还非关联性书写了藏族和朝鲜族(没有关联满族的潜在指向),从而完成了从本民族书写到中华多民族书写的实践过程。

中国形象在华裔文学作品中异域构建的两面性

华裔文学作品在美国文化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内容涉及独特的中国元素和文化,因而成为西方社会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然而,形象学视域下美国华裔文学作品里的中国形象虚实相生,通过研究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中国形象的实与虚,发现其与实际的中国形象并不相符;另一方面,通过对中国形象幕后的重要推手即华裔作家进行分析可知,华裔文学所构建的中国形象受到西方现代性精神和霸权文化的影响,华裔群体在美国社会中无法做到对于自身的确认。中国意欲突破西方社会所设立的现代性社会框架,首先要坚持自身特色,其次要通过不同视角去了解自己,获得更加立体的自身形象,最后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从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

立足文化自信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注重由“科学”抵达旨趣的教学逻辑,古代文学课堂由此成为赓续文脉、激发民族语文活力的重要空间场域。具体可从注重从“立据而论”切入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方式、创设由史到文的教学情境以提升学生的文化品格和人文情怀、构建多学科相互支撑的教学体系以发挥教学的综合育人功能三个维度展开。正确认识古代文学研究的学科意义,重新构建古代文学课堂的自性尊严,对解释庞杂的中国古代文学现象,让“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承担起人文学科教学应有的文化责任都有着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30年的中国比较文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三十年往往被视作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薄弱时期,乐黛云、王向远、徐志啸、徐扬尚等将其定义为中国比较文学的“沉潜期”“滞缓期”甚至“沉寂期”。“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在这个特殊时期,依旧有部分学者以赤子之心在孤独中负重前行,为中国比较文学的赓续做出了贡献,创造了一个个独特的世界。因此,在所谓“沉潜期”内进行的研究即使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也不应被忽略。譬如处于“沉潜期”的中国比较文学,整体而言缺少系统论著,但在中印以至东方各国文学文化关系这一研究领域,以季羡林、吴晓铃、常任侠为代表的学者及其论著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缺陷有所弥补;而虽然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受到不同的政治制度影响,港台地区的学者们极力将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复兴发展,积极将中国比较文学纳入与国际比较文学的对话与互动;本时期内中俄文学文化的交流也值得重视,尤其鲁迅与俄苏文学的专题研究产出了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同时在翻译领域,傅雷和钱锺书等人在翻译研究方法论上的创新成为这一时期比较文学一抹惊艳的亮色。这一个个独特的世界,值得我们今天在推进国际比较文学方法论体系建设的工作中予以好好发掘与借鉴。

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渊源初探

近年来,美国华裔文学已慢慢进入美国文学主流。但是,美国华裔文学割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神灵精神、家族精神、群体精神和奋斗精神。

从“少数民族文学”到“多民族文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

结合经验材料梳理“少数民族文学”概念范畴下对少数民族文学独特性、差异性的强化以及由此形成的隔阂与不调适,分析“多民族文学”实践与理论探索的新拓展。指出“多民族文学”的命名是对“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超越,在思维方式上体现了由二元对立向多元一体的转变,在心理认知上体现了由民族视野向国家视野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

论习近平文艺思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创新性应该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脉络上进行审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不同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能够获得创新与发展,来源于其注重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语境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答文艺的发展问题。习近平文艺思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大的创新性发展在于,其是从全球化视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与现实出发,站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高度,揭示了文艺与国家民族的发展、文艺与中国精神的塑造、文艺与市场以及文艺与人民之间的重要关联;在社会与文化生态的多元分化状况下重新确立了主流的文化价值内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强调了文艺创作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本位立场,引导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走向重铸中华民族魂的大方向。

左翼文学精神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论纲(上)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 ,是传统中国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以来 ,文学自身在中西文化交融冲突和继承民族本土文学传统的大背景中 ,追求能体现文学“现代性品格”的历史过程。左翼文学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发生 ,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以“左联”为中心的左翼文学思潮与创作 ,形成了新的文学传统和创作模式 ,对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以及当下动态发展的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左翼文学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展现出与中国文学现代化追求的复杂而曲折的关系。鲁迅、茅盾和一些对文学艺术本质有着精深把握的左翼理论家、创作家对左翼文学精神的理解及其创作 ,真正代表左翼文学全部内涵的现代文学意识 ,同一度造成当代文学发展之路窄化甚至停滞的极“左”文艺思潮、文学观念有本质区别。论文粗略勾勒了左翼文学精神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面貌和文学现代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