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铃须从系铃处——Records与Archives概念正史(四)

笔者的“四正”,从名分、本义、学理、法律上已弄清Records的含义,但坚持“Records文件观”者依旧质疑:若Records是档案,那Archives是什么?两者并列时又怎么翻译?还有人说Records是记录。既然是英语和法语带来的问题,循着英法档案历史去寻找,才是解铃的关键:以英法八百年档案工作中重要人物和事件为主线,探求其档案的源流、本质、内含及演变,为档案概念正史。

解铃须从系铃处——Records与Archives概念正史(五)

笔者的“四正”,从名分、本义、学理、法律上已弄清Records的含义,但坚持“Records文件观”者依旧质疑:若Records是档案,那Archives是什么?两者并列时又怎么翻译?还有人说Records是记录。既然是英语和法语带来的问题,循着英法档案历史去寻找,才是解铃的关键:以英法八百年档案工作中重要人物和事件为主线,探求其档案的源流、本质、内含及演变,为档案概念正史。

解铃须从系铃处——Records与Archives概念正史(六)

笔者的“四正”,从名分、本义、学理、法律上已弄清Records的含义,但坚持“Records文件观”者依旧质疑:若Records是档案,那Archives是什么?两者并列时又怎么翻译?还有人说Records是记录。既然是英语和法语带来的问题,循着英法档案历史去寻找,才是解铃的关键:以英法八百年档案工作中重要人物和事件为主线,探求其档案的源流、本质、内含及演变,为档案概念正史。

关于买卖契约文书专有名词“质剂”起源的历史语言学研究

在买卖契约文书溯源研究中,学术界多已认识到在买卖契约文书发展演变史上居于源头位置的是“质剂”,与其有关的记载最早见于《周礼》。但《周礼》本身并非全为可靠信史,其中混杂有作者的理想设计等非现实内容,既有研究较普遍存在“未加考证或辨析便将《周礼》等同于西周史实”等谬误。针对“质剂”一词的起源及其嬗变为买卖契约文书专有名词的过程等问题,以二重证据法为贯穿,遵循历史语言学研究法的逻辑进路,阐明单音节名词“质”和“剂”的起源与内涵,辨析“质要”“质律”等更早出现的契券泛称类双音节名词与“质剂”的异同,指出“质剂”一词不是被记载于《周礼》而是起源于《周礼》,是我国古代用以指代买卖契约文书的第一个专有名词。该研究既有助于解决学界关于“质剂”存在的误读误用和似是而非的问题,也对现代合同制度尤其是电子合同制度之构建与完善以及文书档案管理制度改革具有显著的借鉴与促进效用。

先秦买卖契约文书“质剂”法律效力的时空属性考

作为我国最早的买卖契约,“质剂”的法律效力于《周礼》有简要记载,但这些记载是否真实、其时空属性设定是否可行,至今未被有效考证。文章基于先秦典籍和考古实物等多重证据,从历史语言学角度厘清“旬”“期”等时间类名词和“国中”“郊”“野”“都”“邦国”等空间类概念,用历史地理学研究法将《周礼》所载“质剂”法律时效与西周行政区划进行对比验证,发现其匹配程度高、现实可行性强,指出《周礼》对“质剂”法律效力的记载是可信的。据此阐明讼主逾期不至的原因、商品所有权变更不适用“质剂”的法律时效及其时空属性设定对司法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启示,旨在丰富历史文书学理论内容和促进档案管理实践改革。

口述档案编目问题初探

从编目工作"查找"和"聚合"的基本功能出发,分析了口述档案编目工作的紧要性和迫切性,并简要概括了国内外口述档案编目工作的基本现状。然后分析了口述档案与传统印刷资源相比较,其编目工作的独特之处,比如载体形态多元、没有现成的规则可以独立适用、著录信息源获取难度大、需要进行"前端控制"等。最后,从指导工作实际出发,给出了不同层级口述档案的著录方式和主要款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档案学研究述评——基于《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学通讯》的文献计量分析

回望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档案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探寻发展脉络,可以全面、系统地了解其发展状况。文章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借助信息可视化工具CiteSpace软件对改革开放以来《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学通讯》刊发的档案学研究成果进行分析与梳理,并对其特点和趋势进行总结与预测。

弥足珍贵的教育史料——关于桐城学堂的《办学公文稿》

本文就桐城学堂的《办学公文稿》的发现、流传、主要内容作了介绍,从中研究考察了吴汝纶创办新式教育的深层思考与实践,并对《办学公文稿》这份完整地全方位地反映中国早期办学情况的珍贵教育史料价值作了思考与评介。

口述档案，口述传统与口述历史：概念区分及其档案意义

口述档案、口述传统和口述历史普遍存在的概念混淆,主要根源于同一个术语暗含多个含义并指向不同的概念。这些多重意指难以为人注意,实际上,仅不完全罗列也存在十个左右的概念或含义。与此同时,不同术语之间由于相同的修饰词往往被视为具有共同特征,如“口述性”,并将其归入一类,如“口述档案”。口述档案术语由于时代的局限而产生,不是一个严谨的概念,更适合的上位概念是声像档案,而声像档案与其说是一种档案类型,不如说是一个新的档案时代。

收文应该有选择地归档──与李兴利同志商榷

针对李兴利同志提出的只归档发文的构想进行商榷,分析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档案内容重复的原因,提出减少馆藏档案内容的重复不能以牺牲馆藏档案的齐全完整为代价,馆藏档案内容允许合理(必要)的重复。只归档发文伤害档案存史功能,收文类档案有选择地归档,既是现实利用的需要,更是齐全完整地保存社会历史记忆的长远需要。

