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历史与精神特质:论《诗大序》“缘情说”的必然性

单纯从“缘情”与“言志”两个维度看待《诗大序》,属于后世的理论视角,难以接近其真正内涵,故要以先秦儒家礼乐文化及文本为根据,依赖内在精神与历史背景的流变,参照现有“情”“志”理论框架,发掘《诗大序》的“诗”学特质。《诗大序》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以来的“诗”教传统,以阐发普遍原则为主流,但《礼记》等礼乐文本的记载表明先秦礼乐学说以自然情感为理论基础,是为个体原则的萌芽。追溯至历史深处,西周的礼乐依附于天命、习俗规范等外在力量,而春秋时期孔子以“仁”重新释礼,将个体心理原则作为礼乐的依据,实现了从他律到自律的转换,故“缘情”成为礼乐文化与“诗”学未来的必然方向。

韩愈对子夏作《毛诗序》的否定及其理论意义

中唐以前,《毛诗序》获得了学术话语的至高权威。这主要是因为前人相信子夏曾参与作《序》,使《毛诗序》获得了传授圣人之意的权威地位。而韩愈则提出三点理由否定子夏作《序》:一是《诗序》中的内容存在谬误疏陋之处;二是《毛诗序》中记载了诸侯的丑乱之迹、帷薄之私,这既不合六经旨意,也不被《春秋》所记载;三是《序》中的讽谏内容并不避讳尚在人世的诸侯及其后代,这不符合常理。韩愈否定子夏作《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一,动摇了《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系统的权威性;其二,改变了传统的释《诗》方式;其三,开启了《诗经》宋学的新格局,有着不容忽视的转折作用。

释义规则与引诗传统——重新理解《大学》《中庸》的诗学路径

《大学》《中庸》的作者及思想旨趣,是长期困扰儒学思想史的学术难题。21世纪以来学界对其中引诗现象的关注,开辟了一种重新理解的可能路径。《大学》《中庸》中引诗与释文之间的连接词、核心词,是一种向思想形态转换或递进的“文眼”,推动诗文融入了《大学》《中庸》的思想世界;《大学》《中庸》的思想取向,是选取诗文的价值依据;引诗诗文的递次引证,与《大学》《中庸》道德境界的升进理路是一致的。《大学》《中庸》的引诗方式,更贴近于《孟子》为代表的“释义”引诗传统,这种释义规则与引诗传统,为推进解决困扰学术界的这一难题,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的诗学路径。

北宋书序的体制转变与文体学价值

书序是一种传统应用文体,定型于秦汉,以叙书为主、叙人为辅,以叙带议,满足导读功能。在北宋士大夫高扬的文人精神下书序文转换了焦点,知人论文、重德叙理,形成了议论主导体式和意理化抒情。在“体用”之学新观念的引导下,宋序融合德业与文,改革了唐序人书分离的三段论模式。随着书序体衍化,原初的著述序更新为多元文体集序,在文法上汲取古文笔法、融合骈散句式,使书序由依附主文本的说明文字转变为融合众理、独具风格的成体之文。以诗文集序为代表,主于论理而忽略书旨,接近了“破体”的边缘。北宋书序的体制转变蕴含着深刻的文体创新规律,极具借鉴价值。

朱熹对《大学》中《诗经》引文的阐释

《诗经》成书年代较早,其诗内容大多为咏叹、记事、叙史。《大学》成书晚于《诗经》,其中引用了较多诗来阐发儒家的思想主张。儒学发展至宋明时期,朱熹著《大学章句》对其义理进行了系统完善的发展。朱熹在“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中对“新”“德”二字进行了细致的挖掘,体现出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主张。对“止”的讨论,在原本停止、居住意思的基础上发挥出“至于”“不迁”两层含义,并深入讨论了何为至善,以及至善的分殊性。通过对絜矩之道的论述,朱熹指出平天下应以百姓之心为心,告诫统治者注意言行并以史为鉴,最后用“心”将絜矩之道拔高到本体的层面。相比较《诗经》而言,朱熹的阐发或多或少改变了其原意,但其为《诗经》贯入了儒家思想,焕发了《诗经》新的活力。

