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与英国皇家学会的合作历程及其经验启示

中国科学院作为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与英国皇家学会开展了长期的科技交流合作。本文研究了中国科学院与皇家学会的合作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对“英国皇家奖学金项目”与“皇家奖学金+科学合作协议项目”的资助模式进行了案例分析,通过分析国际科技合作中存在的非对等性和持续资助模式及其构成的完整合作链条,揭示了“非对等”合作的现实意义与“隐性”合作成果的重要性。同时基于上述研究总结分析了双方合作的历程和经验及其对当下和未来合作工作的启示,指出应对国际合作给予耐心和宽容度,将目光和目标放得长远;对于有价值的合作,不必拘泥于形式及投入的对等,鼓励非对等合作的开展;优质的国际合作应该是全方位、全链条的合作;中国科学院与皇家学会的合作作为科技外交的组成部分,历史上为中英关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未来也将成为维系两国科技交往的纽带;在国际合作过程中要摆脱“坏国际化”陷阱,中英两国学术界应通力合作,应对目前科技爆发式发展与人类安全面临的巨大挑战,构建负责任的、可持续创新的新型科技发展模式,造福人类。

19世纪上半叶法国数学创新的特征研究——数学物理的发展

为考察和揭示19世纪上半叶法国数学的发展特征,聚焦在这一时期法国数学界的工作,通过分析1820—1840年法国科学院历年的数学奖问题,说明这一时期法国数学家主要关注的研究领域,并指出19世纪上半叶法国数学围绕数学物理—分析学对物理问题的应用分支展开研究的特点。研究以刘维尔为代表的年轻数学家的活动,以展示这一时期法国数学家个体如何成长和发展及其职业化道路以及研究取向如何受到“保护人”及时代的影响。

发达国家院士制度经验及启示

院士制度是一个国家科学体制化的标志性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并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科研实力和科技水平。总结发达国家院士制度的经验发现,其具有以下特点:相对独立的自我治理与自主运行机制、相对简单的组织架构与管理机制、相对理性的院士定位与认可表述、重视科普和出版物、大力建设科学道德规范以及独具匠心与灵活务实的制度设计等,对我国院士制度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中美英国家科学院科技咨询比较研究

科技咨询已成为国家科学院的重要职责(之一)。本文着眼于中国科学院学部、美国国家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的科技咨询,在梳理其科技咨询历史沿革基础上,深入剖析三者科技咨询的运行机制,并着重从工作流程、选题领域、咨询专家、成果发布等四个方面,比较三者在科技咨询方面的同与不同,进而从提升科技咨询效率和质量的角度,归结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科技咨询的经验及启示。

访书旧事——兼谈近代三个侵华文化机构藏书的流散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自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全国范围内的访书工作。以三则访书旧事为线索,回顾中科院图书馆采访组工作人员对馆藏历史文献的争取过程,从中学习图书馆前辈争取与建设特色馆藏的经验。同时,梳理访书过程中涉及的满铁调查部资料室、英国皇家协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等三个侵华文化机构的藏书情况、藏书价值及现状。

合法性机制与科学精英组织的行动策略——基于澳洲国家科学院的分析

作为科学共同体与外部社会之间的“缓冲群体”,科学精英在一个国家的科技治理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调和性角色。本文借鉴组织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基于澳新国家科学院的制度和话语文本,对支配科学精英组织运转的合法性机制进行说明。文章发现,尽管澳新国家科学院都拥有颇为坚实的法理基础,并且形成了正式组织所拥有的完备的规章制度与组织架构,但在寻求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对于外部需求的回应,始终或明或暗地隐藏在其会员事务以及依托其成员开展的各项活动中。这一结论启示了,科学共同体的自我建设与外部的社会建设并非两个独立的议题,而是始终反身性地结合在一起。

英国科技奖励体系剖析

英国科技奖励促使其科学人才层出不穷，科研实力保持世界前沿，可谓功不可没。本文介绍英国科技奖励的主要组织机构、奖项设置名称、奖励规模、奖金金额、评审等内容，并以科普利奖章和女王工程奖为例，试对其特点进行分析。

瑞典物理学家汉尼斯·阿尔文1963年访华始末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处于与美国断绝关系而与苏联关系恶化的艰难时期,在国际学术交流上处于被动状态。在这一历史节点,来自瑞典的物理学家汉尼斯·阿尔文于1963年来华访问,以两国科学院为中心,开始了中瑞科技交流。通过梳理并概括他来华时的关键细节及重要影响,从中初步分析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而拓展讨论20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院与瑞典皇家科学院、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的交流情况,说明科学家互访活动是20世纪60年代中瑞科技交流的主要形式。

