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批评与“望溪学问”王国的形成

方苞治史心得有三:一是“融会经传”,多引五经及《左传》内容,采用“以经传证解史”“以史证解经传”,以及“经传与史互证互解”三途,阐释《史记》《汉书》,开“义法”由经至史一路,并为“义法建构”提供重要材料。二是对“义法”进行建构,完成“义法”思想由经到史的转换,又通过编《古文约选》《钦定四书文》,使“义法”思想由史转化到古文、时文,铺就“经传义法”“史之义法”“文之义法”三层次。又以“法随义变”的灵活处理方法,将义法“生命化”,并上继前朝,以“雅洁”丰富“义法”,在评史过程中形成了完整的“义法”思想体系。三是秉承太史公“互见”立言之奥秘,倾其一贯之思,而坚守正统,其立场在宋学,但其精神维系桐城文脉,可资汉学。方苞的史学批评,是“望溪学问”之中“经—史—文”治学实践的关键环节。

《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的目录学史问题补述--兼谈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方法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诸本《史记》著录索引已有专列“史汉”部,或未列“史汉”部却载存相关书目的现象,值得马班异同研究者关注。梳理诸本“史汉”部,并回顾学术史可以发现,目录专著中始列“史汉”部者,当为民国郑鹤声《正史汇目》,而最早摭入“马班异同评”的专科目录者,恐是宋人高似孙《史略》,但郑、高二书均未得到学界应有的评定。“史汉”部所标“史汉”,或非《史记》《汉书》对比研究的相关书目,故于治目录者理当辨清。另外,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方法,不可拘泥于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史,应熟稔研究史而跳出研究史,回归于原典以重新辨清路向。

《史记》《汉书》诸侯王表序的“九国”辨析

九国,指汉高祖末年的刘氏九国。《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汉书·诸侯王表》序,均列举燕、代、齐、赵、梁、楚、吴、淮南、长沙九国。长沙国,属异姓王,实际同姓王只有八国。《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正文高祖十二年栏,记载楚、齐、吴、淮南、燕、赵、梁、淮阳、代、长沙十国,除去吴氏长沙国,是为刘氏九国,可知序文遗漏了淮阳国。《汉书·诸侯王表》序文承讹袭谬仍然遗漏淮阳国,正文亦未为淮阳国立专栏,掩盖了淮阳国。据上述可知,《史记》《汉书》诸侯王表序均应补淮阳,以符刘氏九国之数。

蒯通形象嬗递与《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人物书写

蒯通是秦末汉初著名策士,《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均对其有载。对读三部典籍的蒯通书写,可以发现相关文本在细节上存在变化和差异,从而使蒯通形象呈现出权变之士、利口之覆邦家者、乘时徼利之人的嬗递。对此进行分析可以管窥不同书写体例、书写立场、书写旨趣对《史》《汉》《通鉴》人物书写的影响。同时还看到,在对书写权力的使用上,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都能遵循自先秦就形成的不虚美、不隐恶的书写原则,但又因中国史学“求真”的最终目的为“致用”,故而允许文学润饰手段介入史录。

汉魏六朝诗歌对《史记》实录精神的取法

《史记》的实录精神不仅是良史之德,也是难能可贵的诗学传统。《史记》的实录精神呈现出有别于《诗经》和汉乐府的三个特点:批判政治生活的倾斜性,反映时代民生的宏观性,揭露社会问题的自觉性。《史记》的实录精神深刻影响了汉魏六朝的诗歌创作,汉魏六朝诸多反映时事民生的直笔之诗,慨叹历史现实的曲笔之作,揭露社会问题的诗史之笔,都是对《史记》实录精神的继承与取法。

十六国君臣引“汉朝故事”考辨:“史相”与“史实”之间

目前所存“十六国”史料中,保留了十六国君臣引用“汉朝故事”及在实录后加入“如汉朝故事”之类的记载,这是十六国史官为构建“华夏化”政治体形象编排的“史相”,而“史实”是两汉以来经史分离,史学地位提高,《汉书》因特殊的历史地位而被广为传播,十六国君臣引“汉朝故事”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使“史相”与“史实”存在一定的距离,但利用汉朝的政治资源促进了十六国政治文明的演进。

