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亚:从“大龙河畔”出发的京派传人

作为1940年代的京派文学“新秀”,张秀亚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等方面传承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传统,创作与批评成就斐然。京派传承对张秀亚在台湾地区的“美文”传统开拓及民族散文范式建构实践同样影响深远。张秀亚的文学经验及成就为以流派视角审视现代文学传统在台湾地区的传承与创新、研究两岸文学互动提供了典型样本。

左翼无产阶级文论建构与无产阶级文化派

俄苏无产阶级文化派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已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其理论预设对中国左翼无产阶级文论建构曾产生重要影响。从中国学界接受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引发中国无产阶级文论的萌生,到“革命文学”论争促发中国学界进一步了解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热望,再到“左联”成立后中国学界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理论的反思与纠偏,最终到参照无产阶级文化派理论建构起中国自身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无产阶级文化派与中国左翼无产阶级文论建构如影随形。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左翼无产阶级文论中的功过得失,都可以从无产阶级文化派那里寻绎到原型存在,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重新审视无产阶级文化派和左翼文学关联之缘由所在。

上海“孤岛”时期鸳鸯蝴蝶派与左翼的文学互动

1937年11月上海租界形成“孤岛”,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成为“孤岛”文坛上的重要力量。因为面对抗战现实所持有的态度不同,鸳鸯蝴蝶派此时的创作姿态分化成以包天笑为代表的抗战立场及以周瘦鹃为代表的消闲取向。包天笑的战时书写具有区别于左翼文学的“后方”特征,周瘦鹃们的消闲取向是体验“孤岛”情绪后所采取的与左翼不同的生活态度。鸳蝴与左翼的合作、对立、互渗是上海“孤岛”时期独特文化空间内的特殊产物,同时也展现了“孤岛”文学复杂的创作机制与生态环境。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都市叙事与想象

20世纪 3 0年代文学格局中的三个主要文学流派都对都市有不同的文学想象。左翼对于都市的意识形态叙事 ,新感觉派对于都市的现代主义叙事 ,京派和老舍对于都市的文化叙事都是从不同层面呈现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驳杂景观 ,而其在致思途径、文学视野、表达方式等方面反映出的特质则标志着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成熟。

师陀与京派文学及北方左翼文化

师陀早期作品既有左翼文化的革命题材和现实主义品格,又有贪恋风景、关注生命主题的京派文学特征。本文认为,他虽游离于京派作家群,但其小说创作深受京派文学的影响,足可视为京派作家。

都市空间中的欲望、消费及美学——新感觉派、左翼文学中的上海都市叙事比较

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迅速发展,城市和文学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城市在文学描写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新感觉派文学和左翼文学几乎同时把目光转向上海,这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学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这座城市。它们在都市描写的广度和深度、作家的情感模式、都市中的人物形象特征以及都市美学的表达等角度上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显著的差别,共同演绎了中国这座城市的荣辱浮沉,为中国现代都市美学谱写了新的篇章。

论公安派在现代文坛的多重回响

本文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视角,重新考察和阐释公安派在现代文坛所产生的多重回响,认为周作人及其门生、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以鲁迅和阿英为代表的左翼作家这三大群体对公安派的解读与接受虽有差异,甚至引发过历时几年的论争,但对于现代新文学的发展和公安派的研究,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王门分派与黔中王门学派之要义梳理

黄宗羲《明儒学案》从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止修、泰州等地域角度来划分阳明后学之派别,并逐一为之设立学案。立足于"平民"身份写泰州学派王艮及其后学,肇始于容肇祖《明代思想史》,之前曾有人将此派思想称作"王学左派"或"民间派儒学"。嵇文甫先生以"左派王学"为书名,影响较大。立足于学者思想倾向分派,以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为代表,论及现成派系统、归寂派系统、修证派系统、湛门派系统、批判派与复古派、东林学和刘蕺山六大系统。以上三种王学派分,各有坐标,各有特色,但均有一共同点,即不列"黔中王门学派"。但黔中王门学派之存在,历历可考,不容忽视。