康熙时期法国皇家科学人员在清宫的教学与研究

17世纪下半叶,为扩展在印度洋地区的海外贸易和传播天主教,在王室支持下,巴黎皇家科学院向中国派遣了由六位耶稣会神父组成的代表团,其目的是集外交、商贸、政治、宗教和科学为一体。本文论述了留在清宫的法国耶稣会成员如何向康熙皇帝传授天文学、数学、医学和哲学等知识,即大量运用巴黎皇家科学院成员的科学成果,尝试在清宫建立一套以“法式科学”为蓝本的科学体系,以及上述知识如何被康熙皇帝接纳乃至在全国推广。西方科学知识融入中国知识体系的这一现象,表现了17-18世纪清代宫廷对新鲜知识和新奇物品的接纳和融汇。论文以大量的法国档案和文献为依据,从法国视角探讨了17-18世纪中法科学交流。

法国传教士文献所见康熙年间带往中国的器具

法国传教士档案中,有清康熙时期(1662-1722)关于安菲特里特号(Amphitrite)航行之前被带到或发送到中国物品的数据。安菲特利特号是第一艘到达中国的法国船,分别于1698年和1701年停靠在广州。为了尽可能准确地识别所提供的物品,本文研究了耶稣会神父洪若(1643-1710)从中国寄给法国的一系列信件,信件列出了可能有利于建立传教士的艺术和科学物品的清单,并注意到发明者、供货商和制造者的签名,说明中法间这种科学和艺术创新的氛围是互动的。

近代英法科学家职业化及身份认同

近代以来的科技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作为科技中的重要因素的科学家这一职业的身份认同有其自身发展的历程。18到19世纪是科学家职业发展的重要时期,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靠科学工作谋生,科学成果在公众的心目中扮演了越来越突出的角色。科学家的职业化始于科学业余爱好者的兴趣和好奇,继而自发性地集结成立各种学术团体,逐渐被政府认可和接纳并大力支持,随之在研究机构和大学里发扬光大。经过几个世纪的历练、蜕变和积累,科学家最终在19世纪末完成职业化的发展。近代科学家职业化发展的历程是值得研究的课题,了解这一过程有益于厘清科技人才发展的脉络和把握未来科学的发展方向。

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历史启示

诞生于18世纪的瑞典皇家科学院(瑞典语:Kungliga Vetenskapsakademien,英文: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简称:KVA)是一个独立于政府的皇家科学机构,它采取独特的科学组织模式,推动瑞典科学发展的同时,增强了其国际影响力;与诺贝尔奖的结合,使得科学院享誉世界。通过着重考察科学院的创建始末、组织体制,试图对其作较全面、完整的解读。

世界而非东亚的鲁迅——鲁迅与法兰西文化谈片

鲁迅对文艺复兴以来拉丁语系的意大利和法兰西文明的认识,其系统性和深度明显超过他对东北欧诸弱小民族(主要是斯拉夫语系文学)的译介。鲁迅关注法兰西文明,重点在文艺,也兼顾科学技术、政治历史和思想学术。他关心法国现代科技背后的人文思想,反思"法兰西革命"之后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关心当代法国政治(包括法国在北非殖民地的政策),留意法国文化人的政治立场,从中获得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有益的启迪。鲁迅并非法国文学专家,也不通法语,但他毕生关心法国文学,零星的译介积少成多。他对卢梭、雨果、波德莱尔、罗曼·罗兰、法朗士、安德烈·纪德、德哥派拉等法国作家的理解相当深入。他在现代创作版画方面的"拿来"和"送去",更是中法文艺交流史上辉煌的一页。梳理鲁迅与法兰西文明的关系,有利于突破过去将鲁迅囿于中国或东亚的狭隘视野,更清楚地看出"世界鲁迅"的大气象。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科学院与英国皇家学会科技交往的建立和恢复

作为中英最重要的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与英国皇家学会的科技交往具有代表性。1959年,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西里尔·欣谢尔伍德访华。1962年,英国皇家学会副会长乔治·布朗率团访华,与中国科学院初步建立起互访和进修的交流渠道,后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停滞。1972年,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艾伦·霍奇金受邀率团访华,两机构科技交往的大门再次打开。考察中国科学院与英国皇家学会20世纪六七十年代科技交往的过程,体现出外交部门以及两机构的管理者为开展中英科技交往所做的不懈努力,也反映出政治和外交因素在其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