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对七七事变的矛盾态度及其原因(1937年7—10月)

1936年,德国和日本签订反共协定,两个法西斯国家形成军事同盟。侵华日军制造七七事变后,德国由于在中国有巨大利益,所以面临如何应对这一事件的问题。出于与日本共同争霸全球的战略需要和维护在华利益的考虑,德国对七七事变采取矛盾的态度:它虽然清楚事变是日本制造的,却不能谴责日本,声称"中立",并要求英美法等不予干涉,主张所谓东亚民族"自决";它虽然反对日本将反共协定运用于中国,却又利用日本的侵略配合其在欧洲的行动;它虽然反对日本发动对华全面战争,但最终出于全球战略配合的需要而对日让步。随着认识到日本不可能征服中国,德国转到调停中日战争上来。

七七事变前后毛泽东把握历史主动的多重路径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握历史主动,沿着正确方向前行。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党把握历史主动的典型代表之一。七七事变前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毛泽东通过抓住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总结历史经验、推进理论创新、准确预判时代大势等路径,对抗日战争的发展做出准确预判,凝聚了党心民心,从而带领全党把握了历史主动,为赢得抗日战争以及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无力遏制日本独霸步伐:英国政府对七七事变的应对

七七事变期间,英国政府由于无力遏制日本独霸远东的侵略步伐而尽力避免卷入中日冲突。在此态度下,它竭力淡化七七事变的实质,要求中日双方停止增派军队,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事变。同时,它竭力要求美国联合对日施压。对于国民政府诉诸国联与九国公约的要求,由于不敢领头对日,英国政府予以拒绝。它所能做的,仅在于向日本表示非常关注远东和平,在华北局势恶化的情况下不宜举行英日谈判。这一近似于哀求日本不要独霸远东的态度,反而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忍痛含垢 与敌周旋——七七事变期间的张自忠

七七事变期间,身为第29军所部第38师师长和天津市市长的张自忠究竟有怎样的表现?他的所作所为又有怎样的苦衷,以致他一度蒙受"汉奸"的骂名而无法辩白?时至今日,学术界在谈到这段历史时,仍然无法作出恰当的评价。详考史料可知,张自忠服从军长宋哲元之命,留守平津,与日方周旋。1937年7月8日至10日,他和秦德纯、冯治安共同主持大局,在北平与天津同时交涉。7月9日,秦德纯与日方口头约定同时撤军。此后,张自忠具体负责交涉,并与日方签订了7月11日协定和7月19日"细则"。第29军在所谓不追究事变责任、道歉、"共同防共"等问题上先后作了重大让步,以换取日方撤军。7月底日军发起侵占平津地区战役,张自忠奉令留守北平,一方面力图维持冀察政务委员会,另一方面则掩护第29军撤离。史实表明,七七事变期间张自忠的所作所为,是力争在国家领土不失的前提下维护第29军的地位,这才是他"忍痛含垢,与敌周旋"的良苦用心。

中国抗日战争应以七七事变为开端——兼与郭德宏先生商榷

中国抗日战争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九一八事变后,抗日并没有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流,当时中国政局的关键仍然是如何结束国内政局的分裂与动荡状态,以实现国家的统一;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战争仍只是属于局部战争,而中日两国并没有进入国与国之间的一种全面战争状态。只有到了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才真正成为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中国抗日战争因此应从七七事变算起比较合适。

战略与策略的平衡抉择:再论“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应对

"七七事变"前,针对日本对华北的侵略,国民政府已经制定了整体应对战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应对实际上可分为战略和策略两个层面:从战略上言,中国须通过全面战争方能解决中日问题。在此战略下,卢沟桥事变会否、应否影响总体战略部署,蒋在内心并无把握,但为了避免陷入被动,按照既定军事计划做出部署,属于一个军事统帅的本能选择。就卢沟桥事变本身而言,蒋希望能局部解决,并趁机派中央军进驻平津地区,防止日本夺取华北,但亦做好了全面开战的心理准备。为了局部解决卢沟桥事变,蒋通过应战声明及战略部署,希望令日军暂缓发动全面战争。在应对卢沟桥事变的过程中,蒋所获得的军事情报对蒋判断全局局势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虽然他通过外交渠道释放出中国有意和解的呼吁,并希望英美等从中调停,但军事上的准备却在加速进行。