基于两京(都)制论证候风地动仪存在的合理性

张衡的候风地动仪是否真实存在,至今还是一个有争议的科学与历史问题。否定其最大的理由在于因历史记载产生的矛盾。依《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张衡于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建造候风地动仪,而其卒于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在此期间,《后汉书》只记载过一次地震,即永和三年(公元138年)的甘肃陇西地震。一般认为候风地动仪记到的是此次地震。矛盾之处在于对公元138年甘肃陇西地震的历史记载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后汉书·五行志》记载当时京师"裂城廓,室屋坏,压杀人",即在陇西地震的同时,京师也发生了破坏性的地震;而《后汉书·张衡传》却说"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记载的是在陇西地震发生时京师并无任何有感地震发生。由此,有人认为,在公元138年候风地动仪记录地震的同时京师就已经发生强烈有感地震了。人都有感,地震动仪记到也就不足为奇了。更进一步,由于历史记载出现矛盾,地动仪无出土实物,发明后很快遗失,因而就认为候风地动仪历史上并非真实存在,其存在性值得怀疑。本文针对这个记载矛盾做出另外一个解释,论证在东汉时有两个京师,一是长安,一是洛阳,京师震指的是长安,而候风地动仪放在河南洛阳。从而对历史记载中的矛盾有所解释,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候风地动仪存在的真实性。

《史记》《汉书》韩信史事比较研究

《汉书》记载汉武帝以前纪传,多在引用《史记》原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增删补充,其对于韩信的记述也不例外。通过比较《史》《汉》中与韩信有关的历史撰述可发现,班固在摘录旧文时因材料取舍标准不同及个人治史思想差异而进行改动,其变更表现为增、删、改三方面,并于文字变化中呈现出与司马迁不同的史事认知和人物评价。同时,两位作者的语言文笔各有特点,这在记写韩信相关史实时表现鲜明。从细微处入手,以韩信为切入点剖析班马异同,有针对性地分析所考篇章不同处的史学内涵。

《班马异同评》研究三题

《班马异同》是南宋倪思所撰,宋末元初刘辰翁评语与之合刻,题为《班马异同评》。此书有明嘉靖十六年李元阳刻本和明万历韩敬序刻本两种版本系统。《班马异同评》通过比较《史记》《汉书》两书对应的篇目,考其字句异同,以观二书得失,从而创造出一种新兴的史书研究体例与模式。刘辰翁的点评有三个倾向:一是十分注重文学特征,尤其注重字词的评析;二是关注《史记》《汉书》二书的句法、文法等写作特点;三是能够运用评价小说的方法来点评历史人物。

两汉魏晋天象记录统计分析

自西汉开始,天象被大量、系统地记载于史书。两汉魏晋期间,数量逐渐增多,种类逐渐齐全。全面统计分析了这一时期天象记录的文献来源、天象类型和时间分布。在这625年中,共记录天象1 581条,其中包括日月食236、月行星位置782、其他563。几乎所有记录都来自官史天文等志和本纪。

试论姚振宗《七略佚文》的误失

在诸家《七略》辑本中,姚振宗《七略佚文》无疑是一部成功之作,但也存在一些误失,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汉志》班固注整体上(极少数除外)作为佚文予以辑录,有所不当;二是某些具体的佚文辑录及书籍的还原处理等存在着明显的误失:将班固所自作之注作为《七略》之佚文予以辑录;对《汉志》所"省"之书籍的还原著录尚存未至之处;对有些书籍篇数的还原失于准确;个别书籍还原著录时的类别归属有误。

秦汉文学流程的文化观照

本文是《商周文学流程的文化观照》的续篇,文中将继续追问一些文学史问题,诸如为何文化专制时代的颂歌体文学特别发达,为何"秦世不文"而后世的《过秦论》、《桃花源记》、《阿房宫赋》、《孟姜女哭长城》等等"谴秦"作品却成了文学名篇,汉武帝的"罢黜百家"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无本质区别,汉代巨史大赋的森林是在什么样的文化原野上生长繁茂的,表达了作家们怎样的文化追求和审美理想,"少而好赋"者为何又"壮夫不为",东汉张衡何以在登上了汉大赋的峰巅之后又转向了以山水田园和平凡人性为背景的抒情小赋等。作者认为,文学名篇的细读和内部研究非常必要,但滋养文学华林的文化的阳光雨露却只能作外部观察与考量,文学景观的兴衰存亡依赖于远比自身广阔得多的人间万象和天地风云。

