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2014年《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综述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4年间大陆、台湾地区、香港、澳门以及日本、韩国发表的关于《四库全书总目》的论著,进行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统计与分析。

伦明先生文献学著述考

伦明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藏书家、文献学家,一生以续修四库为志业,续书楼之名远播海内。作为一位学者型藏书家,收藏之余,伦明还注重利用藏书展开学术研究。由于他一直坚持亲自抄书、校书,故其版本、目录学思想颇合实用,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伦氏著作许多是未刊的手稿本,读者访求不易,故撰此文对其文献学著作作一梳理,希望引起海内外同好对伦明研究的关注。

政统与道统之间:传统目录学体系建构的政治基础与道德基础

《汉志》等书目最初是受彼时朝廷旨意"典校祕书"且"因校书而叙目录"的结果,期以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在政教意图的指导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成为传统书目体现政教意图的主要书写范式,从而规定目录学者的职责。不同时期的目录学编纂者藉此不断调整,以使所编书目成为沟通统治阶级的政教意图与学术思想之间的重要媒介,为该时期的政权统治服务。而人伦道德、"风俗人心"作为传统目录学体系建构的道德基础,又建构了以政教意图为主导的体系所需要的践行机制,使目录学著述能够承担起满足"时君世主"的需求与引导"风俗人心"的政治责任。

《四库全书》申遗刍想与研究前瞻

《四库全书》是迄今为止人类书籍和书籍文化的巨大瑰宝,是文献性质的伟大文化遗产,堪称人类绝无仅有的“书籍长城”。作为文化遗产的《四库全书》在文物一项至少包括纂修文物和书籍文物两类。这两类又由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书籍及相关文物构成,堪称多姿多彩。现存文渊阁等,作为清代皇家藏书楼即中国古代国家藏书楼的标志性建筑,具有重要的文化遗产价值。历尽沧桑而幸存下来的《四库全书》及其藏书楼,其重大意义不仅在于见证了一部伟大书籍的命运史,而且见证了一个伟大民族的命运史,同时还说明中华民族不仅是一个能够创造辉煌文化的伟大民族,而且是一个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文化遗产的伟大民族。把《四库全书》当作文物、当作文化遗产尝试对它的重新定位,则将带来《四库全书》及其研究的一个新时代。

《四库全书总目·小学类·尔雅》三题

《四库全书总目》作为乾隆时期一部大型的官修目录,收书万余种。《尔雅》是一部在历史上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原典,自汉代开始就有不少人为之作注。但《总目》对《尔雅》在历史上的研究情况,并未能做到辨其学术、考其源流,而从类目调整来看,它却是我们研究学科发展演变轨迹最好的助手。《总目》对《尔雅》研究中一些争论的焦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不仅精当且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值得今人探求。

四库馆臣对宋人笔记分类的早期认知——从《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谈起

《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是"四库学"的重要文献之一,处于四库馆臣纂修分类稿与《四库全书总目》的过渡阶段,有承上启下的特点。《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撰者在对前代书目分类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搭建起较为完整的图书分类体系,反映了四库馆臣对传统学术史和学术体系的基本建构。《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残本著录宋人笔记94种,并对这些笔记的书名、著者、版本及真伪等问题做了考订辨析,也就部分笔记在传布过程中的卷帙篇幅、文字增删等情况进行了简要分析。考察《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的著录情况,有助于探讨四库馆臣对宋人笔记的早期认知,进而全面窥探其对宋人笔记的接受与批判。

对新世纪以来《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在经历了近两百年的研究历程后,世纪之初《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取得了新进展。然而对《总目》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总结和反思,发现真正意义上的"总目学"尚未形成。《总目》研究具有分散性、自发性、偶然性的特点,这几方面都严重阻碍了《总目》研究的深化。《总目》以经、史、子、集四部涵盖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而《总目》研究却缺少严格意义上的"专人"、"专才",即并无经学家专治"总目经学",史学家专治"总目史学",戏曲学家专治"总目戏曲"。《总目》研究尚未达到"精"、"专"、"高"的层次。未来《总目》研究方向如何,怎样让《总目》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学者需从哪些方面努力,作何种规划,这也是当下亟需思考的问题。

