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基于特色文化空间构建的大遗址文化产业集群空间规划机制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与空间规划机制还存在诸多缺陷。如何扭转市场颓势,弥补区域产业发展因区域治理和空间规划机制缺失而遭受的损失,是各类产业集群化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研究文化空间构建与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的联通思维模式,统筹考虑汉长安城遗址文化产业集群的空间规划机制设计与实施管理,从文化空间氛围营造、文化产业空间布局及文化产业集群空间近远期规划层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政府行政成本畸高的成因及对策

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的执掌者在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发生一定的成本支出是必须的,但如果通过权利"缺位"与"越位"进行寻租,偏离为社会服务的轨道,异化为集追求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为一身的混合体,则必然导致平庸、无效率和腐败,从而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规范政府运作方式、决策行为,强化外在约束,改革预算管理制度、财经制度,建立严格的审批责任追究制度、违规惩戒制度成为当前行政改革的一项紧迫课题。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旅游开发的政府规制问题、成因与对策研究

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旅游开发的政府规制进行了研究,发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旅游开发过程中的政府规制存在着规制主体职责履行缺位、规制法律法规缺失、规制监督力度薄弱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有政府规制理念偏差的原因,又有政府规制体制不健全的因素,还与现有的规制体系缺少社会参与有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旅游开发中完善政府规制的主要路径:树立正确的政府规制理念,健全政府规制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政府规制过程中的社会参与和监督力度。

试论鄡阳平原上的汉代豫章郡城

两汉时期,古鄡阳平原是豫章郡的中心区域,这里县城密布,战事频生,豫章郡治也应当设立在这里。南朝初期,古鄡阳平原发生地质沉陷,变为鄱阳湖南部水域,豫章郡治随之迁徙到南昌,导致汉代豫章郡治变得隐晦不明。通过汉代的县域设置、豫章郡治的湖泊文化氛围、发生在豫章郡治周边的大规模水上战事、豫章郡治周边的地名等一系列的考察,不难明了汉代豫章郡治设立在鄡阳平原这一事实,而古鄡阳城遗址极有可能就是郡县合一的古城遗址。

致毁知识与科技伦理失灵:科技危机及其引发的智业革命

以致毁知识不可逆增长为核心的科技危机是人类面临的最大的危机与挑战。化解科技危机,当前既有科技发展的乐观派、认识误区根深蒂固、科技发展模式的内外缺陷等难点,更有科技伦理失灵、"囚车剑魔"(PTSR)四大困境、科技冷战与军备竞赛等制约因素。在知识极易扩散的互联网时代,科技伦理因不能约束所有研发活动而失灵,目前兴起的基因技术伦理、人工智能伦理等尖端科技伦理难以奏效。化解和应对科技危机与科技巨风险,必须大力推进以社会科学与交叉科学崛起为特征的新科学革命、以受控技术崛起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以智库与文创产业崛起为特征的新产业革命及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大转型。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摆脱修昔底德陷阱,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世界的和平发展和永续繁荣。

人工智能风险研究:一个亟待开拓的研究场域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其所引发的风险问题逐渐得到学界的关注。概述了当前人工智能所引发的风险事实类型,以及未来的AI重大风险——强人工智能风险的可能实现形式,并指出,当前的风险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难以遏制未来人工智能风险的不断扩展,如伦理约束失效、企业自治失灵、技术恐怖主义、创新无禁区困境等。认为学界应积极推进人工智能风险及其治理研究这一专业领域的形成与建设,并对其分析准则、AI风险类型,以及治理体系构成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生命科学两用研究的治理——以H5N1禽流感病毒的研究与争议为例

通过对H5N1禽流感病毒的改造带来争议的分析,并以美国对两用研究进行监管与治理的实践作为案例,来探讨生命科学两用研究的特征,以及两用研究治理范式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尽管美国近年来不断完善两用研究治理体系,从科研经费申请、研究过程到成果发表等对两用研究进行全程管理,但是远未达到预期目标,以此揭示出生物领域科技重大风险治理的艰巨性与紧迫性。回顾美国风险治理范式形成的历史与制度逻辑,认为应该拓宽对科技风险的理解,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负责任地发展和治理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

城市治理视角下古城复兴项目策划浅议——以西安城墙遗址及周边更新规划设计为例

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遗址是城市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承载了城市文化价值,但在职能部门条块分割体制下,大遗址及周边地区曾是城市治理的盲区。大遗址及周边地区的更新,既可以通过城市文化空间来构建价值体系,又可以实现城市的精细化治理。文章在城市治理视角下,探讨了古城复兴项目策划的基本框架,以西安城墙遗址及周边地区的城市更新规划设计为例,确立了准确识别问题、细分利益主体、把握关键领域、精选治理手段、动态评估效能的治理流程与方法,提出带状纵深模式(明清城墙)、框架填充模式(隋唐城墙)、文化绿核模式(唐大明宫)等典型模式。

北宋洛阳东城衙署庭园遗址复原研究

衙署园林是中国古代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现存的宋代园林却尚无完整实例。洛阳东城发掘的宋代衙署庭园遗址,无疑为北宋衙署园林的研究提供了典型实例。以考古发掘报告及现存遗址作为复原基础,结合同期衙署园林营建背景、建筑规范等资料为复原依据,相关绘画为佐证,对该遗址的平面布局和建筑单体进行初步探讨;并从建筑艺术、植物配置、理水、空间意境等方面对其庭园造园意匠进行分析,总结该衙署园林的园景与园境特点。为后续洛阳东城衙署庭园整体复原研究及北宋衙署园林的研究提供可借鉴的依据。

论殷墟早期发掘中史语所与豫省府间的纠葛——兼及傅斯年、李济普及科学考古知识的肇始

殷墟位于河南省北部的安阳境内,是距今两千多年的商代都城遗址。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进行发掘,开启了殷墟科学考古的起点。但是不久,得到省政府支持的部分河南学界人士介入其中,迫使史语所的发掘工作在1930年前后一度陷于停顿。为解决纠纷,傅斯年频繁奔波于北平、南京、开封之间,协调与地方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虽历经曲折,终使殷墟发掘恢复正常。期间,傅斯年、李济等人利用媒体宣传、学术讲座等形式,广泛介绍科学考古的目的、方法,文物的发掘、研究及保护常识,开了对公众普及近代考古学知识的先河。这场因考古发掘权、文物归属权而引发的纠纷及其解决,不仅反映出民国时期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矛盾,也折射出近代考古学与传统"寻宝"理念的碰撞,在中国近代考古学体系的确立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限我”·“毁我”·“无我”·“鄙我”——先秦诸子治道思想探析

传统文化中所云的治道就是管理国家的学说。面对纷乱不安的季世,先秦诸子提出各具特色的治国方案。儒家"限我"、墨家"毁我"、道家"无我"、法家"鄙我"虽有不同,但都是为了克制"我"的私欲,以就国之大治。在当前社会转型的新时期,如何对待"我"已有新的思考,先秦诸子的有关论述能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