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与唐宋盗窃法比较研究——兼谈西夏对中华法系的继承与发展

“盗窃”是中国最古老的犯罪之一,历代皆有严格法律予以规制,以期维护社会稳定。文章对比研究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亥年新法》《唐律疏议》《宋刑统》及《庆元条法事类》中关于盗窃罪的条文,发现这些法典均设置了亲属内外有别、宽宥弱者、严惩官盗僧窃以及团伙共谋作案等主体处置措施,涵盖了牲畜、人员、佛神祀物以及官府文书等盗窃对象,量刑上均依据慎刑恤刑、告赏、邻里互助以及重盗重罚等原则。同时,西夏法典融入了大量具有党项民族特色的法律元素,完善了群盗、重盗等制度。概言之,西夏法典在充分吸收中原王朝立法精髓的同时,结合本民族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司法实践的需要进行了创制和发展,在中华法制史上极具特殊地位。

唐建中年间岭南“撙节送上都”银铤考释

中国人民银行所藏“唐代岭南观察使建中四年巡内州及当使撙节送上都”银铤铭文的关键词“撙节”,即节俭支费之意,与“方圆”分别代表节流与开源两种理财方式。此银铤铭文中的“巡内州”“当使”及“送上都”涉及唐后期的两税三分制,岭南将撙节银送上都,体现了两税法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政治关系。这笏银铤的进献者是岭南节度、观察使元琇。建中时期德宗与藩镇频繁战争,国家财政难支,岭南献撙节银是为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兴元元年,元琇升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应与其撙节进银之功有很大关系。

宋人追复“三代”之原因蠡测

宋朝建国之后,朝野都认识到历史乱多治少,加之北宋承五代废墟而来,如何避免成为第六代?这让他们心里产生了巨大的焦虑,并开始从历史中借鉴经验。“三代”号称“极治之世”,寿命最久,而历代称治的汉、唐,寿命却明显更短。“汉唐”可以成为第一步追求的典范,但如果要想国祚更久,则“三代”无疑是更理想的仿效对象。提倡“三代”,也有助于应对佛教挑战。而当时思想资源有限,宋代朝野并不能提出超越儒家“三代之治”的其他理想世界。因此,在与“汉唐故事”“祖宗家法”的对比中,“三代之治”得到了极大的推崇,这也促成了儒学的复兴。

敦煌唐五代时期“物权”文献研究

敦煌遗书中保存有许多唐五代时期有关“物权”方面的文献,涉及所有权(含动产所有权、不动产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及用法律手段维护物权等方面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通过对这些文献的解读,可以生动地揭示出我国古代有关物权方面的法治状况和人们的物权观念,使我们认识到当时人们对于私有财产的重视和为保护私有财产所作出的努力。

唐宋时期中医古籍文献对不寐中医药治疗经验的整理研究

目的基于唐宋时期中医古籍文献对不寐中医药治疗经验的整理研究。方法以《中华医典》(第五版)收录的唐宋时期古籍为依托,采用数据挖掘方法,探索唐宋时期不寐治疗组方用药的经验。结果治疗不寐使用最多的药物依次为人参、酸枣仁、肉桂、茯苓、麦冬、茯神、黄芪、川芎、黄芩;常用药物类别为补虚药、清热药、安神药;用药性味以甘平温、苦寒为主;药物归经以入心经药最多,其次为入脾经、肺经、肝经;出现次数较多的核心药物有甘草、人参、肉桂、酸枣仁、麦冬、茯苓、茯神、黄芪8味;通过综合分析得到13个核心药对组合。结论唐宋时期辨证治疗不寐主要以补虚、清热、安神为主;从唐宋时期用药上来看,体现了“治病必求于本”的原则,治不寐之本在于安神;常用药对以人参为中心,天王补心丹、酸枣仁汤、养心汤三个著名安神方剂都包括药对中的药物,为临床用药选择提供了依据。

治官·治民·治天下:《唐律》中的法律秩序观

法典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具体展现,法典内容与形制影响法律秩序观的建构,亦是“治理天下万民”概念的延伸。文章讨论《唐律》十二篇顺序展现的法律秩序观,分析其所呈现的国家统治理念。《唐律》各篇的顺序安排,可分为国家制度的运作、国力与国防安全、一般犯罪行为、司法审判四个层面,这除了体现皇权统治的轻重之分,也展现了唐代维护皇权与官民之治的特点。

白居易《李[曾羽]虞部郎中制》写作年代考

白居易《李[曾羽]虞部郎中制》目前有元和二年至六年翰林制诰和长庆元年中书制诰两种观点。制文收入白集翰林制诰中,中书制诰说显然难以成立。依据新出土《李[曾羽]夫人韦氏墓志》《李[曾羽]玄堂记》等七方石刻文献,印证传世史料,可知李[曾羽]元和八年春由金州刺史入为虞部郎中,制文内容基本属实,制文即作于此时。此制并非存疑之作,而当为白居易出翰林院后的拟制。

试论唐代赦文的变化及其意义

唐 代以 前 以及 唐初 的 赦文 ,其 功能 在于 司 法。在 武则 天时 期 所颁 布的 赦 文中 开始 出 现了 重大 的 变化 。这使 得唐 代赦 文 在司 法功 能 外,又 增 加了 立法 的 功能 。这 个变 化 是在 武则 天 走向 权力 颠 峰的 背景 下 出现 的。 赦文 的 立法 功能 此后 一 直延 续,构成 了唐 代 赦文 的突 出 特点 。

略论唐代瑕疵担保制度

在唐代 ,债权立法确立了诚信原则 ,具体到买卖关系中 ,表现为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瑕疵担保制度。唐代的瑕疵担保制度 ,由物的瑕疵担保和权利瑕疵担保两部分构成。