能否维持现状:蒋介石、宋哲元如何处理七七事变之争

1937年7月8日至28日,蒋介石、宋哲元围绕如何处理七七事变产生争议。蒋介石认为七七事变不可能得到和平解决,多次要求宋哲元坐镇保定,准备应战。宋哲元则拒绝,幻想对日妥协以维持第29军继续坐镇华北的地位。蒋介石也曾通过各种渠道和平解决,一方面表示中央与地方的立场一致,一方面设法由中央政府管控对日交涉。这场争议以宋哲元是否到保定坐镇为始终,以能否维持现状为焦点。在日本使华北"明朗化"的既定侵略步伐下,宋哲元不可能维持现状,只能到保定坐镇,蒋宋二人的争议告一段落。

日军在华军事谍报活动与七七事变的爆发

1936年前后,日军开始加强对华军事谍报力量,全力收集旨在发动军事进攻必须的谍报,并且在七七事变前夕,基本上完成了对中国陆军部署状况和作战能力等的调查,掌握了中国空军各种绝密信息,摸清了中国北方国防工事的构筑状况。因此,即使仅仅从情报收集的角度来看,七七事变也是日军精心策划的必然产物。

七七事变前后抗日救亡运动特点之比较

抗日救亡运动与整个抗日战争相始终,并因政局和战局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阶段性特点。从运动的行为方式来看,七七事变前多属于民众自发行为或政党行为;而七七事变后则转变为被国民政府认可、参与的政府行为。从运动的形式和规模来看,七七事变前的多为请愿、示威等具有相当规模的个体活动;七七事变以后则发展为具有很大规模的整体运动。从运动的作用来看,七七事变前的抗日救亡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敦促其对日政策的调整和改变,驱使其最终走上抗战的道路;七七事变后的抗日救亡运动则坚定了国民政府的抗战信心,动员和激励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和胜利信念。

七七事变前河北邮电通讯事业发展述略

以晚清时期直隶省(今河北省)邮电通讯业为参照,探讨了1912年1月至1937年7月间河北邮电通讯事业从旧式到新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从1912年1月到1937年7月,以1928年为界,河北分别处于北京政府和国民党南京政府统治下,因此我们将其分为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政府前期,具体从邮政、电报、电话三个方面进行探讨。河北邮电通讯事业的发展到1935年就已经出现了集邮政、电报、电话于一室的邮电局,昭示出未来邮电通讯事业的发展方向。

日本如何有计划有步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为什么在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偶然还是必然?值得高度关注。分裂华北吞并中国、独霸远东,是日本的既定国策。自1935年起至1937年,日本三度拟定实施"北支明朗化"的处理要纲,三度制定对华全面战争意义上的年度作战计划;在之前和期间,拟定占领中国各地的计划。有了作战计划和占领计划,日本还需要准备和寻找时机。通过广田内阁到近卫内阁,日本到1937年6月上旬建立起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准战时体制"。同时,德国的崛起和《日德反共协定》的签订,使苏联被德国牵制住;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内战,使英法等列强被牵制住而无暇顾及远东,日本动手的国际时机成熟。在此过程中,日本逼迫国民政府接受广田三原则,企图不战而亡中国;中国统一进程和抗战准备,使日本如坐针毡。按照既定的作战计划,在成熟的国际条件和国内战争准备下,驻屯军选择战略地点卢沟桥制造了事变。就这样,日本有计划有步骤寻找时机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七七事变”后张自忠留守北平的真相

对于"七七事变"后张自忠留守北平一事,史学界多数研究者认为张是奉宋哲元之命,但也有人持"逼宫"一说。本文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公布的国民政府档案,并结合《徐永昌日记》等一些新材料,对此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研究。结论是:"逼宫"说仅凭传闻立论,缺乏事实根据。

论七·七事变前蒋介石的日本观和抗战观

全面抗战爆发前 ,蒋介石在鼓吹“中日亲善”的同时 ,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侵华野心也有所认识 ,并且随着日本侵略的步步紧逼而逐渐加深。蒋介石虽然也泛谈救亡复兴、自立自强 ,但骨子里仍坚持认为中日两国国力悬殊太大 ,中国开战必败 ,因而把抗日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联合美英之上。蒋氏斑驳庞杂、矛盾抵牾的日本观和抗战观 。

“七七”纪念与中共党报对民族集体记忆的建构——以《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为中心

