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当下与瞻望未来——《江西当代文学史(1978—2018)》研讨会综述

2023年10月,《江西当代文学史(1978—2018)》研讨会在南昌大学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来自省内外的4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与会学者主要围绕《江西当代文学史(1978—2018)》的思想内容、书写体例和价值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研讨。大家一致认为,该著把江西当代文学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参照系统进行关照,从整体上呈现了丰富而生动的江西当代文学景观,彰显了江西当代文学的质感,继承现代文学传统,勾连江西文学脉络;著者对近50位江西当代作家作品进行了专门阐述,提供了江西文学经验,弘扬了赣鄱地域文化;全书以评论体和史传体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文学史撰述,对文学史书写体例进行了新探索,是近年来中国区域文学史书写的新收获。

藏学学术史视域下百年藏文传记文学汉译述论

藏文传记文学因其文学和历史的双重特性与宝贵的文化价值,成为近百年汉藏文学翻译领域内一个重要的选材方向,备受译者青睐,产生众多翻译著作。文章试图在藏学学术史视域下梳理百年藏文传记文学汉译的发展脉络与主要译本,以此全面呈现该领域的翻译成就。同时,也探讨译著产生的社会语境、文本特征和各种翻译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旨在为汉藏翻译史提供一定参照。

梁启超的“涉日”阅读史与“新文体”的生成

书面语言范式及文体变革,在近代中国文学转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时代舞台中央的梁启超及其文学实践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历史性意义。梁氏“流质多变”的转型期文化品格,与其不断“遭遇”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相关。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梁氏广泛阅读古今中西各种典籍,并通过报章宣传实践,“更新”着既定的文体。梁启超的“新文体”与他阅读与日本相关的书籍,特别是戊戌东渡旅日期间阅读日本书籍的启发以及相关的模仿实践有着莫大联系。新文体关联着“知识”,而又在“情感”层面别具魔力,而它的消亡,亦来自这种特点本身。在近代中日“文”之传统演变的进程中理解“新文体”,可以管窥由“改良文言”到“改良白话”的历史进程。

文体递变:钱钟书的文体史观念

文体史观念是钱钟书文体学思想和文学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文体史料极为丰富,主要包括“诗文各体原出五经”的文体源流论、“艺事之体随时代而异”的文体发展观、“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的唐宋诗体之争三个方面。其特征体现为:从文体史的视域看待历代文学史观念,文体文献学上的价值与贡献,文体史观念上的辩证与通达,打通古今中西的文体学比较方法,等等。钱钟书的文体史观念体系所体现打通古今中西的文体通变观,正是其文学通变观和文化通变观的集中反映,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

编年史体例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

传统中国当代文学史,往往以某种史观为主导,选择和汰除历史对象,建构出清晰流畅的文学史叙事。但是,这种当代文学史的客观、真实、可信品质日益受到怀疑。编年史体例不凸显史学主体在历史编纂中的宰制作用,不损害历史本体的客观性和丰富性,比较接近历史的原初状态,可以重建人们对历史的信任,因而在世纪之交成为一种应运而兴的文学史范型。同时,编年史体例注重辑录史料,推进了当代文学的史料学,有助于维护和巩固年轻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但是,传统的编年史琐碎散乱,缺乏历史叙事必要的系统性和整体性,需要吸纳众长,重建"现代版"的新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范式。

褒贬祖《春秋》,叙述祖《史记》——欧阳修《新五代史》传记风格探微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富有文学色彩的著作之一,在中国古典传记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叙事、写人学习《史记》传统,颇得史迁之神韵。而其以"呜呼"发端的独特史论体例,既继承前代传统,又有新的创造,是作者表达感情和评价人物的重要形式,《伶官传序》就是其中代表作之一,其经典化的过程,显示了《新五代史》不朽的文学价值。

