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房屋强制执行中案外居住权人的保护

《民法典》新增的居住权制度旨在保障弱势群体的居住权利,但对于强制执行中居住权的处置缺少规定。判断案外人是否享有居住权,不仅应从形式标准判断其居住权是否设立,还应从房屋的使用状况、居住权的设立时间以及是否支付对价等方面对其真实性予以实质审查。根据物权的优先效力与顺位规则,案外人的居住权优先于执行申请人的债权与后设立的抵押权。居住权根据功能不同可分为人役性居住权和非人役性居住权。其中,人役性居住权以保障特定主体的基本生存居住为目的,其实现需要房屋所有人的配合,若案外人能够证明强制执行将妨害其人役性居住权实现,则可排除强制执行。在居住权不能排除强制执行时,设有居住权的房屋以“带居拍卖”为原则,仅在居住权影响在先抵押权实现时可“除居拍卖”。在“除居拍卖”时,居住权人有权要求相应补偿,或者可以向债权人代为履行并取得对房屋所有人的债权。无论采用何种拍卖方式,居住权人均应享有优先购买权。

论被执行人在案外人异议之诉中的诉讼地位

最高人民法院将案外人异议之诉的法律性质定位为诉讼法上的形成之诉或复合之诉,关于其方向性却贯彻了旧给付之诉说将案外人异议之诉理解为与第三人主参加之诉同义的第三人执行参加之诉的观点,由此产生了《民诉法解释》第305条根据被执行人是否反对案外人异议确定其在案外人异议之诉中的诉讼地位的畸形规定。如果认为案外人异议之诉是兼具形成之诉和确认之诉特点的复合之诉,应当以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作为必要共同诉讼的被告。如果关于案外人异议之诉的法律性质学说采除已被历史抛弃的旧给付之诉说外的其他学说,应当以申请执行人作为被告,但基于防止矛盾裁判、一次性解决纠纷等司法政策的考量,应强制合并案外人异议之诉与确权之诉。

隐名股东排除强制执行的类型化研究

在执行异议之诉中法院应考察案外人是否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权益。获得公司认可的隐名股东享有欠缺对抗效力的股权,未经公司认可的隐名股东仅能基于相应合同享有债权。在确定了隐名股东权益性质后,法院仍需诉诸更实质性的利益衡量。通过信赖原理与归责原理的互动,以及证据视角的引入,可以构建一个更具层次的效果评价框架。隐名股东的产生主要源于股权代持、股权让与担保和股权让与后未变更工商登记。应当在考察案外人是否系实际权利人后,权衡名义股东一般债权人的信赖合理性以及隐名股东的归责性,进而对上述情况进行类型化处理。对债权人信赖与隐名股东归责性的判断系法律推定,因此可以被诉辩双方的反证推翻。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检视与重构——从一则被执行人配偶主张所有权排除执行案例切入

我国诉讼裁判遵循以实体法要件构成的独立法律事实为审理对象,实行“一法律事实一诉”,加之,妨害民事执行的强制措施长期处于“虚无”,导致案外人、特别是与被执行人有关联关系的案外人对所有权排除执行的执行异议之诉的滥用,成为被执行人中断或拖延执行、逃避债务的“主流手段”。建议以民事强制执行法立法为契机解决此种现象诱发的“执行难”问题:(一)重塑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制度目的;(二)废止前置程序;(三)设立专业化的执异审判庭,并强化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四)增加诉讼成本和加大法律责任的适用力度以制约异议诉权的任意行使。

虚假诉讼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原理及其救济

虚假诉讼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实质是在诉讼过程中未给予原告、被告、共同诉讼人、第三人正当程序保障,但却在诉讼结果上对其实体权利义务产生不利影响。实体法上的代理、法律行为效力、无权处分、合同相对性、债的保全、不当得利、侵权责任等制度均能够为受害人提供一定救济,但无法消除虚假诉讼生效裁判之原有效力及其附随效力的不利影响。诉讼法现有的上诉、再审、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分配方案异议及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等非专有程序救济机制对虚假诉讼受害人的保护不够充分和周延,也无法与实体救济机制协调对接。立法论上,以第三人撤销之诉为基础建立“案外人撤销之诉”作为专有程序救济机制,可以为虚假诉讼受害人提供较为充分的救济。当然,虚假诉讼的治理还有赖于立案程序和审理程序的识别与防范。

