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Law and Commercial Legislation: Consensus, Problems and Options——Taking Commercial Agency as an Example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dification of China's Civil Code, the academic consensus has been to make commercial legislation systematic and establish commercial norms with proper legislative expression. Many direct and indirect commercial norms in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Law provide evidence that civil law has been turned into commercial law. However, a general overview shows that the absence of related norms, including agency in duty, reveals that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Law is lacking commercial law's characteristics. In addition to the Civil Code, using General Rules of Commercial Law is a relatively reasonable choice for commercial legislative arrangements, such as norms in relation to agency in duty. Taking commercial agency as an example, legislators should adopt problem-oriented and limited systematic patterns of "residue law" instead of unified patterns of codification.

法典化目标下税法总则的功能定位与立法逻辑

我国税法典编纂应坚持汇编型法典与体系型法典之间的综合方案,以提升立法质量、回应征管实践需求为核心。创制税法总则,确保必要程度的抽象性和引领效用;汇编单行法作为分则,尽可能维持既有立法成果和规范体系。税法总则应秉持回应社会经济生活的实践品格,前瞻性地考虑征纳活动的疑难问题,规定对税收征管影响重大的税法基础概念、基本原则、基础制度等,以向法律适用者提供可资援引或参考的判断依据为其创制思路,加强其在分则规则回应不足情况下的规范补充角色;同时,保持一定的体系开放性,赋予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法律续造的空间,探索从税务执法和司法活动汲取总则制定和修订思路的创新路径,将其中可反复实践的一般性规则转化为税法总则的条款,实现税法典法律规范的更新迭代,提升税法典的包容度和回应力。

税法总则立法框架下纳税义务体系的构建

纳税义务体系是税法总则的基础性概念,是现代税收债法建构的核心范畴。纳税义务体系在主体内容上包括纳税义务、扣缴义务和第二次纳税义务,与纳税义务有关的附随义务还有相关程序上的协力义务等相关义务。从程序上看,纳税义务的发生、履行与变更、消灭皆遵循税收程序法的明确规定,并因税种不同而存在差异。除了法定的明确纳税义务以外,在税法上还有类推适用与核定征收、溢缴税款与双重征税以及产生税收利息与滞纳金的特定情形,需要遵循交易实质、要件明确性和适度区分负担的原则加以解释和处理。我国应在税法总则立法框架下建构以纳税人为中心的纳税义务制度,并在具体税种制度中加以类型化并制定明确的规则要件,使得纳税义务体系在总则法、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理论与适用实现协调统一。

法典化目标下税法总则立法的三个问题

《民法典》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法典化时代。法典化研究在多个法律领域都取得了进展和成果。随着税收法定原则加快落实,以税法总则为龙头的税法法典化被提上日程。税法法典化是历史的、逻辑的和现实的统一。其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符合近代历史以来世界法典化的普遍性规律。在法典化目标下,税法总则作为法典总则法、纳税人权利平衡法、税收行政行为规范法,又决定了其立法逻辑上有需要解决的一系列特殊问题。在此基础上,税法总则应构建税法原则、纳税人保护、纳税义务、税务行政规范制定与解释等支柱性制度。

当前关税法立法若干重要问题探讨

目前我国首部关税法即将问世。关税法在法源上应是关税领域的基本法律,在内容上应完整规定实体和程序制度,在体例上保持适中规模,在价值上平衡好征纳双方间的权义关系。关税立法横跨海关和税收两大法律领域,关税法出台后《海关法》应仅规定担保、保税监管等少量共通制度,对于《税收征收管理法》和计划制定的税法总则,关税法可以规定直接适用特定的共性规则。在国别比较的基础上,我国关税立法架构应以规范征税权为主线。关于关税法具体章节的重点难点问题,一是税则、税率应提高立法权限,从而落实税收法定要求;二是取消进境物品的行邮税制,与货物的关税制度相统一;三是减免税制度应单独成章,以规范各类型的减免税规则,并将保税等制度作为特别征收措施纳入其中;四是在征管程序中,关税确定程序应从征收程序中分离,并体现通关便利的海关改革趋势;五是将法律责任设为单章,增加责任减免制度以及完善海关行政责任。

