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仪式礼貌视域下晚清奏折道歉语研究

本研究以曾国藩的奏折为语料,基于Kádár的仪式礼貌理论,从历史语用学视角探究晚清奏疏道歉言语行为的仪式化表达、语用策略及权利义务关系内涵。研究发现,晚清臣子以固定的体例和词句实现仪式框架下的规约道歉表达,或在直接向皇帝道歉的同时,基于直陈过失、自我贬损和情感抒发等策略,使用直接道歉、维护面子等手段实现非规约性表达。晚清道歉语具备等级性、目的性和责任性的特征。利用这两种仪式化言语表达方式,晚清道歉语作用于仪式群体道德秩序的感知与修复,构建君臣间道德秩序。本研究丰富了历史仪式礼貌的语料范围,同时为从语言学角度探讨晚清君臣关系提供了佐证。

文史互证视域下晚清驻藏大臣的咏藏诗探析

清代中央王朝对西藏的统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往来频繁,良好密切的民族关系促进了咏藏诗的繁荣。驻藏大臣作为清廷派往西藏的“最高行政长官”,长年累月驻扎在西藏,切身感受着西藏的山川美景、风土人情。晚清时期的瑞元、斌良、有泰、联豫等驻藏大臣将边地风情写进了自己的汉文诗歌里,一方面其文学创作完善了中国文学的地理版图,另一方面其咏藏诗又是晚清社会历史的反映,对研究晚清西藏多元主体的互动、多民族的交流等具有存史、补史的作用。

清遗老书史形象演变论析

20世纪的中国书法,同样面临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然而西方没有对应的参照物,使之并没有像绘画艺术一样成为争论的焦点,但“古今”“中西”的交汇碰撞促成了清遗老书史形象的生成及转变。因此,在百年来书法史的写作中,清遗老书家的形象不尽相同,存在由高尚到耻辱、由凸显到遮蔽、由进步到保守的变化,直至今日,学术界对清遗老书史形象的阐述仍有分歧。清遗老书史形象的生成及演变是政治、文化、经济多重领域互动下的产物,也是近代史观变革和发展的结果。

清末民国外交期刊的出版缘起、基本样态及其价值

清末民国,在民族危机的刺激、研究团体的成立以及官方的支持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共创办外交期刊27种。通过对它们的创刊时间、出版地点、编辑出版单位和出版周期等方面进行分析,发现这些期刊在创刊时间和地点上分布不均衡,在创办主体和出版周期上呈现多样性。清末民国外交期刊的创办,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们不仅展现了近代爱国学人的救亡情怀,向国民传播和普及了外交知识,而且还推动了相关学术研究的发展。

明清滇黔行纪述论

明清时期中央对云贵地区的管理由高层组织逐步深入至基层社会,随着与内地交往交流交融的增加,尤其官员往来的频繁,出现了大量汉文滇黔行纪。经笔者收集整理共计67部,其中明代9部,清代58部。这些行纪的旅行路线以往来直隶与云贵以及江南与云贵间的数量最多,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格局相一致。随着中央统治的深入,地理认知的拓展等因素,明清滇黔行纪所涉及的区域范围越来越广。行纪的作者以官员为主,由于官员选派施行地区回避制,因此大部分是省外至滇黔任职的官员。具体的出行原因以贬谪、为官、监考、处理军务、宣召、办案为数较多,地理考察、寻亲、游览、朝觐、赶考、矿产调查、地质勘察为数较少。明清云贵地区是此前文人、官员较少涉足的新天地,因此对他们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并为他们的文学、绘画创作提供了全新的土壤。明清滇黔行纪,既有写景叙事的文学佳作,又有大量关于明清滇黔交通、政治、经济、军事、风俗、教育、矿产、地理、气候的珍贵史料。滇黔地区很多旅游景点在明清时期就得到了开发,由于通行条件所限,驿道沿线的景区分布集中,且相关诗文记录丰富,可谓这些景点的文化富矿。滇黔行纪保留了景点的历史,积累起景点的人文底蕴,对当今云贵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有重要借鉴价值。

明清时期我国南海海图收集及其视觉搜索系统构建

视觉搜索系统的构建被认为是人工智能领域在文化遗产搜索方面的一项重大突破。通过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收集明清时期南海海图地理史料,构建视觉搜索系统,旨在客观、科学地分析南海海图地理史料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最后以明清时期我国南海海图史料为例,对其构建视觉搜索系统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明清时期南海海图史料可通过5个高效的方法精准的收集,将收集整理好的明清时期我国南海海图史料的数据按照不同类别打上0或1标签,通过人工智能数字化处理和修复,并调整图像大小和去噪,选择ANN建模不断调整,更高效精准地提取海图特征,转换为数字化的特征向量通过插值方法压缩储存在索引库中,通过输入资料的特征向量并搜索与之匹配度最高的资料,为用户提供更全面的视觉搜索服务,并且为保护和传承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支持。