"七七事件"既属重大历史事件,也是构建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资源。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尤为在意"七七"等重大纪念日之于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塑,以《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为主要媒介平台刊发大量代表性纪念报道。这些文本既是对历史的缅怀,也是对彼时构建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素材。中共党报通过大量针对性极强的报道突出"七七"之于中华民族的特殊意蕴,借以奋扬民族国家概念,透过媒介不断扩散影响。由此形成了一套历史记忆建构的媒介框架。中共党报构建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的行为除了鼓舞民族士气争取抗战胜利的现实考量,更深层次则体现了中共藉此重塑民族精神、实现国家复兴的努力。

抗战时期中共对“七七”事变的纪念——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

抗战时期中共每年在陕甘宁边区举办"七七"事变纪念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动员群众、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制汪伪政权的投降活动。通过纪念纪念"七七"事变,宣传了自身的执政理念,团结了抗战力量,坚持并拓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裕仁天皇侵华战争责任探析

“九一八”事变，日本吞并中国东北，天皇同军部站在同一立场上，默许、鼓舞了军部的这一军事冒险；“七七”事变后，天皇作为主战派。

“七七”纪念与抗战时期的政治动员

"七七事变"爆发一周年之际,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将之设置成抗战建国纪念日,为"国定纪念日"之一种,从而在制度层面确定了纪念日的政治动员面相。该纪念日通过召开纪念会、献金、素食、公祭阵亡将士、组织宣传队、举行游行等活动进行仪式动员。纪念话语作为纪念日的重要组成部分,"七七"纪念话语通过呈现日本残暴行径、诠释抗战建国方针、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批判投降妥协倾向等进行政治动员。如此,"七七"纪念被制作成抗战建国纪念日,从制度设计,到仪式活动的操演,到纪念话语的表达,整个纪念日皆服务于抗战政治动员。

日本对七七事变的认识及中日论争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当时的日本媒体、民众几乎一边倒地叫嚣"膺惩暴支",日本政府宣称七七事变是中方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决定附和军部"扩大派",伺机扩大侵华战争。然而,战后东京审判以大量史料证实七七事变是日本陆军计划、煽动和阴谋制造的产物,还原了事变真相,对日本人对七七事变的认识产生了一定影响。日本保守学者虽从推卸侵华战争"责任"出发,认为七七事变具有偶然性,是第29军士兵开了事变"第一枪",但也不认同右翼分子提出的所谓中国共产党"阴谋"说、国民党责任说、共产国际和苏联责任说等奇谈怪论。日本进步学者虽与中国学者的七七事变认识也不一致,但以承认日本侵华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为前提,这是开展中日学术交流和共同研究的基础,从而为缩小中日历史认识差距和扩大共识创造了条件。

和乎? 战乎?——卢沟桥事件中蒋介石的决策过程

卢沟桥事件发生之初,中日双方都面临着和还是战的选择,也都曾有过不扩大事态的决定,但终究还是走上了战争之路。在重新梳理史料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虽然许多人梦想在这个仲夏之夜收割他们盼望已久的果实,但就中日两国的未来而言,时间在中国一边,和平于中国有利。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并非"立即下了抗战的决心",其抗战决策也经历了从在和与战之间摇摆到丢弃幻想的过程;7月17日庐山谈话的真实目的是向"倭王"裕仁喊话,期望收到阻止全面战争的奇效。

“圣战”与“和平”的博弈:战时华东沦陷区“七七纪念”活动述析

在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纪念日通常承载着塑造国民意识、培养民族国家认同以及创造或增强政权合法性的强大功能。然而,抗战时期华东沦陷区日伪政权展开的"七七"纪念活动却并非如此,它一方面被赋予针对抗日宣传的反宣传功能,同时又因日本居留民群体以"七七圣战"纪念活动展示日本战胜的意味而极度尴尬。由于华东沦陷区特殊的社会环境、日军占领者与汪伪政权间围绕纪念日资源的明暗博弈,这一纪念活动的进程错综交织、乱象丛生。当双方以"七七"纪念为体、以"中日和平"为交叉点重构"七七"的政治意蕴时,双方的政治分歧也清晰可见。亲日政权本就虚幻的合法性在被动的"七七"纪念活动中更遭遇困局。华东沦陷区的"七七"纪念活动,可以视为偏离近代纪念日常规路径的特殊现象,它所具有的政治功能产生了逆向的扭曲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