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维时期至今的“辋川别业”山水空间变迁探究

唐代王维辋川别业诗、画、园兼备,是现代园林史研究者公认的最重要的唐代造园案例之一。以往研究多集中在辋川诗文、绘画与二十景现地方面。由于考古数据的缺失,很少有涉及辋川别业山水空间层面的研究。对于园林研究来说,“空间”层面的研究是无法回避一部分,以当今辋川地理山水空间为基础,利用古文献、地理信息数据和20世纪60年代卫星图等资料,分析王维至今一千多年以来辋川别业所在地——辋谷可能发生的山、水变迁内容,最后大致推测出王维时期的“辋川别业”山水空间形态。

地理空间视域下王禹偁贬谪诗的审美情感

王禹偁在商州、滁州、黄州时期的贬谪诗中描绘了不同的地理空间特征,这些地理空间的建构深刻地影响了他诗歌创作的审美情感。政治失意和贬谪命运使王禹偁情感受挫,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产生了特定的审美心理;贬谪地的地域风物和民情风俗给王禹偁带来了全新的感知和想象方式,并对其审美情感进行重构;贬谪文学的创作让王禹偁获得心理宣泄和心灵升华,这份超越性情感也使他个人的审美情感逐渐与中华民族审美理念融为一体。

一人两志:隋代将领王赟墓志考释——兼论王赟之子初唐名将王文度

有关隋唐时代一人死后有两方墓志之状况,迄今未见学界有专文探讨。初唐将领王文度参与唐朝开疆拓土战争,东征西讨建立功勋。王氏先后于贞观十四年、永徽六年两次请人为死于隋大业十一年的父亲王赟撰写墓志,墓志蕴含王氏祖上、王赟本人、王文度在唐为官诸多信息,弥足珍贵。本稿探讨两方墓志所见王赟祖上事迹之差异,王赟本人在隋朝为官及死于方州,王文度两次请人为其父撰述墓志之经纬,考察隋唐时代一人两志现象产生的成因。

北宋扬州诗人王令用韵考

文章考察北宋扬州诗人王令485首诗用韵情况,归纳出其用韵18部系统,并对其韵部系统进行分析。

对王维“诗中有画”的再讨论

苏轼评王维语"诗中有画"关涉中国画尤深。中国画的特殊在于它的象征意蕴即诗意。学界对"诗中有画"的争论,焦点在"画"之一字。许多人将其中的"画"理解为中国画特有的意境,不免使"诗中有画"变成"诗中有诗",落入了循环解释。苏轼评价王维的画,着眼在后者的画风具有明显的文人写意特征,不拘泥于外在的工细造型。王维诗同样以写意见长,与其画风有一致处。苏轼所洞见到的,正是王维诗对形似的超越。

西学与义学的融合——近代上海沙船业著姓王氏家族办学研究

上海百年名校南洋中学由晚清沪上沙船业著姓王氏家族所创,自甲午战后至民国年间,在创校者王维泰及继任者王培孙叔侄的苦心运筹下,学校历经了从旧式族塾义学到新式国民学校的嬗蜕,并在新式教育发轫之初中西文化显现张力的时代背景下,卓有成效地探索出一种"西学"与"义学"相融合的办学模式。这种模式既不同于教会系统,又有别于官绅兴学,是传统家族办学遭遇"近代化"之后表现出来的独特的文化适应力。

怀王之约与汉承秦制

怀王之约是在六国宗室的王位继承权获得普遍承认的背景下,以楚为盟主的反秦军约定的对战后秦国的处置方案。按照怀王之约,率先入关的刘邦本应以秦王的身份统治整个故秦之地,恢复秦统一前七国并立的局面。虽然由于项羽对怀王之约的曲解,刘邦只成为了汉王。但在项羽的分封体系中,汉政权建立的法理依据仍然是怀王之约,它同样是关中秦地政权的延续。所以刘邦在进入汉中后即开始逐步废除楚制, 转而行秦制。

发现“王学”真正的命脉——王安石“字学史”初论

在北宋“选举社会”推动下,王安石勤修“举业”,以“字学”为基,成功中举;入官后,王氏“字学”更见规模;晚年卓尔成家,绵及后世。在此“字学”发展史中,王安石遭逢庆历学风之变,首先力革个人早期“举业化”的“字学”观念,转求义理。其次,又围绕“义理化”的“字学”,重治群经,力主内圣,圆通“王学”,开拓出“宋学”新局。所以,王氏“字学”堪称“王学”主脉。

王鹗与元代金史撰述

在元代所修宋、辽、金三史中,《金史》颇为学者所赞赏,这与元初名臣王鹗的艰辛努力密切相关。王鹗不但是元代金史纂修的倡导者与开启者,而且所撰写的《汝南遗事》一书与所辑集的金代史事,为金史的撰述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他的史学活动为元末《金史》编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刚明清肃”到“雅好清言”——十六国北朝北海王氏之门风与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