从“海山仙馆”说起“仙山楼阁”意象图式的溯源与流变

中国人的山水观形成源于对自然之美的赞叹,古人在赞叹“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同时将山水观念渗透到对其聚居环境的创造之中,这是一种“集体记忆”在长期人与景观互动中塑造的“地方认同”,并体现在古今营造活动中的某种空间结构。“仙山楼阁”的图景源自上古神话,体现了先民对自然的崇拜、敬畏和健康长寿的愿望,累世积淀,逐成为中国文学、绘画与园林创作的经典意象。本文将以位于珠江滨岸滩涂的历史名园“海山仙馆”研究为切入点,解读“仙山楼阁”意象的地域表达与演绎,探析其空间原型的萌芽、空间模式的确立及流变。引入意象图式的概念,有利于将物质实体转向空间结构逻辑认知,对探索传统空间模式的传承与当代转译具有启发性。

郭嵩焘外交性格及其实践的再思考——基于湖湘文化的视角

作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是晚清外交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要理解郭嵩焘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就必须了解其外交性格,而要了解其外交性格,就必须联系湖湘文化。作为晚清杰出湖湘人物中的一员,郭嵩焘重"势"讲"理",形成了一种"霸蛮"与"灵泛"相杂合的外交性格。这种外交性格的形成,既与孕育了郭嵩焘的湖湘文化这一大背景相关,又是郭嵩焘本人独特生活经历的必然体现。秉持这一外交性格,郭嵩焘既取得了不少外交成就,也留下过一些失误或败笔。分析这种外交性格的形成及其实践,对于进一步理解郭嵩焘外交思想与实践的复杂性,深入研究晚清湖湘文化中积淀下来的外交思想,推动中国外交理论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

晚清中国外交困局的回顾与反思——以天津教案为例

在近代诸多教案中,曾国藩亲自处理的有两起,其中以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为典型。该起教案最终以惩凶赔款的方式结束,一向被作为屈辱外交的案例写进历史。但从更宏大的视野来看,天津教案不仅说明了曾国藩个人在中外交涉事件中的能力局限性,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晚清中国外交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局。只有对这些困局进行深入的挖掘,才能对天津教案以及整个晚清外交有更完整和深刻的了解,同时也为当代中国外交事务的处理提供启示。

论晚清中国的绅士、绅权和国家权力

清初抑绅权。此后的二百余年里,在籍绅士居于国家权力的规范之下,大半都不再有搅动地方的力量。迨太平天国起东南,地方官以守土为责分,从而不得不以募勇筹饷为要务。但募勇筹饷都要由绅士来承担,因此,这个过程实际上又成了国家权力重新扶植绅权的过程。随后五十年,被扶植起来的绅权一面同官府合作,一面又在伸张和扩张之中同官府颉颃。而当灌入的西潮催化社会嬗蜕之日,这种古老的东西又获得了原本所没有的新义。

从清末检察制度的创立谈法制变革的阻力

清末法制变革的倡行者尽管在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上形成普遍共识,但是对司法权是否应当独立于君权这一关键问题的认知却存在歧义。检察制度在清末得以顺利创立的主要原因在于检察制度的相关内容既与权力争夺的重心关联不大,也不触及传统的伦常纲教,同时还有利于君主利用司法权的分散来操控司法。从清末检察制度创立可以看出,法制变革的最大阻力来自利益相关者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如何协调与平衡法制变革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决定法制变革成败的关键。法制变革的顶层设计必须警惕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纷争对法制变革的阻力,而设计者对自身利益与改革目标两者之间得失权衡所表现出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

唯物史观在我国早期的传播

唯物史观是中国共产党所遵循的基本指导理论 ,早在中共成立以前 ,中国的仁人志士就开始宣传介绍这一理论。清末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改良派以及无政府主义者 ,都涉猎过关于唯物史观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是社会存在的基础、阶级和阶级斗争、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等理论观点 ,都被他们所重视而先后提到 ,形成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历程。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壮大了清末国人开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

李鸿章外交思想综论

本文着重分析了李鸿章主导外交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也论及其另一侧面和是否代人受过等问题 ,并结合其重大外交实践指出李鸿章是晚清屈辱外交的代表。

