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诗词维译本翻译研究——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维译本为例

诗词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也是中华传统语言文化之精华。用典生动深刻又恰到好处,是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文章中的一大特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引用了较多古诗词,深入理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的用典,对我们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的深刻蕴意,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维译本中,对所引用的古诗词做了很好的翻译处理,该文节选引用中的部分古诗词,分析其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不仅可以加深对维吾尔语言特性的了解,帮助人们认识语言间的区别和联系,也能更好地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在各族群众中的传承弘扬与赋能发展。

全球治理区域转向背景下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的构建:成就、问题与未来发展

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日益凸显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建立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蓝色经济和产业合作、海上能源资源开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数据信息资源管理、合作机制建设以及区域海洋治理探索等方面。然而,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如合作机制碎片化且作用有限、法律基础以软法为主和约束力不强、各国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和国内立法体系庞杂、内部争端的存在和外部势力的影响等。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未来发展,首先应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其次应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最后在具体路径方面应利用协调现有的合作机制、推动软法向硬法过渡、拓展“蓝色”合作领域以及建设危机预警与管控机制等。

综论中国古代司法文明

中国古代司法文明是法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深厚而又优秀的法文化为基础。中国古代司法文明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和法律智慧的结晶,在世界司法文明史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准。中国古代司法文明的先进性和典型性体现在皋陶作士造律、人本思想与明德慎罚的司法原则、坚持“五听”、限制刑讯的司法程序、律法断罪、罪刑法定、法理情三者统一的司法考量等方面。中国古代的司法文明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和历史借鉴,对当代司法文明建设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都具有弥足珍贵的史鉴价值。

从北宋榷茶看中国古代国家与经济关系的法制特质

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知,离不开对国家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禁榷制度是国家作用于经济的典型代表。以北宋榷茶为例,其揭示了中国古代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以及由此体现的治国理念:重公权轻私权的公私观、“利出一空(孔)”的管商之学和轻重理论对利益的国家垄断。在宋代榷茶制度之下,国家垄断的结果是民贫,这里的“贫”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也体现在政治权力方面,体现出弱民的治国理念。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研究的学术回顾与探讨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研究涉及内容广,时间跨度长,是相关学科研究关注的重点。研究内容涉及各个时期乡村的治理理念、制度安排、政策走向、具体举措以及治理效果等,成果十分可观。全面系统地分析梳理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有利于厘清学术分歧的关键所在,从而不断推进研究的深入开展。

论中国古代“治世”的概念、内涵及其影响

“治世”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追求的最高形态之一。早期“治世”概念道、儒、法、墨诸家并用,后被佛教化用,最终主要成为儒家治国的理念。“治世”的内涵具有一整套理论体系,物阜民丰、户口大蕃、任用君子、德治刑措、重文备武、四夷来朝等是最主要的内涵。“治世”这一概念,还催生出了一系列衍伸内涵,并与之成体系,比如治世之音、治世之礼、治世之文、治世之诗、治世封禅、治世祥瑞。“年号加盛世”的组合概念,古人使用得极少。在典籍之中,盛世主要运用在“唐虞盛世”“三代盛世”等三代时期,“开元盛世”古人称为“开元之治”,鲜有“康乾盛世”的提法,“年号加盛世”的概念多为今人对古代国家物阜民丰状态的概括。作为概念的“盛世”运用多于“治世”可能还要到近代以后。“三代之治”与“贞观之治”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套治世体系:前者是虚构可层累的概念,往往被学人借用为申说自身治国理想的工具;后者实际发生过,是古人艳羡与师法的对象。

新时代高校治理效能优化需遵循的基本原则

高校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高校治理效能优化,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高校治理框架“主心骨”这一根本原则,确保高校治理的正确方向;坚持立德树人是高校治理的根本任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是高校治理的根本遵循,确保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坚持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高校治理的重要使命,确保高校发展与国家发展战略和民族复兴主题同频共振、同向同行。进入新时代,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发展行稳致远须在治理效能上牢牢遵循上述“四个坚持”的基本原则,在提升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同时,着力提升办学质量,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合作原则下中国特色词汇的英译研究——以2018—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情况愈加重视。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对外宣传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工作报告》作为一种传播中国文化、表明政治立场和体现发展方向的重要外宣途径,其中国特色词汇的英译策略对外宣效果有着重大影响。在对《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中国特色词汇的研究工作中,我国学者提出了众多有效的翻译策略,并且前人研究也充分证实了合作原则在翻译文本中的理论指导作用,但是在合作原则与翻译方法的结合,以及中外双方的“相互过程”方面略有欠缺。因此,笔者在力求保证翻译目的的前提下,结合格赖斯的“合作原则”理论,探究2018-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中国特色词汇的翻译策略,以期扩展合作原则可应用的翻译文本类型。

中国古代的自主学习思想探析

从自主学习的价值、自主学习的原则、自主学习的教学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古代的自主学习思想。中国古代学者强调为学贵在自求自得 ,注重立志、学思结合、知疑善问、自我省察、相互切磋等自主学习原则 ,主张遵循启发式的。

