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榆林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研究——以“三拓榆城”为中心

有关明代榆林城市空间形态的历史演变,时人概言"三拓",却语焉不详。清人虽能秉持旧说,然不究原委,以致臆测前人之意,殊属含糊。今人不察,复以清人之说为探索明代榆林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依据,愈发武断而疏离事实。榆林城郭创建于正统二年(1437),成化初余子俊曾对其南北城垣进行翻修。逮至成化二十二年(1486),黄绂扩建城池;弘治九年(1496),熊绣又向南扩建;正德十年(1515),邓璋再向南扩至今榆林古城南墙处止。考诸史实,审度明人意指,上述扩建当即"三拓"。明清史料有关余子俊修筑榆林城的记载产生嬗变的事实,既反映了清人不追本溯源以致误读史料之憾,又提示今人在研究中需对不同史料产生的"历史地理"背景加以关注。

道不同不相为谋——论余英时与现代新儒家

余英时认为,儒家“道统”包括“内圣”、“外王”两方面,新儒家所谓“心性”,只不过是从“道学”中抽离出来的“道体”;宋明理学中虽然增添了“内圣”的向度,但“行道”依然是宋明理学家“第一义”的愿望,“内圣外王连续体”才是宋明理学的本义。余英时认为,儒学的批判是从内部开始的,反对用西方的哲学观念来阐述儒家学说。余英时不相信中国今天能够重建一个全面性的儒家文化,但余英时又认为儒学将在私领域继续发挥直接的效用。无论从狭义的还是广义的新儒家定义看,余英时都不是现代新儒家。

“迈注”之“迈”何许人也——复旦本《明史列传稿》研究之一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二六七卷本《明史列传稿》,是迄今所知张廷玉《明史》现存数种篇幅长、价值高拟稿中的一种,但学界对之研究相对较少,至今只知其于乾隆后的流传状况。文章通过对该书所保存的一个校对题签中"迈注"二字之研究,从该书乾隆嘉庆时曾存海宁拜经楼、海宁人许汝霖之家于康雍年间曾存《明史》拟稿之明朝大臣传部分之抄本、海宁人朱尔迈与许汝霖是好朋友、朱许二人与康熙时《明史》总裁陈廷敬也是好朋友、康熙二十八年至三十年以上朱许陈三人曾同处《明史》纂修馆之所在地北京、康熙二十二年纂修各官撰写的《明史》列传拟稿已经基本完成、康熙二十六年四月《明史》监修徐元文等改修为初稿的《明史》纪传部分已达十之六七、校对题签中的"迈"字、"万"字、"卷"字与现存朱尔迈一封信件中的"迈"字、"卷"字结构和笔画特点十分相似等,推断海宁人朱尔迈当即题签中的名"迈"之人。这一研究对于了解该书之早期形态以及进一步推动关于张廷玉《明史》拟稿状况这一史学史上重大课题的讨论深入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明史·选举志》编纂考述

《明史·选举志》先后经过了三个阶段的纂修,分别完成于万斯同初稿、王鸿绪二稿和张廷玉定稿。其中,万稿虽属草创之作,但有奠基之功。王稿在万稿基础上经多年修改、润色,不仅结构大为改善,而且“事益详而文益简”,反映了作者对明代选举制度的认识更加透彻和全面,在《明史·选举志》成稿过程中起着转折性的关键作用。定稿虽对王稿结构做了进一步改进,对其个别词语也做了删改、润色,但整体说来变动不大,内容基本一仍其旧,字数也与之大体相埒;故王稿之不足也几乎完全承袭下来。

张岱卒年及《明史纪事本末》作者问题再考辨

本文对张岱研究中两个重要悬案进行了严密的考辨 :一是关于卒年。张氏卒年 ,向有“69岁”、“70余岁”、“93岁”诸说 ,本文通过对大量第一手材料的比勘、互证 ,并运用张岱手稿 ,确证张岱卒于1 680年 ,时年八十四 ;其二是关于《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问题 :自清初温睿临至清末陆以 ,《明史纪事本末》系谷应泰“以五百金购 (张岱 )《石匮书》”而改名成书的说法一直存在 ,本文从张岱的生平游历入手 ,并将《石匮书》与《本末》细加比勘 ,认为张岱只是参加写作者之一 ,所谓谷书“窃自张书”