师陀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初探

与京派和左翼作家相比,师陀的小说有自己独具的特色与内涵,而学界常常忽略了师陀与其他作家相比较中所体现出的差异性与独特性。师陀的小说创作呈现了鲜明的风格特色,获得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艺术价值。充分认识师陀的小说创作成就所具有的重要文学史意义,将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师陀小说的研究。

左翼小说与新感觉派小说对上海的不同阐释

左翼作家与新感觉派作家都进行了上海的都市抒写,但由于他们的性格与追求的不同,其笔下的都市也迥然相异。当新感觉派表现中国现代城市社会的"风俗"的时候,左翼作家却表现发生在中国的政治风云的变幻;当新感觉派关注"人"与"都市"的关系时,左翼作家在关注"人"与"人"的关系;当新感觉派运用现代主义方法描写都市的变异的时候,左翼作家仍然用现实主义方法描写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新感觉派的主观的心理分析与左翼作家的客观的社会分析共同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都市风景线。

论1930年代小说中的都市否定意象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出现了几股引人注目的创作潮流:左翼文学、新感觉派和自由主义文学。他们的作品或将阶级内涵融入文学之中,以革命的名义大胆地想象"都市文明";或对城市繁华进行隐性思考,把难以言喻的精神绝望转变成了"思乡"情感;或用乡土的视角衡量都市与乡村,试着探寻拯救古老中华民族文化的途径……尽管创作倾向各有不同,但在表达现代都市意象方面,却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都市"否定的情感叙事。这一情感叙事就形成了阶级话语中的都市消解、现代叙述里的都市质疑、乡土呼唤下的都市逃亡,其中昭示着社会的深刻变革,也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知识分子的乡土情结、恒定的民族心理以及他们在"现代性"进程中复杂的情感变化。实际上,"都市"意象作为1930年代文学的一个醒目现象,为深入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品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参照物。

情感与理智之间——杜衡的游离性与徘徊性

现代文学史上,杜衡的处境极为尴尬,他常作为“第三种人”的代表被正统文学史视为“异类”、“边缘”与“他者”,但其文学活动与创作又曾极力热衷左翼文学;同时,新感觉派的诞生、发展、壮大直至消亡,都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宛如这个流派文学观念的代言人。从现代文学史上有关“第三种人”以及“京海”论争可看出,其创作风格又不同于常用现代主义创作技巧反映现代上海的喧嚣生活的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这就是杜衡在左翼文坛与新感觉派之间情感与理智上所表现的徘徊性与游离性。

鸳鸯蝴蝶派与左翼文学

以鸳鸯蝴蝶派为参照系观看左翼文学,可以发现从鸳鸯蝴蝶派到左翼文学,再到当代文学中的大量"革命斗争题材"的文学,实际上是具有比较清晰的"草蛇灰线"可寻的。五四新文学革了鸳蝴派的命,打开了自己的新天地。但五四新文学由于不重视文学市场而渐趋式微,又被重视文学市场的左翼文学革了命。左翼文学在重视文学市场方面与鸳蝴派是相通的。文学本身具有的消费性,不论在何种时代,都会顽强地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的开放性——以史观的差异与对话为中心

在美国汉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脉中,夏济安的学术工作有着开创意义。由于离散背景与英语写作带来的便利,在总结“五四”文脉时,他一反现代文学研究主流史观和立场,与其多有歧异和对话。他对“五四以来的浪漫主义”加以批判性反思;对现代文学分期与主潮亦有独到看法;对“礼拜六派”文学价值的重视和肯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术环境下可谓极富前瞻性,体现了夏济安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开放性姿态与个人主义立场。

中国电影学派的本土立场与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以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音乐为例

