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浅析梁启超目录学思想

本文以梁启超的《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为研究对象 ,深入地讨论了梁启超的目录学思想。指出该文既是对佛经目录的总结 ,又为近代目录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

道安的译缘人生与译思译想

道安在注释旧译时主要关注译文文、质与繁、简问题,主张繁简、文质不同风格的译文共存互相补益来彰显佛旨;而晚年主持译经时则主要关注翻译方法问题,主张直译以防译文有失。对佛祖的虔诚之心是道安关注佛经翻译之缘由,而角色转变则是道安翻译思想变化之主因。

论魏晋南北朝隋文章对汉译佛经因果报应思想之容摄

魏晋南北朝隋,本土相关的思想文化与现实的多灾多难决定了汉地文章容摄佛经因果报应思想;汉地文章对佛经因果报应思想容摄得多少,是由该思想的相容性及相对优势决定的,此相容性、相对优势系相对于汉地相关思想文化、就满足汉地人的需要而言;曹魏至隋,佛经因果报应思想在汉地扩散的时间越来越久,容摄该思想的汉地文章越来越多,根本而言,是因为汉地长久地存在着相关的思想文化,汉地人长久地需要它;汉地不同体裁的作品对该思想之容摄在数量上差异颇大,决定性因素是它与体裁间是否存在重要契合;汉地文章对该思想之容摄的艺术性,受体裁、作者的表达意图与现实需要、当时文学的艺术性等因素的影响。

论谢灵运对般若性空的认识与诗文创作

谢灵运"自弱龄奉法",从小接触佛教,再加上生而颖悟的自身条件、佛经大量传译的文化氛围,使他一生与佛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参与佛事,润改佛经,与高僧辩论、交游。这一切都使佛学渗透在他的思想、灵魂深处,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的诗文创作。他的佛学般若思想,在他对佛经的注解中以及在诗文创作中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读《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探析梁启超目录学思想

通过研读梁启超先生的《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一文,深受先生治学之精神、态度和勇气感动,并于感动之余,探讨先生在经录分类及提要方面的目录学思想。

“时”、“地”、“人”——敦煌莫高窟开窟因缘述略

丝绸之路开通后,敦煌因地处其"咽喉之地",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成为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文化交汇大舞台。本文即从"时"(时代背景)、"地"(地理环境)、"人"(求法开窟僧)三个方面,综合论述了一千六百多年前敦煌莫高窟的开窟因缘,指出乐僔等人最初营造的佛窟形式与内容,一定是既有浓郁的中亚、西域风貌,又融合了中原汉地风格,展现出多民族文化艺术风情,为一个多元文明、昌盛繁荣的莫高窟的形成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佛经翻译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通过回顾中国佛经翻译三个发展时期与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挖掘中国文学的佛教宗派思想渊源与贡献,探讨了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包括对中国文学主题和题材的影响,对中国文学的语言、风格和形式的影响以及对中国文学宗教性和人文性的影响。由此可见,佛经翻译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奠定了中国文学多元化和创新性的坚实基础,并将会继续促进新时期中国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回鹘文《金光明经》翻译思想谈片

胜光法师是我国古代维吾尔族著名翻译家,译著颇丰,译者一生专注于翻译实践,对其翻译思想并没有进行过专门论述。《金光明经》是译者所译著品中篇幅最大、保存较完整的译著之一,其中存在着音译、直译、意译等各种翻译方法和“忠实原文”、“灵活机动”的翻译观点,对此进行归纳总结,提炼出翻译思想,并和玄奘的翻译理论进行比较,以现代翻译理论重新审视其翻译思想。

智顗的“三·一”思维结构模式

智顗是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天台佛学中独具特色的“一念三千”、“一心三观”、“三谛圆融”等命题都是由他建构的。这些命题有一个共同的思维模式,即“三·一”结构模式。

洛阳新发现唐天宝三载石幢考释

2016年8月,洛阳匾额博物馆前施工时挖出一件唐代石幢的幢身,据其刻铭可知,该石幢立于唐天宝三载(744年),为彭城县尉张悌所立,其上所刻经文为《佛说业报差别经·施灯明功德品》。经考证,该石幢应为唐代佛寺灯台的幢形灯身。此外,张悌为比丘尼之"养男"的身份也为同类刻铭中少见,为研究唐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