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私刻书板的赁板印刷现象

赁板印刷从宋代印刷术普遍应用开始就成了惯常现象,但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官府和书坊之赁板印刷。本文以张潮等例子为基础,结合明清出版史,初步揭示了清代私刻的赁板印刷现象:赁板印刷是士商合作的重要模式,是士商博弈而达成双赢的结果,是私刻本进入市场的重要推手;达成赁板印刷的重要因素包括书业发达之地,名气较大的作者,士人的积极推动,私刻本的普遍性,士人与书商交往的普遍性,书坊不愿意大量刻板与藏板,士人重视藏板;赁板印刷处所包括私家、书坊或刻字铺;私刻书板的赁板钱应小于或相当于所印书总售价的十分之一,而且往往以书充抵。上述研究可为我们判别私刻本与坊刻本、探讨私刻本的印数及传播提供新的参考。

清代士人的医书阅读活动探赜

阅读医书是清代士人阅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医书中寻找救护病患之方法的工具性阅读模式,在不知医士人群体中颇为盛行,而通过阅读医书来解疑答惑、增进认识,积累和传播医疗保健的经验与知识的学习性阅读模式,在知医士人群体中更为突出。医书阅读活动对清代士人的医疗观念、行为、思维等都具有实质性影响,但士人群体因受到医学内外多种因素的限制而难以将阅读所得顺畅有效地应用于日常医疗实践。

北美藏清代古籍的源流及价值——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中心

清代古籍诞生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反映了当时的文化生态。作为遥居海外的中文古籍宝库,北美所藏中文古籍中包括大量的清代古籍。北美中文古籍收藏机构发展历程特殊,其藏书具有鲜明的特征。普林斯顿大学的中文古籍收藏数量丰富且内容别具一格,以其为中心展开个案考察可以管窥北美清代古籍收藏对清代书籍史研究的特殊意义。

清代私修类书视野中的清代历史

清代私修类书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按照其目的用途,可划分为博通治学、诗文词赋、童蒙科举、道德教化、日用应酬五个类型,与清代政治、社会、学术文化等方面均存在关联。通过分析清代不同历史时期成书的私修类书,可以了解到清代政治、社会、文化的历史状况、变化过程及学术文化的发展脉络。

清代综合本草编纂体例概说——“后《本草纲目》时代”的沿袭与突破

清代本草书籍虽然在数量上占目前存世本草的近半,但中医学界对其学术方面的贡献普遍评价较低,尤其是在《本草纲目》这部影响力空前之巨著的辉映下,清代本草似乎无论从内容还是方法上都难有突破。但作为运用传统方法编写本草的最后一个朝代,清代的医药学家在承袭前人的基础上,仍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发展,并与近现代药物学进行了接续。从清代综合性本草的编纂体例出发,尝试探究“后《本草纲目》时代”医药界在本草理论和运用上的补充和发展,完善传统本草的历史脉络,并思考这一时期本草学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

明清印刷书籍成本、价格及其商品价值的研究

研究中国明清时期的书籍市场可以从书价、印刷成本、藏书目录和存世刊本四方面入手。这四方面的研究切入点各有限制与特点,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必须合理使用这些信息,了解它们的局限性,以免导致不符合历史状况的结论。从少量的书籍价格资料和书籍刻印记录,我们可以大体计算出明后期的书籍价格范围与印刷成本。明代至少从万历时开始,中、下档次的新出的单册刊本价格大抵不会超过一两银子。在由一钱到一两这个价格范围内的书籍,读者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一两以下的书籍无论是富商官宦还是贫穷的士人抑或一般的工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刊本书籍已经成为一般百姓的消费品,书籍市场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教育的普及而不断扩大,同时刊本也流通全国。

《华夷变态》与清代史料

"唐船风说书"是日本江户时代以中日贸易为背景形成的一种口述史料,自其被江户幕府儒官林恕、林凤冈父子汇编为《华夷变态》以来,就被日本学者应用于清初中国史、唐船贸易史及日本对清关系史的研究中。国内学界因语言和文本解读的困难,至今未能有效开发和利用这份珍贵史料。"风说书"作为江户幕府海外情报搜集制度和清日贸易的产物,其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除其本身所具有的文献学价值之外,不独对清初中日关系史、中日贸易史、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数据,对清初政治史以及中国沿海地域社会经济史、航海史研究,甚至日本对外关系史研究来说,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

晚清湖南刻印医籍研究

晚清时期,湖南各地出版机构和个人雕版刻印了大量医学书籍,尤其以方药、疫病以及传统畅销类医书多见,也包括部分清代湖南医家的学术著作。医籍刻印不仅适应晚清湖南社会各阶层对医学文本的需求,也扩展了地方医家学术成就的传播和影响力。

麦都思及其早期中文史地著述

19世纪初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撰有三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中文史地著述。《地理便童略传》是新教传教士所编写的第一部面世的汉文地理学通论 ;《咬吧总论》是晚清来华外国传教士所编写第一部中文外国区域地志 ;《东西史记和合》不仅是 1 9世纪问世的第一部中西比较的编年体史书 ,可能也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东西比较历史的著述。麦都思在这三部文献中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西方有关世界地理、区域地理和西方历史的常识 ,而且还注意在这些中文著述中对中国文献加以利用和吸收 ,使这三部文献不仅在一般西学史地知识的介绍方面 ,而且在早期汉学研究方面 ,也显示了它们一定的地位。