陈寿、范晔历史人物评论之比较

陈寿《三国志》和范晔《后汉书》,都是得到后世很高评价的史学名著。两书在内容上颇有交叉,所记相同人物共有55人。陈寿和范晔在记述和评价这些人物时,行文也有异同。陈寿和范晔对这些人物记述上的繁简、评价上的高低,不仅反映出这两位史家著史之不同的旨趣和史识,而且对于更全面地认识东汉末至三国初的这一段历史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汉书·礼乐志》的著书内容与音乐史观

《史记·乐书》建立了中国古代官修史书的乐志体例,但给后世留下乐志范本的却是《汉书·礼乐志》。《汉书·礼乐志》是以记述宫廷雅乐的历史和歌词为主,"郑卫之音"的史实虽也有提及,但它是以一种被贬抑、被批判的地位得到记述的。《汉书·礼乐志》的音乐史观是一种雅乐音乐史观,它是西汉以来儒学文化思想在音乐史学领域中的体现,它对而后的官修史书乐志以及其他音乐史文献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汉代史传文学在汉赋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史记》《汉书》为中心

在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中,史传文学起到重要作用。与汉赋产生于同一时期的汉代史传文学《史记》和《汉书》的作用显得更为特殊,它们最早对西汉辞赋做了保存与筛选,这是汉赋经典化的第一步,而"以文传人"的史书撰写方法也对汉赋进行了很好的推广,并且汉代史传文学作为最早的汉赋注解与评论资料,还系统展示了西汉代辞赋创作风貌,在汉赋研究史上具有很高价值。

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述论

《汉书艺文志举例》是《汉书·艺文志》研究史上第一部全面总结义例的专著,摆脱了以往《汉书·艺文志》研究中所采用的随文注解形式,归纳出四十六例来讨论其体例特点,具有开创之功。所提出的称出入、称省等例早已成为《汉书·艺文志》研究的理论基础。然而,孙德谦为给后世编艺文者树立榜样,把班固推到史志目录义例制定者的位置上,附会之处就在所难免了。

从“前三史”看汉代酷吏形象的历史演变及其成因

司马迁与班固一前一后分别在各自的史学巨著《史记》和《汉书》中为西汉酷吏做传,突出表现了酷吏为政尚威、执法冷酷的形象特质。随后范晔又将东汉一朝的重要酷吏写进《后汉书》中,其笔下的东汉酷吏形象除具有执法严苛等所有酷吏的共有特质外,较之司马迁、班固笔下的西汉酷吏形象在为政风格和个人操守等方面还呈现出较多的变易性。汉代酷吏形象的历史演变与两汉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东汉儒学的兴盛、统治者的好尚以及史学家的吏治思想有密切关系。

《史》《汉》类传比义

由于司马迁与班固两位史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出身与遭际及各自史学才能之不同,因而《史记》和《汉书》中的相同的类传虽记述时代、内容基本相同,但评价却大为不同。表现在对西汉王朝的看法上,《史》多讥刺之辞而《汉》则代之以雍容圆滑的记述。在道德评判上,《史》往往冲破伦理道德的束缚,而根据人物的具体情况定其优劣;《汉》则自觉地以统治者的代言人自居,处处以统治者的正统思想来绳墨历史。在义利观上,《史》重利但不排斥义;《汉》则重义而轻利。《史》、《汉》类传之异鲜明地体现了两位史家的史学思想。

《汉民族史记》研究的“马拉松”

作者对汉民族历史的研究,从1979年12月起步,一步一步地走了40年,算是一个汉民族研究的学术"马拉松"。而这次从2012年12月启动《汉民族史记》的撰写,到2019年出版,也经历了7个年头,也算是又一个汉民族研究的学术"马拉松"吧!

拓展历史编纂学研究之方法论思考

中国历史编纂学是正在建设的一门学科。拓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关键所在是不能将之视为单纯的技术问题,而亟须加强对其哲理层面的思考,深入发掘史学名著的成就,认真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和人文精神。当前尤应深入探索以下四项有效的研究途径:第一,贯彻发展观点,将创始时期的特征与以后的纵向发展联系起来考察;第二,确立整体观念,深入总结史学名著所蕴涵的深邃哲理与高度审美价值;第三,贯彻“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克服偏颇之见;第四,运用比较研究方法,阐释传统史学精华在历史变局面前所具有的应变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