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信息高速串行传输的差错控制

提出了差错控制编码方法来解决LED大屏幕远程通信系统显示信息高速率串行传输数据可靠性降低的问题。考虑到显示信息发送端和接收端的硬件基础及实现要求不同,提出在发送端采用并行算法结构,并构造了生成矩阵进行编码运算来提高算法的实时性;在接收端采用双时钟串行循环译码电路结构,在伴随式计算后采用高速时钟进行纠错,使得码字较长的编码仍旧能够获得较低的硬件开销并具备较好的实时译码能力。实验及理论分析表明,提出的方案能够实现高效率的编解码运算,编码效率达到98.2%。该方案也有效地降低了误码率,实际应用中误码率至少降低了1个数量级。使用提出的方案实现了显示信息的高速率、高效率串行传输。

明清律结构及私法在其中的地位

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法典以明律和清律为代表。明清律的基本结构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的法典编纂观念 ,稀少的民事规范在律典中杂附于刑法条文的存在方式反映了中国法律传统中民事问题刑事化的典型观念。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大明律》英译研究

《大明律》是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典,直到2005年,由Jiang Yonglin翻译的《大明律》英译本才面世,为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14世纪末期的法文化提供了可能。文章拟从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这一理论视角解析该译本在目的语国家遐迩闻名之原因。研究发现,Jiang Yonglin的译本适应目的语翻译生态环境,凸显译者为中心的翻译原则,保持译文和原文在语言维度、文化维度、交际生态维度的和谐与平衡,最终使得该译本誉满全球。文章可拓宽《大明律》英译本的研究范围,推动中国法律典籍更好地走向世界,从而促进中西方法文化交流。

法律文本的描写性翻译研究——以《大明律》英译本为例

《大明律》是中国古代法律的集大成者,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Jiang Yonglin为实现其文化交流之目的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增删有度、直译或顺译、深度翻译,从而使得该译本誉满全球。

关于儒家的死亡德性论——“大哉死乎”与“顺命”

死亡德性是生活德性在死亡情景中的表现,儒家死亡德性论的内容可以其对“大哉死乎”的论证来概括,而其养成方式则是“顺命”,儒家死亡德性论是目的论的,其目标是追求死亡伟大性。

论明清立法语体的规范化特征

立法语体的规范化是指语体风格的平正、明决、老道、典雅。作为立法语体,成熟期是隋唐,而真正规范化的当属明清。《大明律》的言语表意非常明晰确定,也很显露,无隐喻无象征,这正是立法语体规范化的属性之一。《大清律例》语体风格虽与明律比较相似,但也有自己的特性:既有《大明律》的洁净利落、简易平实的特点,也有自己雅致蕴藉的个性,真正成就了非常规范的立法语体。

试论都察院与明代官方法律知识的控制

有明一代,都察院及其派出机构在监督、考校官员以《大明律》为中心的法律知识方面职责明确。由于《大明律》在明代缺乏标准官方注释,这一职责的落实存在相当的困难。至少从正德末年开始,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都察院及其派出机构在以《大明律》注释为中心的官方法律知识的形成和流通中扮演日渐重要的角色。通过对当时流行的《大明律》私家注释进行评估、选择、整合、重刊,都察院及其派出机构逐渐实现了对官方法律知识的规范化、稳定化,甚至统一化。对百官法律知识进行监督、考校的同时,都察院成为明代官方法律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成为官方法律知识的核心控制机构。

论明代的廉政法制

明代将官吏贪赃犯罪分为"监守自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坐赃"、"出入人罪"、"私受公侯财物"等,并对犯罪官吏进行严厉惩处。明代的廉政建设在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后期,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极端强化,法律权威的丧失,廉政建设也因此而失败。明代廉政法制建设的经验是比较重视廉政立法,严于执法,重视道德教化和法制宣传;其不足主要是过于强调刑法的威慑作用,过于依赖皇权,缺乏综合治理。

明朝前期官府藏书管理探析

明朝初年朱元璋撤销了专司官府藏书的秘书监,对有明一代官家藏书事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然而从明初到明仁宗、宪宗时期,官府藏书事业并没有因此而衰败。究其原因,主要是明初大规模的图书征集,为这一时期官府藏书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永乐大典》的编撰,客观上又对官府藏书进行了必要的编目和整理,使明初官府藏书的管理工作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得以延续。

明代“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律探析

"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是明代新增的律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断出台与之有关的条例,既体现了统治者针对外国的态度,又反映了当时对外贸易情况,更可以看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明代官私注律之风兴盛,对律文不但有细腻的注解,还涉及具体应用的问题。"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律可以分为六个层次:私自货卖违禁物出境与下海要承担的刑事责任;对于挑担、驮载之人进行减等;针对私出及下海货卖违禁物的处理,将货物及车船均没收归官府;针对检举告发者的奖励规定,可以得到所入官财产的三成;涉及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以及因此走漏事情的量刑;"拘该官司"及"守把之人"应该承担的责任等。从律文结构看,"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与明代其他律条一样,试图在情、理、法当中达到某种均衡状态。

学术研究型深度翻译:姜永琳《大明律》英译研究

《大明律》英译本融严谨的学术研究与精准的译文呈现为一体。译者姜永琳注重学术研究,采用深度翻译策略,通过音译补偿、序号划分、互文指引、语义补足、概念阐释等方式丰富主文本译文,通过副文本提供知识铺垫与学术延伸,实现了多维度翻译中国法律典籍、阐释传统法律文化的功能,凸显出译者希冀还原《大明律》原貌,并借此促进中西方人士跨法系、跨文化交流互鉴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译者深而有“度”、研译互促的翻译策略对中国法律典籍的对外译介有着积极的启示。

重树海洋文化自信——以对明代海禁法律闭关锁国观点的批评为中心

《大明律》“海禁条”是用于和平管理的关津管理法,由皇帝临时发布的“海禁诏令”是紧急状态法。前者不是后者的立法依据,后者也不是前者的执行法。明朝并不存在“律令一致”的海禁法律体系。明代海禁呈现出复杂多变、弛禁交替的变化趋势,绝非所谓“终明一世”,“海禁诏令”在明代是可立可废、可行可止、可有可无的一类法令,而非文化上必不可少的法律制度。除洪武年间及崇祯年间几条禁海诏令具有战时管理法的性质外,两次严厉的禁海诏令都是不同群体对海洋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争夺的体现。永乐年间是朝廷与民间争利,嘉靖年间是官僚资产阶级“贵官家”与民间海商争利。“海禁诏令”不仅不是明王朝缺乏海洋意识的佐证,恰恰是明王朝深刻认识海洋贸易所蕴含的巨大利益的体现。

述者与作者:论郑玄与三家对《诗经·大明》中天人关系的解释纷争

本文比对三家与郑玄对《诗经·大明》篇所载文王生平的不同书写,探讨汉代经师对圣人天性的不同理解,以考察郑玄在经学思想史中的位置。文章首先讨论了对比郑笺与三家诗说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对比了郑玄与三家对《大明》所述文王身世、婚姻、在殷周变革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解分歧。文章认为,三家淡化了文王的人伦关系,强化其个人天性,是故三家说解下的文王,得以逾越宗族、传统的制约,最终将历史引向殷周革命,可谓“作者”。郑玄淡化了文王的天性,强调其在家庭、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笔下的文王遵循传统,率由旧章,最终使得周代历史与殷商历史相承继,可谓“述者”。如果文王为汉代经师心中的理想人格,那么郑玄所建构的文王生平,或许寄寓着一套更为保守的人性、历史、宇宙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