论林语堂的纪实文学创作——兼谈林语堂的文学史地位问题

人们之所以在对林语堂的评价上产生分歧,林语堂之所以在文学史上无地位,首先是观念问题,其次是评价标准与学术视野问题。实际上,林语堂是继梁启超之后,致力于融汇中西文化,将中国传记文学推向现代化的标志性人物,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起了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他不仅开了以散文形式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先路,而且也开了现代长篇纪实散文创作的先声。因此,单就纪实文学创作而言,林语堂就为中国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文学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而如果联系小说等虚构文学创作,我们则更须重新评价林语堂的历史地位与文学成就。"林语堂现象"启示我们:在现当代文学史"重写"中,除了要更新以虚构为中心的传统观念与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领域外,还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确立科学的史识、史观与评价标准。

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建构

从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学术视野考察文学经典的建构,更多地看到文学经典生成的外部因素,看到每一个文学经典的特定的文化话语场,看到文学经典处在一个不断被建构的开放体系之中。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往往是通过纳入国民教育序列、编入教科书而实现。文学研究者则可以而且能够通过文学史叙事体的作用,去影响集体无意识的主流文化,进而促使国家话语霸权顺应时代文化的潮流。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叙事经典的价值维度,针对现当代文学经典选择中的种种问题,找出不应“入史”、不应划为经典的诸种状况,以为文学经典建构之警策。

中国文学史撰述的再审视与思考

中国文学史的撰述当下仍很热门,撰述者众多导致文学史的多元化成为必然的趋势。但自文学史产生之后,就遭遇了许多批评,并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潮,有"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文学史的史与论结合、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结合等问题被人们提出,也一再为人们践行,但要达到文学史撰述的完美境界还是困难的。虽说文学史撰述应遵循的最基本原则是"知人论世"和"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但其中体现文学流变的作家作品关联性和作品选择、评说的问题需要继续引起注意,以期文学史撰述相对接近当时语境,具有时代和作家的个性特征。

正史与地方志“人物”之比较研究

正史与地方志中介绍的“人物”是否有区别 ?本文从编纂思想、撰述内容、编纂形式、社会影响四个方面对其进行比较 ,指出它们的异同之处及地方志“人物”的研究前景。

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学史话语体系

以西方纯文学观念为标准而建立的中国文学史,致使大量为古人欣赏的佳作被摒除在中国文学研究视野之外。受纯文学理论的干预,中国文学的真面目被掩盖,失去了本有的丰富性。为了构建符合实际的中国文学史,学者们至少在三个方面作了尝试。一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编年体文学史,旨在客观地记录文学活动,阻止西方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事实的简单阉割。二是学者们对古代小说的辨体研究,试图恢复中国古代各种文体的基本观念,厘定不同文体的边界,在中国传统知识语境下给作家作品一个准确的定位,以清除胡适小说史以西律中的偏激影响。三是注意到科举文体是近千年来影响至广的文体,在唐至清的国家管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且担起了文化传承的重任。从大文学视角审视科举文体,有助于拓展古代散文研究,以期完整地把握古代文学生态。

张爱玲的魂兮归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与中国大陆文学史对张爱玲的接受限度

论文从张爱玲入史的个案来探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大陆现代文学史的两种不同生成环境。前者倾向于研究型文学史,后者大部分是教科书文学史,这不同的书写取向是如何导致书写范式的两种不同选择:风格史和精神史的对立。论文先从新世纪夏志清和刘再复对张爱玲的有关争论,回顾了建国前后中国大陆对张爱玲的接受史,是后来如何围绕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有关争论和影响中展开。最后对《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新时期以来数十部现代文学史的张爱玲论述,做出了比较、分析和检讨,并指出了精神史的书写范式是如何紧附着意识形态的幽灵,始终跟随着新时期的张爱玲论述,它在大陆史家的心眼上划上了一道对张爱玲的接受限度,甚至从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几则大陆现代文学史书写在论述张爱玲的几条“金科玉律”,而这些至今都在无形中导致了大陆文学史写作以很暧昧的态度欲迎还拒着张爱玲幽魂的海外归来。