暂予监外执行对象的医疗管理规范化研究——以地方性社区矫正立法及规范文件为核心的检视考析

我国社区矫正立法偏重于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改造监管,而对其所涉及的医疗管理内容却关注较少;相较于其他社区矫正对象,暂予监外执行对象医疗管理所涉及情况更为特殊复杂,而梳理分析地方社区矫正立法及规范性文件,发现大部分地区都未对暂予监外执行对象的医疗管理内容作分类,且相关规定笼统模糊而缺乏操作性。为促进暂予监外执行对象之医疗管理的规范化,应采取“细则+专项规定”的二元化规范模式,依据暂予监外执行之三类对象的不同特性实现医疗管理类型化;并当围绕其医疗管理的保障性问题,从医疗数据库档案管理、医疗费用保障等方面做细化规范。

暂予监外执行数字检察的实践逻辑、难题与进路

加强暂予监外执行数字检察是新时代刑罚执行监督工作发展的必由之路。这项工作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节点监督为主线和数字技术为支点的实践逻辑,解决了部分法律监督中存在的限缩性、滞后性、被动性的困境。但在司法实践中,暂予监外执行数字检察存在数据壁垒突出、数据资源利用不足、数字建设支撑不够等问题,未充分发挥技术赋能监督的功效。因此,应进一步优化多主体间数据协同模式,激活沉睡的数据,落实数字化建设的相关保障制度,推动暂予监外执行数字检察工作水平的提升。

不动产买受人物权期待权作为执行异议事由的检视——以《异议复议规定》第28、29、30条为中心的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29、30条赋予了不动产买受人物权期待权,并肯定其可以作为排除强制执行的异议事由。何种民事权益可以作为异议事由应依其权利性质、效力以及执行目的或方法综合定之。司法解释未能进一步阐明物权期待权的实体属性,易引发实务裁判的分歧。对物权期待权能否作为异议事由的检视,需要从物权期待权的性质与效力切入考察,还需参考特定时期内存在的“善意未登记”以及“消费者生存权”因素,并肯定其属于强制执行公法实现社会安定价值之范畴。

《反有组织犯罪法》视域下涉黑涉恶罪犯的监管矫正

涉黑涉恶罪犯的监管与矫正是反有组织犯罪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反有组织犯罪法》在此方面有诸多制度创新,如强调个别化处遇原则和依法从严管理原则;确立异地执行刑罚制度;严格规范“减假暂”适用,设立减刑、假释建议的复核制度和减刑、假释案件的实质化审理制度,以及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的关联机制;完善罪犯刑满后的保护与管束机制。这些创新性规定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刑罚执行制度,对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具有促进作用。

隐名股东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裁判思维

基于金钱债权执行依据,执行登记于执行债务人名下的股权时,隐名股东往往因股权代持而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裁判此类案件基于对涉及隐名股东与执行债权人之间相互冲突利益之衡量,融入具有主观性的商事外观主义、信赖利益等价值判断;为统一法律适用,有必要回归法教义学框架下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应有制度逻辑基础,即登记在执行债务人名下的股权是否系可供执行的责任财产,并在民事诉讼法规范下形成裁判思维。因此,应明确法院裁判的基础是股权代持关系中的财产权归属,而非股权归属;在隐名股东因遭到执行债务人反对而对其提起确权诉讼时,应适用诉的合并制度解决隐名股东提起的案外人异议之诉和确权诉讼。

论离婚协议中房屋给与约定的排除执行效力

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不具有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夫妻一方基于房屋给与约定只享有债权。接受房屋给与方作为案外人基于通过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取得的债权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时,应当在民事强制执行领域继续贯彻《民法典》确立的实现男女实质平等、保护妇女以及儿童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基于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完善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效果以及案外人生存权保障的因素考量,赋予接受房屋给与方享有的债权以排除执行的效力。不过,应当严格把握接受房屋给与方享有的债权排除执行的构成要件,准确区分夫妻财产给与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的内容,通过民事强制执行立法反向打击案外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借用《民法典》规定的合法形式进行“假离婚、真逃债”的现象。

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管辖法院

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是围绕特定执行标的物展开的,且与执行程序存在较强的牵连关系,故宜由特定执行标的物所在地的执行法院专属管辖,且无论特定执行标的物上是否存在轮候查封以及执行案件是否被委托、提级或指定执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民诉法解释》第三百零二条的规定,不与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或者说执行标的物所在地法院重合的一审法院、被执行人住所地法院作为执行法院时,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由执行法院管辖的性质并不属于专属管辖。未来的《民事强制执行法》应当以应执行之标的物所在地或应为执行行为地为首要标准确定执行案件的管辖法院,进而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管辖法院限缩为特定执行标的物所在地的执行法院。