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海王氏家族原本出自寒门小族,门第低微。王猛以其英豪之才,辅佐前秦苻坚,推进胡汉融合,彪炳史册,奠定了其家族发迹的基础。王猛孙辈入仕北魏,至北魏孝文帝力行汉化,实施族姓制度,王猛曾孙辈挤入北朝新兴士族的行列,北朝后期,已成为世所公认的"好门户"。随着其家族门第的不断上升,北海王氏的家学门风也日趋雅化。王猛思想驳杂,从政"明刑峻法",兼综儒术与道术,崇尚实务,表现出非儒学世族的色彩。北魏中期以后,北海王氏人物多"儒缓不断",其经国济世的心态与能力比之祖辈明显下降。北朝后期的王氏名士深受南朝玄化风尚的影响,崇尚清谈和文学,行为疏诞,成为当时玄化名士群体的代表。在家族内部,王氏人物重视儒家伦理教育,尤重孝友,擅长朝仪,以此维持其家族门望。

论庄子哲学的政治意蕴——以《应帝王》为中心

庄子将治天下视为圣人之"余事"。《庄子·应帝王》通过对有虞氏的批判,道出了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以天下人自治的方式藏天下于天下的政治观念。圣人将天下归还给了天下,从而使得政治走出治乱循环的道路。同时为政者治理天下摆脱了以牺牲自己身体为代价的困境,消解了政治的异化,从而自身从容有余。天下之物本所具有的自发性与自觉性得以有机会脱离人的机制而面向天的机制,这也是其从为政者的"有心"统治宰制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从而能够自正其性命。由此,政治以统治的形态所展开的治理天下的方式得以退隐,无为而治的政治之道在此开显。

王士性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影响

王士性是明代后期的大地理学家,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人文地理方面。王士性深刻认识到地理学的区域性特点,注意分析各地自然环境与人文因素的差异。在经世实用思潮的影响下,他形成了后来称之为“郡国利病”的思想。王士性还具有动态性的观念,认为地理现象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他同时又是一个环境决定论者。他的地理学思想对明清之际的学者,特别是顾炎武,产生很大的影响。

元人王恽生卒年考--兼与韦家骅先生商榷

关于元初著名文士王恽的生年,学界历来说法有三:1226年、1227年和1228年,韦家骅考证其生年为1226年,此说一出,几成定论。本文认为韦说计年方法有误,王恽的生年应当为1227年。

《全宋诗》中误收元代王圭诗考

《全宋诗》王珪集中误收元人王圭诗23首,兹作考辨,明确归属,以供研究者参考。

顾野王之《说文》研究索隐

《说文》是中国语言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历代均有研究。但由于资料欠缺，唐以前的研究暂告阙如。梁顾野王编写《玉篇》，大量引用《说文》，且对其训释作了补充书证、补充注释、沟通古今字同源字等工作，某些注释与清代《说文》学泰斗段玉裁相比也毫不逊色，理应在《说文》研究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王力《古代汉语》部分释义商兑

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中某些释义有待商榷,如:"少益耆食"中的"益"是"稍稍"之意而非"更加"之意,"大叔完聚"中的"聚"应为"聚粮食"而非"聚百姓","矢贯余手及肘"之"及"应为"和"之意而非"到"之意,等等。

从“王”到“士”:中国古代身体规训的转折——《论语》和《道德经》的知识系谱学考察

老子《道德经》通过修身、养德、惜民实现了对"王"身体的规训,而孔子则通过礼和仁实现了对"士"身体的规训。从老子王之身体规训到孔子士之身体规训,体现了随着时代生产力发展,尤其是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这种身体规训的变化,在身体发展史上,产生了契应于中古"道-学-政"传统的重大历史影响。

明代漕抚创制史迹考略——以王竑为中心

以王竑为中心的明代漕抚创制过程,实际包含两条线索轨迹:一是由永乐以来的单一武职总漕,演变为文武双轨制;二是由宣德以来对南直隶江北派设的巡抚,演变为由文官总漕的兼职。明清以来史家多关注前者(漕)而忽略后者(抚),导致一方面混淆了二者的概念和时间次序,另一方面则忽视了王竑之前南直隶江北地区行政管理体制不断调整并日趋稳定的史实。漕抚定制的真正意义在于使永乐北迁后明廷必须解决的南漕北运和加强对南直隶行政管理得以有效兼顾。此外,王竑两任总漕之间的七年间,文官漕抚的职位虽无人填补,但其权力却有所分散、转移,其中监督各府州仓粮和卫所屯粮之权由"总督南京粮储"都御史接收,而管理河道和镇守淮安之权,则重新归属于漕运武臣之手。

关于王敦幕府的考察及推论

王敦幕府佐吏今尚可辑得50余名,从其区域构成状况,可以见出荆、江督帅王敦与扬州士族豪强之间存在很大的亲和性,扬州吴姓士人是王敦功业活动的重要社会基础;对王敦晚年的"不臣之心""专擅之迹",江南籍幕佐比北方籍幕佐表现出更大的容忍和顺从。如此,所谓王敦之乱,就不单是反映了方镇与中枢的矛盾,门阀与帝室的矛盾,也反映了扬州士族与北来侨姓的矛盾;它不单是东晋"荆扬之争"的序幕,同时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西晋末东土豪强"三定江南"的余波。

天王合一与执一无为——竹简《文子》与竹简《老子》合论

竹简《文子》与竹简《老子》的思想主题多处呼应,该文选取“天地”、“帝王”、“执一”、“无为”等核心范畴进行分析,论述了天地与万物、天地与帝王的关系以及“执一”的具体含义,认为道家的“无为”实际上是“为无为”,越是有地位的人越需要“无为”。竹简《文子》强调帝王要“执一无为”,以求得“功遂天地”,而不仅仅是“富有天下”,这是对《老子》思想的发展,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在政治领域中的重点在于“天王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