在丰富的历史传统或鲜活的现实经验中寻求可供论证的实例,通过对于中国电影的本土性、民族性的寻求以重塑当下中国电影的主体意识,是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的题中应有之义。20世纪30年代随左翼电影运动而兴起的左翼电影音乐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的电影音乐创作思潮,可为当下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的合法性提供诸多历史镜鉴。左翼电影音乐的特质在于其鲜明的本土立场。这种本土立场首先表现在深厚的现实意识,它坚持底层目光、批判精神与大众立场的结合,以现实主义笔触探听时代脉搏,与国家社会进程紧密共振。左翼电影音乐的本土立场还表现在鲜明的民族化姿态,它大量汲取传统音乐资源,并积极对之进行现代化转换,与此同时它并不以二元对立的目光看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而是将民族化路线融合于世界性目光之中,从而使得创作呈现出开放性的视域。

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中的涛声——田涛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

田涛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始终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相呼应,是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一部分。从30年代中期对下层人民苦难的真实展示与深切同情,到抗战时代为民族存亡而呐喊与沉思,再到战后回顾性的乡村批判,构成了田涛现实主义的三级跳。在艺术上,田涛最初受到京派和左翼文学的影响,后来又追随七月派和社会剖析派,在兼收并蓄中逐渐形成了自己朴实而细腻,悲凉而坚忍的现实主义风格。

文人英雄:布拉格汉学派对中国现代左翼作家的接受

以普实克为代表的布拉格汉学派关注中国现代左翼作家作品,取得丰硕研究成果,但是也因此被国际汉学界认为是受官方意识形态影响的缺乏学术价值之作。其实深入研读相关著作,可以发现布拉格汉学派对中国左翼作家作品的接受和分析并非被动受官方意识形态左右,相反,他们是在与欧洲社会历史文化的对照中,从中国社会现实需要出发,认识左翼作家作品对促进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左翼作家以一种“文人英雄”的形象出现在布拉格汉学派的研究中,并呈现出浪漫主义个人英雄、马克思主义革命英雄以及儒家传统道德英雄三重复杂面相。这既体现出左翼作家的丰富性和动态性,对重新认识左翼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价值有重要意义,也反映出布拉格汉学派中国文学研究的独特性,即在学术研究中传达社会理想与道德关怀,力图以中国文化精神挽救欧洲文化在20世纪遭遇的危机。

革命与圣火:女工夜校与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劳工教育

1928年前后,以慈善救济和服务社会为首要目的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在上海建立了以产业女工为学生主体的夜校。这些建立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的夜校培养了抗战时期女工运动的领袖、积极分子以及工农兵革命文化宣传的工作者。夜校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其融合了女青年会内部的进步主义力量和此时隐匿在城市中的左翼革命文化力量。由青年会劳工干事和左翼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夜校教师通过讲、唱、听、演、看等形式关注和改造女工的主体经历,激发女工的自觉乃至阶级意识。女工夜校的历史从一个侧面见证了20世纪30年代城市中文化民主统一战线的出现,也展现了此时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革命文化在城市顽强的生命力。

进步电影的概念生成、历史语境与中国电影的学派底蕴

在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中,进步电影与进步电影运动也是"被发明的传统"。作为冷战意识形态与电影冷战的结果,进步电影纵横交错地关联着东方西方、海峡两岸从战争到冷战再到后冷战等较长时段的电影历史及观念表达和价值选择。在民族民主运动的历史语境中,进步电影见证政治与商业的博弈、国族与党派的竞合,并在左翼电影与人民电影的对话关系中获得认定,具有跨越国家与地域界限、弥合政治与文化分歧、朝向现实与未来开放的多重功能。

1920-30年代中国文学对早期中国电影叙事和表意功能的影响

电影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地从相邻的艺术样式中吸收养分的历史。在电影诞生初年,为了使早期电影能够流畅地叙述故事、传情达意,中国电影人从鸳鸯蝴蝶派文学和左翼文学中吸收了大量的养分.在技术上支持了电影从简单的记录功能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