金融企业资产减值准备金的计提和影响

金融企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可以使会计信息的质量和有用性得以提高 ,而各项减值准备的计提 ,面临着计提比例和范围不确定、与税收政策矛盾等问题 ,因此 ,应注重提高会计人员素质 ,培育完善价格体系 ,同时会计制度制定部门与税法制定部门应多加沟通、相互协调 ,以提高会计制度的可操作性 ,使信息使用者据以做出正确的预测和决策。

税收法定主义的演进脉络、路径依赖与完整谱系

税收法定主义以“纳税人同意”为核心诉求,最早呈现为平等磋商式的直接同意,后于议会主权时代异化为代议式间接同意,在反思间接同意能否真正反映纳税人意志的基础上,直接同意以另种形式部分复归。我国学界和实务界习惯在“依法行政”项下理解税收法定,早期片面强调依法治税,后将其与法律保留等同,但未从“纳税人同意”的角度加以把握以致此二要求均有形骸化之虞,契约式直接同意更为当前实践所轻视。2020年完成既有税种立法仅为落实税收法定的里程碑而非终章。以《税法总则》为代表的税法建制要彰显契约精神,循推定和参与两条路径探求纳税人直接同意,重心是以半数法则、“树果原则”拘束税收立法,使课税仅限于财产权“附有”社会义务的程度,同时为纳税人有序参与预留制度空间。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税法总则”的立法框架与特色章节

在编纂综合税法典的视角下,起草“税法总则”是必经的第一步;欲达此目标,比较法视野不可或缺。世界范围内税法体系的构成分为综合法典、通则法典、分散模式和中间模式四种。其中德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克罗地亚及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六部税法典,就各法典规定的共同事项、多数事项、特有事项及立法框架展开比较,可以为我国“税法总则”立法框架的设计提供足够的启发。例如,依循“总论→实体法→程序法→救济法→处罚法”的主线采9章制结构,以及整体篇幅采“小总则”型、未来向“中间型”发展等。为顺应数字经济与信息时代的发展和回应国际税改最新成果而分别专设“以数治税与信息保护”和“国际税收征管协助与互助”两个特色章节,既满足新时代条件下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或许还可成为世界范围内立法框架的创新。

税法典目标下税法总则的功能定位与体系安排

税法总则作为未来《税法典》之总则法,对内可统领税收实体制度与程序制度,有助于完善税收法律体系;对外可沟通其他法律部门,确保各项税法能融入国家法律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税法总则作为纳税人权利与政府权力的平衡之法,既可以通过纳税人权利保护理念的落实,营造和谐互动的征纳关系,也可借由税法的规范性,提高税务行政的规范性与效率。同时,作为立法、执法、司法活动之指导法,税法总则也有助于税收领域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在税法总则的体系安排方面,法学视角的体系安排应予重视。既要关注静态法律条文层面的体系安排,也应将法律关系的运转作为动态考察,厘清全面发挥税法总则各项功能所应具备的结构,并基于问题导向,科学谋划立法的具体内容。

税法法典化视域下中国反避税体系的重塑

在税法法典化的立法趋势下,现行分散立法模式下的税法体系迎来了重塑的契机。本文在全面梳理我国反避税体系重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综合考察其他国家(地区)先进立法经验,为我国反避税体系重塑提供了基本思路。本文建议采用顺应国际趋势的主客观二元标准的立法路径,在《税法典》总则编中设置作为税法一般规则的一般反避税条款,并将现行反避税实体规则及程序规则予以统筹、整合后调整至《税法典》的对应编章,同时对反避税重要概念予以立法明文界定。