我国欧洲文学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评商务版新编《欧洲文学史》

本文在对李赋宁先生任总主编的新编《欧洲文学史》和杨周翰先生等主编的原《欧洲文学史》进行对照阅读的基础上 ,概括了新编《欧洲文学史》在体例的变化、内容的充实和调整、观念的更新等方面所显示的新特色 ,认为这部文学史是我国欧洲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成果 ,展示出 2 0世纪中国欧洲文学史研究的水平。文章还从精益求精的角度对新编《欧洲文学史》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若干建议。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进入文学史的几个问题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进入文学史和诗歌史著作,面临着以下四个方面问题:一是文学学科的设置调整和重新建构,二是大文学史观念的重新确立;三是中国当代旧体诗词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与进入文学史的形态;四是经典作品的评鉴标准与尺度。确立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的文学史地位,必须正视并解决好以上问题。

论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地位和意义

宋代文体学介于汉魏六朝和明代两个文体集大成的历史时段中间,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这可以从文体学史、文体分类、文体批评、文体纂述体例等很多方面反映出来。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密切相关,宋代四大文章总集中,有三部继承《文选》体例,《文章正宗》虽也以《文选》为参照系,但另开门径,创立了真氏四分法。这种文体分类方法不但在理论上普遍为人们所认可,在实践中也影响深远,历宋元明清不乏效仿者。宋代文体学的最大贡献是其文体纂述体例上的承上启下,这主要表现在类书中"文部"的纂述体例上。而宋代发达的文体批评则成为古代辨体理论的先声。

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创作的复古倾向

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作家在创作实践中提出微型小说应纸短意长,题材新闻化,文体诗化、散文化,弱化情节和简化人物等观念,与目前通行的小说(Novel)观念并不完全相同。实际上,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实践与观念具有源于民间,复归中国古代小说与正史参行、济《诗》与《春秋》之穷、人物塑造以形传神等倾向,暗含着被遮蔽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意识。

唐太宗与齐梁诗风之关系

学界在评价唐初贞观诗坛创作成就时,往往对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融合南北文风的观点赞不绝口,但是我们在对南北朝文学创作成就进行分析后,发现北朝并没有产生能够与南方分庭抗礼的文学成就,魏徵之论乃出于崇重北朝文化之目的,与史实并不相符。在此历史条件下,唐太宗要想进行诗歌创作,客观上就只能多从齐梁诗歌或受齐梁诗风影响的齐周、陈隋诗歌中汲取艺术养料了。另一方面,唐太宗主观上也对齐梁以来的南方文化艺术颇为推崇,他不仅重用江左文人,而且能以较公正、平和的态度对待齐梁诗风,创作中更是多有学南之举。唐太宗对齐梁诗风的这种态度及其艺术实践,为唐初诗人如何合理地改造齐梁诗、形成唐诗新品格,进行了一次很有价值的艺术尝试,具有深远的诗史意义。

语文教材史视阈中的文体意识及学科反思

通过回顾半个世纪以来的语文教材史,考察不同历史时期文体意识的衍变。在此基础上形成学科反思:应强化文体意识,加深对文学文体功能的多层面认识;寻找相关上位学术领域生产学科新知识;细化文体知识与能力的分级描述并优化终极评价。

论中国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

建国 5 3年 ,传记文学的发展历经五个阶段 ,即建国初步繁荣的 17年、“文革”停滞的 10年、新时期复苏与振兴的 13年、后新时期崛起与嬗变的 11年以及新世纪新走向的 2年 ,终以多元开放的创作态势构成一个色彩斑斓的艺术世界 ,融汇到汪洋恣肆的世界传记大潮之中。

高棅《唐诗品汇》与明代格调派诗学辨体理论

高棅是明初闽中诗派诗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他所编选的《唐诗品汇》是闽中诗派诗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唐诗品汇》对明代诗学辨体理论的突出贡献表现在:四唐分期说的确立与宗法盛唐格调的诗学审美取向的形成。《唐诗品汇》标志着格调派诗学理论的确立,在诗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