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典籍英译的“深度描写”研究——以倪豪士英译《史记》为例

"深度描写"是人类学中普遍使用的强调细节描写和阐释的研究方法,而"深度翻译"是"深度描写"在翻译中的直接体现。本文以倪豪士英译《史记》为例,对作为"深度描写"的翻译研究涵盖的四个层次:翻译事件本身、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决策和社会文化语境、对本研究的反思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深度描写"的翻译方法对中国历史典籍的外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汉代开国之君神话的建构与语境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的开国之君神话,当然是超现实、超自然的,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中,按照当时的习俗、信仰,建构出来的。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故事都是事后伪造的。故事中的某些元素,可能基于当时的客观事实。而秦末社会政治的风云变幻,群众寻觅真命天子的心理需求,形成了建构政治神话的丰富语境。刘邦有强烈的"预言自我实现"倾向。他以极强的自信心、敏锐的政治嗅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圆熟的人际沟通能力,对其徒众乃至更大范围的群众发出较强的心理暗示。在有意无意的心理激荡中,一连串神话被建构出来和传播开来,超现实、超自然的故事,获得了现实的、俗世的生存空间,在社会和政治活动中发挥了实际的作用,参与了历史的创造。

体例精当 匠心运用——中国历史编纂学优良传统之一

史书体例的恰当运用是历史编纂学的重要问题,我们应当认真地总结、表彰古代史家如何匠心运用,做到史书内部组织结构和叙事方法的严密、协调。体例的制定和运用是为史书内容服务的,出色的史家苦心经营,运用体例达到严密、精当,从《左传》《史记》以下形成了优良的传统,显示出中华民族历史意识的发达。经过初步梳理,通过对百卷巨著如何锤炼成有机整体、复杂的篇章何以写得层次分明、众多人物传记如何合理编次、纷繁的纪年如何恰当处理、学术史著作如何达到完善等五个方面的分析总结,彰显中国史家在体例运用上的优良传统。

简论太史公“笔法”——以《史记·外戚世家》为例

本文通过分析《史记·外戚世家》,说明太史公笔法最核心的内容是实录精神。而实录则主要是从人性普遍性出发,设身处地写出特定人物在特定语境中的必然反应,竭力还原历史的固有面貌。由此突破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史学宿命。文章指出太史公笔法的实录精神,其学术思想的根源来自道家学术影响。

孙德谦对《史记》取材与体例的研究

清末学者孙德谦在《太史公书义法》一书中从宏观角度推阐《史记》著述之意,并用较大篇幅对《史记》史料采择与编纂体例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孙德谦强调《史记》在取材上多采用从前旧有之传,指出司马迁运用了择雅、阙疑、传疑、录异等多种方式拣择史料。在编纂体例方面,孙德谦区分了《史记》中传记的不同类型,提出的"综观""从长""互著"等特点在理论上也具有参考启发的价值。

孙德谦对《史记》之“义”的阐说

清末民初的旧派学者孙德谦晚年撰成《太史公书义法》一书,从宏观的角度推阐《史记》著述之意,总结出49条“义法”,其中对《史记》撰作宗旨、记述原则等偏于“义”的部分的阐说值得重视。同时孙氏对《史记》中一些疑难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不过,孙氏关于“正《易传》”及《史记》成书时间等问题的论证颇堪商榷。

孙德谦《太史公书义法》写定、刊行时间辨

《太史公书义法》是清末民初学者孙德谦的暮年之作,近来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对于这部书的刊行时间,存在民国12年(1923年)、14年(1925年)、15年(1926年)、16年(1927年)诸说,对其写定时间亦有民国13年(1924年)与15(1926年)两说。通过对《太史公书义法》文本的考察,结合孙德谦往来书信等材料可知,该书写定于民国13年(1924年),刻成于民国16年(1927年)。同时通过考辨也提示研究者在借助序跋考察写定与刊刻时间时需要谨慎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