《星轺指掌》与晚清外交的近代化

《星轺指掌》是晚清刊印的第一部专门介绍西方外交制度的国际法译作,影响深远。但关于它的外文原书及其作者情况,中文版最早刊行年代,以及对当时中国外交事务究竟有何作用等,还不甚清楚。以中、英、法文材料经考证而知,翻译时依据的外文原书为德国查尔斯.马顿斯所著法文版《外交指南》,中文版最早刊行于1876年,由同文馆学员联芳、庆常翻译初稿,贵荣、杜法孟稍加润色,最后经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校核定稿。此书首次将西方近代外交制度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包括国际关系准则,各国外交机构、使臣、礼仪规范等,还介绍了西方民主思想和政治制度。无庸讳言,其中有宣扬领事裁判权的消极内容,但从总体上看,毕竟填补了晚清国际法及外交学著作的空白,许多内容对当时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特别是在派遣驻外使臣、处理外交事务等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对先进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开放,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霓裳 才媛 阶层——晚清出使日记中的西方女性(1866—1895)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从形式上接受了近代西方外交模式,向"有约各国"派遣常驻使节。这些驻外外交人员写下了大量内容丰富的日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英、法、德、俄、美等国妇女的记述,包括其衣装时尚、文化素养、能力见识、阶层差异等,充满性别、阶层、中西、新旧等多种元素的交汇与碰撞。从1866—1895年的出使日记可以看出,清朝早期驻外外交官大多以"述奇"作为书写的基本出发点,因而关于西方女性的记述和认识不免局限于表象,缺乏全面性和深刻性。并且,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他们时常流露出中国礼法原则的强烈优越感,用其所熟悉的以礼法和女德为内核的儒家性别伦理,形塑西方妇女,进行价值评判。

魏源历史编纂学成就析论

魏源是晚清在史书编纂方面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利用传统历史编纂的思想和资源,并结合道咸时期的时代潮流,对晚清历史编纂学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史论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和高超的历史编纂艺术,反映了魏源纪事本末体史书编纂的成就;"以西洋人谭西洋"的编纂原则和以志为主体,结合志、史论、图、表四体,多种体裁相配合来弥补传统典志体的不足,体现了魏源典志体编纂的新思路;"传以类从"和将传统正史纪、传、表、志前后顺序加以调整,是魏源关于纪传体史书编纂的新尝试。

九百年来社会变迁与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上)

本文分南宋至晚清、20世纪前半叶、20世纪后半叶三个阶段,简要勾勒了九百年社会变迁所导致的王安石历史地位沉浮的大致轮廓。透过这个轮廓可以清楚地看出,决定南宋迄今,对王安石及其变法评议的价值取向主要有三:一是南宋以后占统治地位达七百年之久的程朱理学的评价价值标准;二是20世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三是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内与时俱进的社会气候变化,亦即现实政治发展路标的指向。透过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是非评议九百多年的变迁过程,足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事件评价是非得失的参考和借鉴。

试述《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清代承继此前的史学传统,建立了史料储备和征集制度,为《清实录》的修纂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原始材料,使实录成为清代史料的一大总汇,经过它的编辑和纂修,清史杂乱的档案得到第一次清楚的梳理,并以易查易读的特点为后人所重视,或摘录,或取用,或改编,或融汇,成为《清圣训》《东华录》《清国史》《清史稿》《清会典则例》《皇朝文献通考》和《皇朝续文献通考》等一系列清史著作的史料来源。从清代整个史学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所有官方史书乃至私修史书,基本上都遵循原始档案—《清实录》—清代国史—各种下游史书的史料流程,形成史料讲究、史实可信的史书系列。虽然难免有史料重复、辗转传抄之弊,但也保证了史源可靠和来源明了的特性。

设计史的写法探析:物质文化与新文化史——以晚清民国为例

"设计史"(Design Hsitory)不同于"设计的历史"(History of Design),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分支尚显年轻,关于其历史、属性、特征等主要问题需要进一步明晰。本文将从世界史与全球史的学理语境中出发,初步勾勒设计史的全球发展脉络,以晚晴民国设计史为案例,探究如何写作设计史这一基本问题。本文提出,设计史写作应分别借助物质文化的方法论优势与新文化史的认识论价值,完成由设计史到设计文化史的价值转向。

明清之际“蜀难”初探

发生在明清之际的蜀难由"晚明蜀难"和"易代蜀难"两个历史阶段构成。期间,作为四川地方社会主体的蜀民惨遭杀戮和伤害,其受祸之惨酷,不仅旷古罕见,也为国内同时期其他地区所不及。传统士人对这一悲剧的检讨,大多建立在浅表的认识层面上,将其归结为"天怒人怨"两个方面。本文透过历史表象,洞悉此次蜀难既是明代制度败坏的产物,又是17世纪极端气候变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