唐代医事管理与医疗机构设置制度初探

唐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十分繁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法律体系和制度都较为完备。因此,研究其在医事管理制度以及合理利用医疗资源,正确设置医疗机构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对健全我国医事法制,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唐代诏敕与体育

通过梳理在古代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诏敕律令等政书类文献,研究体育在古代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价值,选取唐代这一典型的多民族统一的封建王朝,探究其体育文化的形态与特点,以期能体现古代体育文化与整体社会观念及价值体系的相互适应,发掘古代体育独特而丰富的文化精神。

唐代继承法探析

中华法系被公认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 ,中国法制作为中国文化的“驰名商标” ,突出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念 ,是当时社会生活的整体折射。唐代继承法创制了自由民身份继承的政治权利转移模式和财产继承的经济权利转移模式 ,卓有建树地吸纳了前代私法精髓 ,开辟了中国封建社会人性化立法原则的先河 ,对当时的社会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 ,并为唐代以后历代王朝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可操作的参照系 ,同时也对东亚国家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对唐代继承法的立法原则、构成要素、基本要义和技术措施进行了法理探析 ,展示了唐代继承法的制度细节 ,也提出了其利弊根源 ,旨在加深对中华民族法文化的研究。

寻找商代法律的遗迹——从传世文献到殷墟甲骨文

传世文献所载商代法律是周秦汉人之看法,所谓甲骨文王"作辟"等三条"刑法"资料纯系讹传,但甲骨文所见"王大令"卜辞或许是商王之"令"的遗迹。

关于《二年律令》年代及性质的几个问题

汉初存在由朝廷正式颁布的统一律令,而且承继秦律,亦有供各级官府抄写、校雠的律令范本或"正本"。《二年律令》的内容集中作于高祖五年、十一年至惠帝初年以及吕后时期。汉初还可以通过"上请",随时以"制曰"的形式下达新的法令,并分类归入不同律章。汉初律令的实存状态是按章分类和编排,签牌藏于御史府。《二年律令》文本的性质是抄录不同时期行用律令的汇编,所抄范本或底本并未经过统一修订。

唐宋土地制度与政策演变论纲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并无从公有到私有的逐步转化过程。唐宋土地制度与政策在公有意识形态和私有现实的碰撞中发生诸多扭曲。"均田制"不是唐代存在的一种制度,是一种学术观点而非唐人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实践。宋代"田制不立"中的田制,并不是"均田制"之后的一种土地分配或者管理制度。从整体上看,唐宋时期地权也没有大幅度的集中,大土地所有制更没有高度的膨胀。小农占有土地均在50亩上下波动,平均规模相似,差别不大。在经营上,租佃制是业、佃、官三方都能接受的具体操作方式。因此,唐宋土地制度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转变,其根本性质一致,唐宋之间是自然性的延续而不是断裂性的变革。

论魏晋至宋律学的兴衰及其社会政治原因

中国古代作为官办法律教育机构的律学,存在于魏晋至宋。律学之废,并不是北方民族入主的结果。律学的兴衰,与科举制中明法科的变化以及政府对文官法律素养要求的变化关系密切。律学从创建到消亡的过程,历经了士大夫“经律双修”的瓦解和重建,也伴随着政府对普通文官法律素养要求的不断提高,从唐代的提倡、鼓励政策到宋朝制度上的要求,再到明清成为法律上的规定。独立律学的消亡,并不是“士大夫始鲜知律”的原因,而是在重经义、重儒学的大背景下,政府要求普通文官具备法律基本素养的结果。

汉代的罚金和赎刑——《二年律令》研读札记

罚金和赎刑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重要刑罚,是对犯罪行为的一种经济制裁,属财产刑。由于史料缺乏,这一问题在张家山汉墓竹简等简牍出土以前一直未得到系统研究。汉代的罚金分七个等级:半两、一两、二两、四两、八两、一斤、二斤;它既适用于一般百姓,也针对官吏的罪行进行处罚,不限定一定的身份和阶层,所不同的是汉代罚金所涉及的官吏名称较秦律为多,但大都是较低级的官吏。汉代罚金的适用罪名很多,有以下犯上、任人不廉、盗窃、学业不精、打架斗殴等罪行,涉及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各方面,森严的等级性是其本质特征。汉代的赎刑小到赎耐、赎迁,大到赎死,几乎全部刑罚都可以赎。赎宫、赎死已不像秦代时只有特权阶级才可以赎,汉代法律原则上规定平民百姓也可以赎死、赎宫。汉代赎刑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以黄金为主,铜钱为辅,兼及爵位、竹、谷、缣、粟、马、军功等形式。汉代赎刑适用对象很广,各类赎刑从法律表面规定的情况来看没有等级及特权的限制,即官民通用。

论西夏《天盛律令》的特点

西夏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生存环境 ,决定了《天盛律令》在承袭唐宋律的同时 ,又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诸如刑罚严酷、军法完备、重视农田水利等经济立法以及专门规定政府机构的品级与编制等等。

《二年律令·户律》“田合籍”辨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中的"田命籍"应为"田合籍",它是《户律》中记载的汉代五种户籍类簿籍中重要的一种。从国家统计土地的角度看,"田合籍"应是所有土地的总籍。它可能既是记载国家所有田地情况的总籍,同时也是记载每户所有田地情况的总籍。

五代起居制度的变化及其特点

起居制度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产生了。五代时期的起居制度虽沿袭唐制,但却比唐制更加繁复,其内容主要包括内殿起居、外官问起居、巡幸起居、外命妇问起居以及一些不定期的起居活动等。五代起居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变化较大,起伏波动,废置无常,然亦有新创,如五日内殿起居等,并对宋代以及后世诸朝的起居制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