论于谦的政治抉择

于谦是明代历史和杭州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于谦在国家与君主间以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原则 ,在君国与身家中牺牲自己的小家保全国家 ,在日常行政中不避个人的恩怨得失。

地图史上的“马湖现象”考

在现存明清一类以罗洪先《广舆图》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传统舆图中,四川政区往往画出一个巨大的湖泊—马湖,大致与湖广境内的洞庭湖、江西境内的鄱阳湖的水域面积相当,在长江水系的几个主要湖泊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且与代表黄河源的"星宿海"有一一对应出现的关系,这一现象在地图史上颇具典型性,笔者称之为"马湖现象"。经研究发现,马湖作为一个大湖出现在地图上,主要集中在明代,尤其以受到罗洪先《广舆图》影响的中外系列地图最为显著,承继了元代朱思本《舆地图》对黄河源参照物的特殊表现形式,即出现马湖与星宿海(黄河源)的对应关系。笔者认为:马湖被夸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元明以来马湖所属政区、聚居民族与水陆交通道路的重要性;地图史上的"马湖现象",实际反映了元明以来地理学家们对黄河源与长江源孜孜不倦的探索。

论张楷《蒲东崔张珠玉诗》——兼谈中国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蒲东崔张珠玉诗》是明代正统天顺时期诗人张楷所著。在迄今为止的文学史研究论著中,从未被具体论及。本文对张楷的生平、《珠玉诗》以及它和《西厢记》的关系,进行了具体考证;在此基础上对《珠玉诗》在明代文学、中国诗史以及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了论述,探讨了中国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试论古代学人对史家修史致祸现象的认识

中国古代关于史家修史致祸现象的探讨十分丰富。孔子首先从实践上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最早反应,刘勰对史家的历史命运问题提出了一般性的理论认识,刘知几、韩愈则明确表述了史家因修史而致祸的历史命运的必然性。在前人基础上,胡应麟和章学诚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认识。

从对明史的研究看张学良西安事变后的心态

西安事变后 ,张学良潜心于明史研究。其原因如下 :1 顺从蒋介石让他多读书 ,少问政治的旨意 ;2 因与王阳明几乎有相同的遭遇 ,引发了对王阳明“姚江之学”的兴趣 ;3 张学良生长在中国现代史上最动荡的时代 ,他很想通过研究历史找出中国社会不安定的根源。张学良研究明史 。

章太炎与辛亥革命——以清学史的政治困境为线索

俞樾作为清代朴学的殿军,继承了戴震的问题意识,俞门弟子章太炎与俞樾在政治思想层面也具有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戴震学的发展在根本上转换了程朱理学意识形态,太炎的戴震理解也得自于朴学承传的传统,又延续了俞樾的《春秋学》的立场,最后揭起了民族与民主革命的旗帜。

《明史·礼志》编纂考述

《明史·礼志》先后经过了三个阶段的纂修，分别完成于万斯同初稿、王鸿绪二稿和张延玉定稿。其中，万稿虽属草创之作，但有奠基之功。王稿在万稿基础上经多年修改，不仅结构大为改善，而且内容也更加全面和系统，在《明史·礼志》成稿过程中起着转折性的关键作用。定稿虽对王稿结构做了进一步改进，对其个别词语也做了删改，但整体说来，内容基本一仍其旧，故王稿之不足也几乎完全承袭下来。

《看了明朝不明白》所述史实考辨——与熊召政先生商榷

《看了明朝不明白》一书在张居正的生平、登进士第、入阁、职任次辅、提出改革纲领的时间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在促成俺答贡市的决策人、张居正悲剧的原因、为何不起用海瑞及对海瑞的评价等问题上也有着许多可商榷之处。