《诗经世本古义》关于《诗经》学公案的检讨

《诗经》研究史中存在一些贯穿始终、聚讼纷然的公案,明季闽地学者何楷撰写《诗经世本古义》,对相关公案进行了新的推论。关于孔子删《诗》一说,何楷持赞成观点,并认为《诗经》寄寓孔子的礼乐观念。关于《诗序》的作者,何楷认为子夏完成《诗序》原始精神后,后世经师共同参与撰写,东汉卫宏为最终完成者。关于风、雅、颂的含义,何楷辨析,风为诸侯国民歌,雅为一种乐器,颂为讽诵之义,风、雅、颂是后人对《诗经》强加的分类。在此基础上,何楷为诗歌确定作年、拟定诗旨并重新排序。虽然《诗经世本古义》有附会史实之嫌,但是流露出晚明士人借儒家经典挽救时弊的愿望,是晚明学界致用之风的表现。

《毛诗序》之“风”义原始与承变

“风”字起源甚古,是研读《毛诗序》的要旨之一。但“风”义繁芜含混,历来解说诗序之“风”冗杂聚讼,未有定论。通过对“风”义原始的考证以及研判“风化”“风刺”等相关概念的嬗变历程,体认“风”的内涵从自然乐律之义渐次演化为巫术祭祀之助,最终融入政治教化体制的脉络,并明晰在礼崩乐坏的社会转型时期,“六义”之名成为“风”的一个更具感召力的新义项,丰富了诗学体系的内涵,其也奠定了影响后世千载的诗教传统基石。

马端临《文献通考》“诗序”观考论

马端临《文献通考》虽非专论《诗经》,但在《诗经》研究上独树一帜,不为时代风气所左右。马端临认为《诗序》的作者,既非孔子、子夏,亦非卫宏、国史,盖非一人之言。《诗序》的出现乃是或国史采录,或讲师传授的结果。在尊序废序问题上,马端临力主尊序,反对欧阳修、朱熹以来废序的做法,认为《诗序》对于《诗经》来说,不可或缺。

《毛诗序》学术话语权的形成及影响

《毛诗序》按照儒家话语模式对《诗经》进行阐释,提出了自己的文学理论主张,构成了儒家诗学的基本框架,影响中国文坛上千年。在此论述《毛诗序》学术话语权形成的原因及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诗本义与《诗论》、《诗序》——以《关雎》篇为例看《诗论》、《诗序》作者

探明诗本义,对于正确理解《诗论》与《诗序》,判别其各自作者,有积极意义;区别《诗序》之大、小,同样有助于判别其各自之作者,并可加深对《诗》学传承与发展的认识。而诗本义,则历古以来多被义理之学所歪曲;《诗序》之大、小,自陆德明以来亦已不甚区分。

由“笙诗”看《毛诗序》完成时间

郑玄认为"笙诗"亡于战国及秦之世,实际是为了解释《毛诗序》"有其义而亡其辞"所作的一种推测。"笙诗"本非《诗经》所有,前人从"有声无辞"、编什、篇题重复、"笙诗"《序》等方面都作了论述。而从汉代四家《诗》来源看,四家《诗》皆得自"讽诵",三家《诗》却无"笙诗"。《诗经》在秦焚书前传播广泛,却没有征引六"笙诗"之辞的资料。"笙诗"加入《诗经》应在刘歆《七略》成书之后,即哀帝建平元年之后。元始五年,王莽征通知《毛诗》等典籍的异能之士,以民间学术校正学官学术,加入"笙诗"的《毛诗》进入官学系统,为人们接受。《毛诗》学者入"笙诗"于《诗经》,除受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的启发外,也与人们把经书看作"应时而作"、可以损益的观念有关。从《汉书.儒林传》"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一语来看,入"笙诗"于《诗经》的学者很可能就是徐敖。故《毛诗序》最后完成应该在建平元年至元始五年期间。

解读《毛诗序》

对历史上有关《毛诗序》的观点进行梳理后可以发现,《毛诗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强分出大小,各首诗前面的阐释文字,既可以整体指称《毛诗序》,也可以单独指称每篇诗的序;《毛诗序》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成于众手,而以孔子、子夏传授为主流,同时兼收后学观点的集体性著作;《毛诗序》的产生与先秦赋诗言志的风气有很大关系,它由孔子加以搜集整理并传授给弟子,而且一直在儒家学派中流传,并进而成为《诗》的正式内容,被后人视为与诗句同样重要的经典。