古代中国基层自治实践对现代公共管理的意义

古代中国基层公共事务的自治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前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涉及并不多。拟通过文献分析和史料分析,研讨古代中国基层自治实践的特点,认为它通过互济互助解决乡村基础性公共事务以及公共事务的伦理治理方式,形成了公共管理的一类模式,透现出公共管理的特征,并对现代公共管理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若干问题的思考

全球海洋治理是全球化的深入、全球海洋问题的频发、全球治理理论的发展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中国自身发展的动力和国际社会的呼声则决定了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成为一种必然的政策选择。中国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进程中应着重注意支撑动力、重点领域、基本原则等问题,并妥善处理好全球海洋治理与国家内部海洋治理的关系,从而为中国顺利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保障。

中国古代廉政思想源流辨——兼与杨昶先生商榷

对中国古代廉政思想进行源头上的考察,必须把握廉政实践活动和廉政思想认识两个概念的区分。廉政实践活动与廉政思想认识的产生呈现出不同步性。“廉”作为一种为政道德实践活动,已经萌芽于上古原始社会末期,而廉政思想认识则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周初“六廉”的提出,是廉政思想产生的标志。春秋战国时期各派思想家虽对廉政思想做出了不同解释,但廉政思想一直为中国封建社会历代思想家所继承和弘扬,从而为当代社会加强廉政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积淀。

韩非子的权力制约思想

从人性"自为"、"自利"的认识出发,韩非子为君主尽心谋划权力制约之道。在权力制约的对象上,他提出以近臣、重臣、朋党为权力防范的重点。在权力制约的方法、手段上,他主张法、术结合,要求君主在以法治吏、以法制权的同时,掌握"术"道,以"术"察奸止奸。韩非子的权力制约思想对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机制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心,也是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总结。为了巩固国本,历代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重民、爱民、富民、养民、教民的政策和措施。尽管世易时移,其中仍有超越时空的合理因素,对于今天的国家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一个中国”原则的法治思维析论

将法治思维运用于两岸关系研究,不应仅将法律规范作为一种复现政治立场的工具,更应是为解决两岸间的棘手问题提供可资适用的法治策略,继而使法律规范实现从"法理立场"到"法治策略"的功能嬗变。在法治思维下,"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内涵可从法律发生意义和法律实施的角度两方面加以理解,而解决"承认争议"则构成巩固"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意识。通过构造和运用"宪制-治理"框架,为运用法治思维巩固"一个中国"原则提供了可能路径。

“不易”并非“不容易”——对释道安“三不易”的误释及其辨正

东晋释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中的"三不易"之"不易",一直被训释为"不容易"。而从文字训诂及道安一以贯之的翻译思想来看,"不易"之"易"宜作"轻易"解,"不易"宜作"不变"解。"不易"并非"不容易",而是不变、"不轻易"或"勿轻易"之谓。"三不易"是为了规避"五失本"而对译者提出的三条"勿轻易而为",概言之:勿轻易以古适今、勿轻易以浅代深,勿轻易臆度原典。可视为翻译的"三戒"。假若将"不易"解释为"不容易",便会把"三不易"当做三条"不容易"做而又要努力去做的事,这不仅不符合"五失本"与"三不易"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且完全颠倒了道安的原意。正确训释和理解"三不易",对于中国传统译学理论的阐发和当代中国翻译理论及翻译文学的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

基于特殊的人文地理与政治地理观念,华夏先民确立的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基本框架是:将与周边民族或地区的关系视为国内各地区间关系的延伸,用解决国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处理和其他地区间的关系。中国曾试图将方国、郡县、羁縻等国内的地方统治模式推广到全东亚,至明清才最终形成了宗藩体系。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演进分为方国体系、郡县体系、羁縻体系与宗藩体系四种类型,标志着四个历史时期。

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的主要特点及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治理体系具有鲜明特点,大体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在行政体制上以实行中央集权制为主体,在治理理念上崇尚“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局面,在思想文化领域以儒学为正统和主脉,在制度建设上重视顺应时势革故鼎新。其治国安邦实践可概括为“三个世所罕见”,即治理难度之大、治理经验之丰富、治理成就之大世所罕见。中国古代治国理政实践的当代启示可归纳为五点: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大力推进文化建设,努力维护社会稳定,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继续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古代廉政法制经验的现代启示

发端于农耕文明的古代中国欲维持其静态的社会秩序,就必须依赖庞大的官僚集团,而这一集团的廉洁与否则关系统治阶级秩序的稳定。因此,传统中国很早就发育出相对完备的廉政法制体系。但是,由于集权体制与官僚政治有许多自身无法克服和超越的局限,中国古代的治吏实践总体来说又是失败的。中国古代廉政制度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可为当下中国廉政法制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试论中国古代司法传统中的善治艺术

司法的最高境界是善治艺术。中国古代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司法官员们,能够高度自觉地将其道德良知、人文关怀、博爱精神、美学原则以及正义情感,以艺术性的方式、方法与风格,创造性地表达并融贯于其自身的司法实践过程之中,最终有效地化解了社会纷争。中国古代司法善治艺术形态主要体现在司法官员们的"父母官诉讼"式的亲民艺术情怀,以及正名分、重人伦、美教化、厚风俗的德礼教谕艺术。古代司法善治艺术是中国传统司法经验、理性和智慧的结晶,无疑能为当代中国司法文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本土法律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