管窥《四库总目》对《汉书·艺文志》的研究

作为书目的《四库全书总目》,其学术成就的取得与它自身对《汉书.艺文志》等古代书目的研究有关。四库馆臣基于指导当时书目分类之需,聚焦于类例,并整体综观历史上几乎所有书目,从而包含有目录学史意识,同时形成了目录学学术批评的基本范式。文末对其《汉志》研究的不足也有所刺陈。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勘误十三则

编纂于清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总目》煌煌二百卷,代表了中国古代目录学最高成就,作为目录学体式之一的序录体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自其问世以来,学界莫不奉之为治学圭臬。但其讹误脱漏之处甚夥,纠谬补缺已然成为四库学研究题中应有之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校正十六则

编纂于清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总目》煌煌二百卷,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我国传统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一向为研治传统学问者所重,视之为治学门径。然因其规模宏大,书成众手,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前辈学者已多所订正。本文即笔者于平日翻检研读过程所见其若干疏误及辨正。

《四库全书总目》与《四库采进书目》对证研究——以子部艺术类书法文献为例

《四库全书总目》中标注了著录、存目文献的采进来源,但是,将每书来源与《四库采进书目》对证,两者之间并不能一一对应;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四库全书总目》标明来源而未见于《四库采进书目》,其原因主要有由丛书中析出、由文集中析出、《四库全书总目》标注错误、《四库采进书目》漏记等;二是见于《四库采进书目》而未见于《四库全书总目》,其原因主要在于禁毁、撤出、内容与其他文献重复等。

陈垣先生图书馆学文献学成就综述

陈垣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教育学家。他在史学、宗教、医学、教育、图书馆学等研究领域做出了诸多成就和卓越贡献。文章旨在从图书馆学和文献学的角度,探讨陈垣先生在古籍整理、历史文献研究方面的贡献。

《四库全书总目》与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

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是《左传》评点学史上的全盛期,这一全盛期的结束当以《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完成为标志。通过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对《左传》及其评点的立场和评价,不仅可以认识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由盛转衰的历史原因,而且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四库全书总目》在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史上的重要地位与特殊价值。

邵晋涵四库史部提要的目录学价值研究

清代浙东史学名家邵晋涵参与四库馆,撰写总目提要,在史部的二十七种提要中,正史占了二十二种,这些史部提要在探究史家学术渊源、考订书名流变、分析史书之得失、标明史书的篇章体例、辨析版本的优劣真伪、叙述篇帙的分合存佚等方面,体现了中国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价值与成就。

由《别录》到《四库全书总目》看目录学的发展流变

本文对《别录》《七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我国目录学史上重要著作进行介绍对比,以此理清汉代以来我国目录学在内容、体例、分类、结构上的发展脉络。

从目录学角度谈《四库全书总目》不收通俗小说的缘由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通俗小说多系"坊肆不经之书",未对通俗小说进行著录。此举系《四库全书总目》对以政教秩序、人伦道德为编纂思想与价值归宿的传统目录学体系的承继。这种目录学体系限定了传统书目的部类设置、书籍归并及其所隐含的文治意义,每类书籍的内在结构及主题归旨渐趋固定化,以致于通俗小说无法在传统目录学体系中寻找到合适的安置类目。

《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与《四库全书总目》比较研究

《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与《四库全书总目》均为在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产生的提要式目录。虽然在规模和学术水平上《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无法与《四库全书总目》相提并论,但是两部书目在纂修背景、著录对象、编撰体例、提要内容等方面均有诸多相似之处,《四库全书总目》对《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多有参考和借鉴。通过对两部书目的比较分析,可以认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四库学研究。

《四库全书总目·精华录》提要辨正

王士禛的《精华录》是其诗歌名作的选录集,历来为后人所关注。《四库全书总目》之《精华录》提要辨章学术,以诗境评论诗旨,虽益于学人理解这部别集的特点,但仍有诸多提法值得辨析。本文即从《精华录》与王士禛其他诗歌别集之关系、《精华录》提要七个层次内容两方面进行辨析。

清代目录学家的“法家”著录补遗考

“法家”作为一个古老的著述类目早在第一部正史艺文志《汉书·艺文志》中便已经出现,且历代沿袭,但到清初所修《明史·艺文志》中“法家”这一类目却消失了。“法家”消失并不能代表“法家”作为一家之说在中国古代完全消失了。清代学者对“法家”著作类目做了补遗工作,这说明“法家”作为一个独立著作类目存在的价值。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清代“法家”著录补遗成果,体现了清代目录学家的“法家”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