试论检察机关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法医学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要求检察机关完善对刑罚变更执行的同步监督机制,有效防止和纠正违法暂予监外执行。通过以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证明文件、妊娠证明或者生育证明、生活不能自理鉴别意见等三类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的渊源和现状为切入点,理解和认识专门审查工作的法治内涵,重构在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办案的法律制度框架下的法医学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以下简称“专门审查”)实践路径,从而深化司法审查和专门审查双重审查,提高专门审查质效,完善疾病诊断标准和收监标准,建立暂予监外执行医学鉴定委员会机制,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举措,为暂予监外执行实质化审查提供重要技术支撑,从源头上保障刑罚变更执行公平公正、严肃有效。

刑事涉财产执行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以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的当事人构造为视角

刑事涉财产执行程序因采取移送执行模式而被误认为不存在申请执行人,使得刑事涉财产执行程序及其衍生的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过分依赖执行法院的职权主义。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裁判、追缴或责令退赔违法所得并返还被害人判项、责令被免予刑事处罚的被告人赔偿被害人损失判项的执行程序中,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原则上应以被害人为申请执行人,并参照适用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制度。其他刑事涉财产执行程序应以检察机关为申请执行人。除非出现被执行人逃避执行或者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排除执行请求等特殊情形,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检察机关通常无须现实参加执行程序。

《民法典》视野下“物权期待权”的代位行使——以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规则适用为中心

《民法典》第535条将债权人代位权客体界定为“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这为突破原有金钱债权之限制提供了解释空间,故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亦可由债权人代位提起。不动产买受人行使“物权期待权”可充实其财产,且该权利又非专属于该买受人自身,故该权利可作为债权人代位权的客体。不动产买受人的债权人无论是为实现自身的金钱债权,还是为非金钱债权,均可在不动产被查封时,以代位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方式代位行使不动产买受人的“物权期待权”。《民法典》就代位权行使效果的规定,是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均系金钱债权债务关系的典型情形而设,对债权人代位提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无法实现有效的裁判规则供给。对此,应回归民事诉讼法基本理论,为债权人代位权在这一诉讼中的嵌入适用提供更为周延的解释方案。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价值目标与现实定位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以“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及“缓解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压力”为价值目标。但经后续修改,“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这一价值目标不仅在内容架构中难以体现、在制度发展趋势与价值实现路径间产生割裂,且因自身的模糊性、开放性,导致“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这一价值目标名不副实。因此,应通过善用人民法院书面建议权及限缩行政机关任意指派人员出庭应诉的方式构建行政首长应诉制度,以落实“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要求。

薪酬差距激励了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吗?

本文基于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发挥作用途径和机理的差异,利用2010年到2015年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数据,分析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高管外部薪酬差距的增大能够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投资,且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增大会降低企业创新效率;(2)企业生命周期对内外部薪酬差距影响企业创新具有调节作用,处于成长期的企业高管外部薪酬差距的增大更能够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投资,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带来的企业创新效率损失较低;(3)进一步区分市场竞争环境差异的研究结果表明,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能够加强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对成长期企业这一促进作用尤其明显;无论企业处于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均能抑制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效率的负面影响。

诉讼实施能力初论

诉讼实施能力是当事人获取诉讼信息、进行辩论以及有效实施其他各种诉讼行为的能力。这种能力既不同于诉讼权利能力也不同于诉讼行为能力,它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是当事人本能、体能、智能和财产能力的总和,是当事人实质性的诉讼能力。民事诉讼中客观存在着诉讼实施能力的差异,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均衡当事人之间在诉讼实施能力上的巨大差异,有利于保障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实质平等,促进诉讼公正的实现。

汽车自动变速控制系统的发展

简要介绍汽车自动变速控制系统的发展概况,进一步阐述自动变速控制系统的外部环境预测和驾驶员信息预测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传感器和执行机构等相关技术的发展以及系统分级化和系统开发体制等系统结构的发展,最后对我国如何发展自动变速控制系统进行探讨。

我国民企高管薪酬存在业绩参照吗——基于经理人市场解释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民企高管薪酬决策的业绩参照效应。研究发现,民企高管薪酬与参照企业的业绩显著正相关,符合经理人市场解释的预期,而且高管能力会强化这一正向业绩参照效应。进一步地,在较成熟的经理人市场中,高管薪酬与参照业绩的正相关性更为明显。同时,对于聘请职业经理人的民企,其薪酬决定机制更适用于经理人市场解释。本文对从经理人市场视角理解我国民企高管薪酬契约设计有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