税法总则目标下税收效率原则的功能定位与制度保障

凝聚改革共识、实现税法体系融贯、指引税法规则完善,是税法总则制定的基础。既往学术界对税收效率原则疏于关照,相关论述多借鉴自税收学成果,未在税法领域进行充分的体系构建,难以权衡实践中税收效率原则与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间的冲突。税收效率原则以“弃实就虚”为特征,是资源有限背景下实现民主目标的漏洞填补方式,即:对税收法定进行“目的性扩张”,导向一种相对法定主义;对税收公平进行“目的性限缩”,体现为相对公平的要求。在建制逻辑上,既要遵循比例原则的理论检验,也要经由立法程序的共识凝聚与个案平衡的制度保障,实现税收效率原则与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的统一。

税法总则立法的基本问题探讨——兼论《税法典》编纂

当前我国税收立法正在加快推进,单行税法有望近几年全面完成立法。制定单行税法只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第一步,为了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和保障性作用,呼应《民法典》的编纂实施,提高税收法律的体系化和科学化,实现税收治理法治化,有必要尽快制定对单行税法起统领作用的税法总则,并在此基础上编纂《税法典》。税法总则是税收领域的基本法、总则法、平衡法和总则编,应当处理好与《宪法》、财政法、行政法总则、《民法典》和《税收征管法》等法律的协调关系,以法律关系为主线确定立法架构,着力破解税收领域的基础性法律难题。要按照"两步走"的思路,汇聚万众智慧,吸纳中外法典精华,努力编纂一部展现我国智慧、体现时代特征、在国际上具有示范效应的《税法典》。

论《税收征收管理法》中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授权立法条款的增设

财税主管部门为应对新冠疫情颁布的特殊税收政策,虽均以减免税措施为主要内容,但并非皆为税收优惠;虽欠缺形式上的立法授权,但从信赖保护原则和合法预期保护原则的一般法理着眼,具备有效性。为妥善解决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特殊税收政策的应急立法授权问题,应当首先在《立法法》《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增设有关应急授权立法的一般性规定,再于事实上扮演税法体系“母法”角色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增设应急授权条款,将非紧急情况下特殊税收政策的立法权授予国务院,时间性要求紧急情况下的立法权则授予财税主管部门,同时辅之以追认和备案等立法监督制度,以及从简适用有关立法程序性规定。

宪法基本国策条款如何进入税法“总则”——规制时代税收法典化的困境及其破解

税法“总则”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实现税法体系化的基本形态,亦是税收法典化的基础性工程。然而,规制时代下“解法典化”的趋势,使得税收法典化陷入规范封闭性与现实开放性之间矛盾的困境。宪法基本国策条款的客观法秩序性质,使得其在具备规范拘束力的同时能够保持结构的开放性,赋予国家义务的同时通过“反射性利益”及其主观化来保护公民的权利。由此,宪法基本国策条款可以成为破解税收法典化困境的有效路径。具体而言,宪法财政基本国策条款确立的发展导向需要通过税法“总则”的立法目的条款予以具体化。在坚持适度法典化的通则法定位基础上,以量能课税原则、受益原则和国家辅助原则的多元互补重塑税收公平的内涵,并在程序保障之下,通过立法沟通机制,最终形成“规则—责任”相衔接的立法体例。

《体育法》中体育税收条款的创制论析——以体育税收规范整理为基础

作为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工具,税收政策频频出现于体育场域。与之相应,体育税收"政策主导,法律稀缺运行"、"竞赛主导,其他产业虚置"与"免税主导,其他工具缺位"既构成中国体育税收治理的显著镜像和规律,又成为中国体育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障碍与威胁。鉴于体育税收条款的独特价值,科技、教育、文化与卫生法中税收条款的立法经验和域外体育税收条款的创制规律,应植根体育发展规律,立足中国既有体育税收政策实践,在《体育法》中创建一个由体育税收一般条款、体育税收优惠条款和体育税收征管条款三个层次组成的体育税收条款体系,以此打通体育税收政策与法律、体育法与税法之间的互通通道,实现体育税收政策的法律转向,助推中国体育又快又好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