《云南机务抄黄》及其价值探析

《云南机务抄黄》是云南最早的档案文献汇编 ,所录制敕之文 ,多为明王朝平云南后对云南的经营和措置 ,是研究明初云南全境之重要史料 。

关于苏联解密档案的几个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起,俄罗斯大规模解密了苏联时期的档案,引发世人关注。档案解密工作持续至今,总体来说是依法进行的,但是存在立法前的空档期和执法不严等问题。虽然档案解密过程中存在纰漏,但海量档案的解密仍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一方面,苏联(俄罗斯)国内由于档案解禁,历史研究领域出现了空前活跃的景象;另一方面,解禁档案推动了海外“苏联学”研究。在众多的一般性档案中,最令人感兴趣的非苏共中央档案莫属。除了本国档案和对外交往的文献资料,苏联档案中还包含一部分特殊档案,如“特别档案馆”藏有德意志第三帝国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史料和德国占领当局在欧洲没收的文件。近年来,俄罗斯还解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红军和海军档案文件、苏联驻东德军事管理机关的活动档案、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军事档案馆以及外交部资料库独有的“机密”历史文件。中国学界对苏联档案做了一些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对档案的利用和解读还不够,此项工作尚有待加强。

中共文书档案史的研究现状与思考

中共文书档案史是以中共文书档案及其管理工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为代表,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不仅编出《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简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书档案工作研究》,编纂公布了大量史料文献,而且发表了一批专题论文,但也存在一些缺憾。未来应从宏观和微观角度、理论和方法层面、学科建设视域加以深化和拓展,构建“中共文书档案史”的学科体系,大力推进这门新兴学科的创立和发展。

思想史视野中的档案文献

经典文献是史学尤其是思想史研究的主流资源。档案文献对弥补思想史研究资料之不足具有独特作用,体现在,一是可以弥补思想史链条演变的缺环,二是对于再现已经逝去的思想世界有特殊的价值,三是可以利用档案文献来考察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在对思想的文本历程、观念历程和社会历程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档案文献的独到优势,使之更好地为思想史研究服务。

经济史研究中档案资料的发掘和利用——以清代和民国东北档案为考察对象

作为原始性资料的档案对于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迄今学界已整理和出版了不少清代和民国时期东北经济史档案文献史料集,发表了许多依据档案文献的经济史研究成果。不过这方面的工作还存在诸多局限,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东北档案的经济史研究价值,努力推进经济史档案文献的整理和出版工作,深化东北经济史的研究进展。

海外华侨华人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海外保存的华侨华人史料多种多样,除了常见的华文报刊、华社公开出版物外,更有政府官方档案、私人文献、社团史料,以及博物馆、图书馆收藏资料等。就史料价值而言,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史料是相关史料的富矿。举凡会员登记、来往账目、会议记录、祭祀和对外交往的记录,附属机构如不动产、学校、医院、坟山、寺庙、养老院等的相关记录等等,这些文献史料因为详细记录了清代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的各类社团(包括秘密会社)的活动、会员的成份、活动的内容、领导层的选举和变动、包括产业会费募捐等社团内部资金的来源与去向,弥足珍贵。各国政府档案通常包括政府相关法律法规、行政公告、人口统计、商业调查、法院案件、华侨华人与当地政府来往信函,以及当地政府搜集的各类华侨华人信息,和政府内部对华侨华人各类事务的讨论会商,等等。其史料因政府的权威性具备极高的价值,常常是诠释历史的关键论据,因此是海外华侨华人史料中极具参考价值的一手文献。华侨华人的私人文书包括书信、账本、族谱、原始商业单据、各类国债、“口供纸”、各类证件等等,可以与政府档案、华社文献互证,拓展相关研究领域。

深耕与细化:近五年中国档案史研究述评

对近五年来中国档案史研究成果的发文时间、作者发文情况、来源期刊分布、关键词分布等进行分析,提炼出古代文书研究、档案史史料研究、文档名词研究、历史档案整理研究、近代档案人物思想研究等五个较为成熟的研究主题,总结出研究成果存在研究人员较分散、没有形成合力和有影响力的研究中心、研究内容较分散、研究思路还不够开阔、学术成熟度较低等方面的不足之处。未来中国档案史研究着力点应落在中国档案史史料学研究上,它是档案史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文书档案与中国前近代史研究——兼论建立中国古文书学的重要性

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重心是四部典籍,特别以正史为中心。清末民初以来,文书档案的出土和运用使中国前近代史研究有了原始资料,促进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形成。一直以来,在中国史史料学中,没有形成专门研究文书档案的学问,这是中国前近代史研究的缺点之一。通过对古文书学由来的考察,可以看出古文书学的重要性,有必要借鉴外国的古文书学,建立中国古文书学并使之体系化,成为中国史史料学的一个分支,以促进中国前近代史的研究。

2018—2019年明清档案史研究述评

经过检索统计,2018-2019年,两年间有43篇明清档案史的文章发表,14本相关的专业书籍问世。本文主要对这些明清档案史的研究成果进行统计分析,并对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探讨明清档案史的研究现状和未来趋势。

2019年清代地方档案整理与研究述评

近年来各地档案馆逐步展开对价值较大、数量较多的清代地方档案的整理工作,学界对清代地方档案的研究也有了更深层次的进展。文章将对2019年清代地方档案整理和研究方面的成果进行概述,以期完善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为未来清代地方档案的整理和研究提供可行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