《茌邑三先生合刻》版本源流考及其他

《茌邑三先生合刻》是明代王阳明再传弟子张后觉及后觉弟子孟秋、赵维新的著作合集。该集流传不广,但从中可看出阳明心学在北方的流传与影响,故该书有一定的文献价值。《明史》与《四库全书总目》对张后觉的《弘山集》著录以及《明史·赵维新传》都存在问题,通过对《茌邑三先生合刻》版本源流情况的梳理,可以纠正《明史》与《总目》之错误。

继承传统与立异标新——张立文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张立文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有着杰出成就,是该领域的一位领军人物。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起步于宋明理学研究,其《朱熹思想研究》是学术界第一部研究朱熹思想的专著,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其《宋明理学研究》《陆九渊思想研究》《王船山思想研究》等也是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开山之作。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没有局限于宋明理学,也没有局限于国内学术界,而是从先秦"六经"跨越到现代新儒家、从中国跨越到韩国、越南,出版了《易经思想研究》《李退溪思想研究》《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等开创性著作,发表了大量富有创见性的论文。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张先生创立了"逻辑结构""范畴分析"等方法和"自己讲,讲自己"的原则,并建构了"和合学""传统学""新人学"的理论体系。

《明史》翻译词语札记

《汉语大词典》是我国目前收词最多的一部大型词典 ,它代表了我国目前辞书编纂的最高水平 ,但由于我国文献典籍数量众多 ,再加上近年来又有出土文献“重见天日” ,编纂辞书时搜集资料不全 ,可能会漏收一部分已经存在的词语 ;或者引用晚于该词实际产生时代的书证来证明该词的某一义项的存在 ,因而出现书证过晚的问题 ;或者产生误解词语意思的问题 ,等等。有关辞书 ,尤其是《汉语大词典》存在的这些问题已经被多次提及 ,为《汉语大词典》进一步完善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这篇文章也为《汉语大词典》

明末戍将茶痴龙膺——青海西宁茶文化建设的奠基人

龙膺,湖广武陵人,万历八年进士,两次治兵湟中(今西宁),驰骋疆场,建立武功,官至南京太常卿,著有诗文专集《龙膺集》。在西宁任职期间,政绩卓著,创作了大量诗词和茶文佳作,是当之无愧的青海茶文化建设的奠基人。

《明史》误载李化龙父却刘綎之贿探析

据张廷玉《明史》卷247《刘綎传》载,明朝总兵刘綎曾在征讨播州末代土司杨应龙时行贿于总督李化龙的老家,但是刘綎所派使者"为化龙父所叱"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当更正为"为化龙母所叱",不可含糊。

明代新安卫武官家族对徽州地方社会的融入——以于氏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新安卫武官家族融入徽州社会的过程是一个外部移民土著化的过程,新安卫左所世袭千户于氏家族的发展轨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没有任何徽州背景的外地孤族适应、参与并融入徽州地方的完美范本。其家族在徽州文化的影响下,主动体认与实践儒学文化、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业、努力发展壮大宗族,进而彻底融入徽州社会,跻身于当地高门大族之列。在其家族融入地方社会的过程中,既对徽州地方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巨大的影响,又体现出了徽州精神中“好儒”“收族”和“重义”三个本质特征。

韩愈《毛颖传》与明代假传文新论

明代假传文创作兴盛,在韩愈《毛颖传》基础上渐成一种新文体,相较于《毛颖传》的托讽意味,明代假传文强调虚、实与真、幻的“幻笔”特征,以及在表达上呈现世俗教化之趋向。而于目录分类上,明代假传文选本由集部向子部转变,由散文选本发展为类书体式,并在小说琐语、日用类书之间承担不同功能。因此,明代假传文又在创作上进一步开拓对文化、医药、博物等知识与文字技巧的运用,展示出明代士人的日常生活空间,其背后亦隐含明代知识系统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