论清代藏书思想及其与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的关系——《清代藏书思想研究》序

以物权私有私益为基础的中国藏书思想及以物权公有公益为基础的西方图书馆思想在晚清时期交汇,至民国初年互为融合、共同发展。《清代藏书思想研究》在全面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全新的"藏与用"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揭示了清代藏书收集理论与方法、清代藏书的保存与保护、清代藏书的开放流通等问题,较好地还原了历史文化和学术思想的真实面貌。

论晚清山东经济现代化

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 ,晚清山东经济现代化艰难起步 ,主要表现在 :1 .机器工业从无到有 ,从而在封闭的农业社会里引入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产生了变革传统社会的根本性的物质基础 ;2 .对外贸易引发了商品流通体系的转型 ,改变了山东原有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 ;3 .社会各界对振兴实业有了价值认同 ,工商阶层有了自我关怀意识 ,经济现代化有了制度性保障 ;4.各地兴办企业均含有堵塞漏卮、“稍分洋人之利”的初衷 ,抗敌御侮构成了山东经济发展的主线。上述内容使晚清山东经济跳出了原先长期低水平重复的怪圈 。

清代图书广告与促销术

清代书坊刻书具有很强的商业性。为了吸引读者,获取经济利益,书商常常在书籍上刊登图书广告。这些广告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不仅反映了清代书商的商业经营活动,同时也反映了清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是中国版刻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

李清著述补考

王重民先生《李清著述考》一文,对晚明重要史学家李清一生著述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共考得李清著作二十种。今查阅明清之际各种目录书籍,发现王文对李清著述的考证尚不完备,其所考二十种著作中有十五种需要补述;并检得王文未考李清著作达十四种之多。依据各种目录书籍对李清著述进一步详加考索,可弥补王文考证之缺漏,并有利于李清著作的系统整理。

清代宋刻本书价考略

宋刻本在清代图书市场上备受珍视,书价高昂。本文概述清代宋刻本书价,与同期的官员俸禄及物价进行比较,并对书价高昂的原因进行分析,指出此现象是由多种因素交互作用所致。

“科举改章”与考官、媒体及士子的书籍应对——基于阶层分析的晚清书籍社会史考察

作为清季知识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官、报人与士子三大群体在清廷"科举改章"之际围绕科场书籍从行为层面到思想层面发生着不同面向的转变:清廷颁布"改试策论"谕旨后,绝大多数省份出现了"房官录用不敷"情形,不同层级的考官普遍更新和选购一些新式书籍以应对知识短缺与职位需要;报人则采取招股印书、刊登广告等方式应对"科举改章"后考试书籍变更带来的商机;士子在"科举改章"后对于传教士的科场赠书由拒斥到接纳,而在应试士子"卖书"尤其是"买书"行为的背后,又折射出各省士子在中西书籍阅读种类与阅读数量上的总体差异与各省士子知识水平上的分化程度之大。与此同时,此一分化过程中还孕育了新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元素,这又反过来使得清廷不得不通过厘定文体与查禁书刊的方式对"科举改章"后出现的书籍歧变与知识"乱象"进行政治管控和强力干预,而清廷"科举改章"的复合效应及其内在张力也于此毕现。

明清《实录》比较研究

明清两朝《实录》都通过传统的实录体来记载本朝皇帝的历史,并贯彻了大致相同的史学主题,即政治鉴戒、显亲尽孝、张扬忠义、劝励风俗等。由此可以看出,明清两朝在文化上有极大的传承性和相同性,都是对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体制的继承和发展。同时,明清实录修纂因主导者的民族身份不同,导致二者形成同中之异。明代实灵全为汉文本,而清廷在继承中原体制的同时,刻意保持其民族性和文化特色,在修汉文本实录时,还修纂了满文本乃至蒙古文本;在直书和曲笔的应用上,两朝实录都对非敏感的历史进行了直书,对敏感的历史进行了曲笔,《明实录》的曲笔多属于对皇帝行为的政治性讳饰,而《清实录》多侧重于对清廷早期民族身份和文明状态的讳饰。为了掩饰民族身份的文化落差,清廷信奉"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通达的华夷观,从而走上了"汉化"之路,大力推行"右文"政策,设实录馆专修实录,以与明代只设史馆而修众史相区别。

史志目录的编纂方法及其面临的困惑——以《清人著述总目》为例

文章以《清人著述总目》为例,总结了中国史志目录的传统编法,即利用已有书目,摘取清人著述,分类编纂。指出困难在于难以齐全,难以避免有名无实的书滥入,难以避免以讹传讹。这三个困难一时难以克服,为史志目录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希望引起目录学界的重视。

论龚自珍西北史地研究与清代官修西北书籍

通过考察龚自珍西北之学与清代有关西北官修书籍的关系,可以看出:清代官修书籍是今天研究龚自珍西北之学时需要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早在嘉庆年间,龚自珍就在对清代官修西北书籍的研读中开始接触西北史地,引导他进入西北史地研究领域的人是具有十余年官书修纂经历的程同文。龚自珍在了解并参与清代官书修纂活动中,翻阅使用着官修书籍,由此进行的西北研究呈现出服务于现实的研究目的、议论时政的研究特点。

明清刻书业与江南城市的文化生产

明清时期,刻书业与江南城市的文化生产关系密切。通过对刻书业的生产方式与江南城市文化资源的生产流通、学术交流和通俗文学的生产消费之间关系的考察,表明刻书业对明清时期江南城市的文化生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江南城市文化、学术文献资源的增长与交流传播,深刻影响着明清时代江南城市人文精神的发展。

乾隆时期的禁毁实录——从《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看禁书标准

《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保存了乾隆后期的禁书史料,为清代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提供了鲜活的研究资料。其禁书标准有六个方面:因其人而废、因其书而废、因抵触本朝而废、因怀念前朝而废、因名教而废、因"淫秽"而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