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典籍英译的“深度描写”研究——以倪豪士英译《史记》为例

"深度描写"是人类学中普遍使用的强调细节描写和阐释的研究方法,而"深度翻译"是"深度描写"在翻译中的直接体现。本文以倪豪士英译《史记》为例,对作为"深度描写"的翻译研究涵盖的四个层次:翻译事件本身、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决策和社会文化语境、对本研究的反思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深度描写"的翻译方法对中国历史典籍的外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史记》与传记文学传统的确立

司马迁在史家实录传统基础上开创了传记文学传统。司马迁本没有文学性的考虑,也没有后世所谓的文学观念。他只是努力将人物写活,抓住人物的精神,从人物的活动、人物在事件中表露的性格及心理,揭露出历史变化的内在因素,并由此表现他对历史的评判。但如何将人物写活,生动,有精神,这本身便开创了纪传文学传统。司马迁深刻的历史思想和过人的史识,使得他的人物传记达到了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的高度,这个历史思想就是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所运用的文学写作手段,亦从此生发。中国古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正应从此处去深思。

汉代开国之君神话的建构与语境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的开国之君神话,当然是超现实、超自然的,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中,按照当时的习俗、信仰,建构出来的。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故事都是事后伪造的。故事中的某些元素,可能基于当时的客观事实。而秦末社会政治的风云变幻,群众寻觅真命天子的心理需求,形成了建构政治神话的丰富语境。刘邦有强烈的"预言自我实现"倾向。他以极强的自信心、敏锐的政治嗅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圆熟的人际沟通能力,对其徒众乃至更大范围的群众发出较强的心理暗示。在有意无意的心理激荡中,一连串神话被建构出来和传播开来,超现实、超自然的故事,获得了现实的、俗世的生存空间,在社会和政治活动中发挥了实际的作用,参与了历史的创造。

《史记》的疾病书写

《史记》所载疾病,多与人物塑造、王朝政治及生存策略的叙述密切相关。《史记》中的疾病书写,不仅起到了凸显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命运的作用,也记录了权力斗争和君臣治国之道。这与《史记》注重总结历史教训与生存智慧的史家意识密切相关。这种书写蕴含着司马迁以史为鉴、“贤贤贱不肖”的史学思想,展现了个体生命抗争无常命运的勇气和力量,内涵丰富,影响深远。

司马迁写老子

老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仅次于孔子,对于这样一位深刻影响战国秦汉政治文化学术的思想巨人,司马迁在《史记》中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他第一次为老子作传,在其他历史人物传记中多次征引老子名句,高度评价汉初黄老政治的成果,并运用老子柔弱胜刚强的人生哲学评价历史人物。

“商阪”地望考辨

《战国策》和《史记》都提到的"宜阳""商阪"是战国时期韩国西部两个重要关塞。"宜阳"的地理位置早已被史界确定。"商阪"在司马贞、张守节、顾祖禹、程思泽、钱穆及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相关著述中被认定为今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境内的"商山"。而"商山"之说疑点颇多,不足为信,而极有可能成为苏秦口中所谓"商阪"的关塞,只能是秦孝公十一年(公元前351年)所筑之"商塞",其遗址在今陕西省商洛境内丹凤县城西的古城村。

中国历代小说序跋对《史记》的运用研究

《史记》在中国历代小说序跋中被广泛运用。其运用从汉至清呈增长态势,主要集中于杂录、志怪、传奇、讲史、侠义、烟粉、讽喻等小说文类,而于话本、谐谑、神魔等领域则相对较少。这种状况,与《史记》认同度不断提高有密切关联,也说明《史记》在精神内涵与艺术表现上与前者联系较多,与后者联系较少。运用中,在对《史记》敬仰情绪流露基础上,或以《史记》为据,考证小说成书、内容、存在价值,揭示小说创作精神内涵、艺术风格,或以之为据为小说“梦”“怪”、滑稽书写提供正当性支撑,提出小说阅读审美原则。这些活动进行中,《史记》于小说题材开掘、内涵拓展、笔法孕育、理论生成等贡献可清楚看出。同时,小说,尤其是章回小说较之《史记》重传奇、重虚构、生动形象、文笔铺张扬厉等特征也得到了较充分呈现。