上博竹书《诗论》与《诗经》学的几个问题

上博竹书《诗论》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较为系统的孔门论诗之作。它的发现 ,对解决《诗经》文本的形成和传流及儒家诗教的传承和流派问题 ,特别是对解决《毛诗序》和《毛诗传》的渊源问题 ,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许多学者已就此作出一些很有启发性的研究和推断 ,其中 ,李学勤、廖名春、江林昌三位先生各自的研究观点很有代表性 。

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序》的批评及影响

欧阳修以敏锐的眼光和大胆的疑古精神,发现了《诗序》本身存在的自相抵牾等问题,否定了传统的子夏序《诗》的说法,发宋人疑《序》之端,打破了汉代以来《诗经》研究的日趋僵化局面,对后世的《诗经》研究影响深远。但由于自身和时代局限,欧阳修对《诗序》又颇多回护之辞,这一矛盾也是造成《诗本义》在后世名声不彰显的原因之一。

上博《诗论》的论诗特点与《毛序》的作期

上博《诗论》与《毛序》相比,《诗论》的论诗具有明显的两个特点,既注重诗篇的一般性的政治内容,也重视诗篇所体现出的某种共通的道理;而《毛序》的解诗则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即对诗的解释更加具体、更重视史实、更强调政治性。从《诗》学接受史考察,认为《毛序》是经累积而成的、以《诗》为载体体现自春秋以来的儒家思想的一部经典。《毛序》由秦、汉间人编纂而成。

20世纪《毛诗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世纪的《毛诗序》研究主要是围绕作者问题 ,尊《序》与废《序》之争 ,《大序》的内容及对其的评价而展开研究的 ,认为作品非一时一人作 ,应该予以客观、公正地对待。通过对 2 0世纪的《毛诗序》研究的学术清理 ,旨在为新世纪的《毛诗序》研究提供借鉴。

中国古代戏曲家的文学价值观

中国古代戏曲的诗乐教化倾向的产生与发展的原因众多,其主要原因则是中国古代戏剧家的艺术价值观。对中国古代戏曲家艺术价值观的产生影响的重大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古代戏曲家的特殊的社会地位所形成的双重人格;二是中国古代戏曲家所接受的儒家传统文化观;三是中国古代戏曲观众(既包括下层民众也包括统治阶级上层贵族)对戏曲的矛盾需求。这三个方面的作用虽然复杂,却可以用一个原则将之统一。这个原则就是《毛诗序》中提出的"风化"和"风刺"。这二者的结合,形成中国古代戏曲矛盾、复杂的思想倾向。

王夫之“拟议变化”的《诗》论观

明清之际,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宗旨研经立说。其《诗》学著作《诗广传》对《诗序》的众多突破与发展,在当时的《诗经》学著作中独树一帜,得益于其"拟议变化"的《诗》论观。在"拟议变化"《诗》论观烛照下,王夫之沿着经世致用的解经思路,将《诗经》阐释与时代风气和政治紧密结合,能够对《诗经》学讨论的传统问题提出新见,开拓新的解《诗》路径,体现了明清之际遗民经学的学术风貌。

评厄尔·迈纳《比较诗学》中关于中国原创诗学的一个观点

厄尔·迈纳在《比较诗学》中认为,当一个或几个有洞察力的批评家根据当时最受崇尚的文类来定义文学的本质和地位时,一种原创诗学就发展起来了。西方诗学是亚里士多德根据戏剧定义文学而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摹仿—情感的"(mimetic-affective)诗学;日本和中国的诗学是以抒情诗为基础的,是一种"情感—表现的"(affective-expressive)诗学;世界上没有一种诗学是建立于叙事文学之上的。中国原创诗学是《诗大序》。本文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为何中国原创诗学建立在抒情诗的基础上,并认为《诗大序》之前的古代诗论,特别是孔子和司马迁的诗论,也是中国原创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秦诸子对《诗》的解读与理念化

儒家以个人道德修养或国家仁政原则、礼义原则解释、运用《诗》;墨家从治国理念来释《诗》,把所引之《诗》说成是圣王之言;道家从自然主义立场出发,否定了《诗》的文化价值;法家从功利主义立场出发,否定了《诗》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