体例精当 匠心运用——中国历史编纂学优良传统之一

史书体例的恰当运用是历史编纂学的重要问题,我们应当认真地总结、表彰古代史家如何匠心运用,做到史书内部组织结构和叙事方法的严密、协调。体例的制定和运用是为史书内容服务的,出色的史家苦心经营,运用体例达到严密、精当,从《左传》《史记》以下形成了优良的传统,显示出中华民族历史意识的发达。经过初步梳理,通过对百卷巨著如何锤炼成有机整体、复杂的篇章何以写得层次分明、众多人物传记如何合理编次、纷繁的纪年如何恰当处理、学术史著作如何达到完善等五个方面的分析总结,彰显中国史家在体例运用上的优良传统。

简论太史公“笔法”——以《史记·外戚世家》为例

本文通过分析《史记·外戚世家》,说明太史公笔法最核心的内容是实录精神。而实录则主要是从人性普遍性出发,设身处地写出特定人物在特定语境中的必然反应,竭力还原历史的固有面貌。由此突破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史学宿命。文章指出太史公笔法的实录精神,其学术思想的根源来自道家学术影响。

《史记》彭本异文拾零

刺取彭本与今本《史记》及三家注的异文八例,讨论彭本在今升级《史记》校点本中可以利用和值得参考者。

《史记》与《淮南子》

《淮南子》是汉代黄老道家著作，它对《史记》的影响主 要在思想方面。《淮南子》在构建天人古今知识体系、对待先秦诸子的思想方法、倡导法与 时变、礼与俗化、主张审微、重时等一系列问题上，给《史记》以深刻启示。《淮南子·天 文训》与《史记·天官书》之间也存在着学术联系。

战国时期秦国统一战争中的若干启示——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

文章通过对《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的研究发现,许多记载较为简略的战争,其战果和影响却是巨大与深远的。对其阅读,能让我们在了解战国战争史的过程中,更为清晰的了解和搜集到杂乱文献中的信息,以及通过地图和地理位置的描述,形象的了解到战争的经过和结果,形成对战国时期的战争更为透彻的了解。

纵死犹闻侠骨香——解读《史记·游侠列传》中的郭解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塑造的布衣之侠郭解,堪称游侠典范。他一生任侠,身上独特的侠义人格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形成了一种特别的道德标准和人生追求。这种侠义人格让以郭解为代表的游侠之士在乱世中能坚持自己的"侠"之道义,值得后世颂扬。

从《史记》看“同义连文”

《史记》中存有大量的"同文连义"语言现象。通过对其具体用例在共时的角度的分析,可发现《史记》中的"同义连文"在音节、语法、语义等方面的特点及其在语义表达上的作用等,从而可纠正以往对"连文"和"同义连文"概念理解上的片面性,并有助于准确理解词义,使古籍文献注释获得确诂。

孙德谦对《史记》取材与体例的研究

清末学者孙德谦在《太史公书义法》一书中从宏观角度推阐《史记》著述之意,并用较大篇幅对《史记》史料采择与编纂体例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孙德谦强调《史记》在取材上多采用从前旧有之传,指出司马迁运用了择雅、阙疑、传疑、录异等多种方式拣择史料。在编纂体例方面,孙德谦区分了《史记》中传记的不同类型,提出的"综观""从长""互著"等特点在理论上也具有参考启发的价值。

孙德谦对《史记》之“义”的阐说

清末民初的旧派学者孙德谦晚年撰成《太史公书义法》一书,从宏观的角度推阐《史记》著述之意,总结出49条“义法”,其中对《史记》撰作宗旨、记述原则等偏于“义”的部分的阐说值得重视。同时孙氏对《史记》中一些疑难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不过,孙氏关于“正《易传》”及《史记》成书时间等问题的论证颇堪商榷。

孙德谦《太史公书义法》写定、刊行时间辨

《太史公书义法》是清末民初学者孙德谦的暮年之作,近来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对于这部书的刊行时间,存在民国12年(1923年)、14年(1925年)、15年(1926年)、16年(1927年)诸说,对其写定时间亦有民国13年(1924年)与15(1926年)两说。通过对《太史公书义法》文本的考察,结合孙德谦往来书信等材料可知,该书写定于民国13年(1924年),刻成于民国16年(1927年)。同时通过考辨也提示研究者在借助序跋考察写定与刊刻时间时需要谨慎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