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骈文批评对刘勰文学批评的继承与发展

钱基博在文学批评方面对刘勰特别推崇,其《骈文通义》一书就是明证。该书一方面继承刘勰《文心雕龙》中“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的总体批评方法,对骈文产生的原因、流变过程、典型作家与作品,以及骈文与散文之关系等问题做了深刻的阐释;另一方面又取法刘勰《文心雕龙》中“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文体批评方法,深入辨析骈体文。同时,在继承的基础上,他又自出机杼,进一步发展创新:一方面,将“骈文话”引入书中,并且加以改造,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文体批评的方式和方法,另一方面,在论证体制上将《文心雕龙》文体论中各个步骤都由原来的语段状态发展成专题论文,形成完整的议论体系,在当时和以后的骈文批评中都具有启发意义。

宋代诗话对刘勰“风骨”论的文学接受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风骨”之说在宋代诗话中发生了多样化的改变:北宋中期欧阳修等人倡导的“尚健”诗风着重宣扬“风骨”中雄健阔大的一面;江西诗派更关注诗人的性情和品格如何通过语言呈现在诗歌之中,对语言“生新瘦硬”的追求使得他们更看重“风骨”之“骨”对言辞的要求,并在宋代理学家“气本论”的影响之下,变“风骨”为“气骨”;南宋后期的诗论代表严羽虽对江西诗派的观点有所纠正,但又将“风骨”论从美学要求变成了对建安文学风格的概括,当前学术界评价建安文学最常用的“建安风骨”便源于此。

“以技为喻”释“雕龙”——《文心雕龙》书名再探

“以技为喻”是以百工技艺比譬文学创作的独特言说方式,是《文心雕龙》“象喻”批评最重要的分支与譬喻类型。《文心雕龙》书名中的“雕龙”一词,除与“雕龙奭”的典故相关外,亦是以雕龙技艺比类文学创作的“象喻”言说。在“以技为喻”视阈下考察,刘勰以《文心雕龙》命名其论文钜制,寄寓了三重意涵:一是借古代雕龙技艺渐趋繁复的历史演进以及“雕龙奭”典故的修辞指向,说明“雕缛成体”的文学规律;二是借雕龙技艺“金相玉式”“符采相胜”的审美经验,阐述“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文学理想;三是借“龙纹”沟通天人的媒介作用,确立文学“赞天地化育”之神圣功能。

中国文章学巨著的阐释与应用

《〈文心雕龙〉精义今释》内容丰赡、精义迭出,呈现出“开宗明义、提出己见”“以‘文’为线,勾连各章”“道以文明,泽被后世”等特点。全书论断明晰、指导现实,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本书也是内蒙古师范大学龙学团队为龙学界奉上的又一部新的力作。

论《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的主体间性思想

《文心雕龙》对创作主体与“物”主体、他者主体、内在主体以及语言主体之间主体间性关系的描述,变主客体关系为主体间性关系,将仅描述人与人的主体间性关系拓展至人与世界万物,这种将情感投射于对象使其主体化、人格化并与之交往的思想,正是《文心雕龙》创作论的独创性所在。创作主体与“物”主体邀游交流生成的“思理”、与他者主体研阅沟通产生的“穷照”、与内在主体资养交往达成的“虚静”状态,以及与语言主体精微对话形成的“焕然”的艺术境界,都阐明了主体间性思想的意义所在:主体在与另一主体沟通交往过程中,彼此都获得了超越单一封闭主体的新内涵,生成了主体与主体融会后的新意义。

论《文心雕龙》“神”范畴的意蕴

“神”在《文心雕龙》中出现次数颇多,刘勰“神”论上承老庄哲学的论“神”思想,受魏晋时期“形神之辨”风气的影响,刘勰赋予“神”系统深刻的内涵,拓展了“神”这一范畴的多义性、丰富性和深刻性,使“神”成为中国古典诗学一个重要的范畴。在文学产生阶段刘勰把超自然的“神灵”作为文学的描写对象,解释了作为文学规律的“神理”;在文学的创作阶段刘勰剖析了“神与物游”的想象和“神用象通”的灵感,强调了人的精神在文学构思中的重要作用;在文学的接受层面刘勰提出凸显自然之妙的“神妙”和以情为本的“神理”,深化了文学的审美意蕴。《文心雕龙》的“神”范畴对后世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价值。

《文心雕龙》“传神写照”论发覆

“传神写照”是魏晋六朝时期一个重大的美学命题,对后世影响较为深远,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却从未征引此术语,但仔细考究,可以发现《文心雕龙》中是有大量相关理论存在的,刘勰吸收了顾恺之“传神写照”论中的思想精华并加以改造和升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理论。在本体论中,《原道》篇指出“神理”是文学产生的根源,在对“文”的本体追问中呈现出了“神”的审美意蕴;在创作论中,从审美想象的过程出发,与“传神写照”中的“迁想妙得”相似,但不同的是,刘勰将“想”更为具体化,融入了“志气”和“辞令”,认为二者是传递“神思”的关键机枢;在作品论中,《风骨》篇中“风骨”(“情”“志”“理”“神明”)和“采”(“文辞”“词采”)对举,“采”就是为传达出“风骨”的精神内蕴而服务的;《隐秀》篇更加侧重于对意象的描写,类似于“传神写照”的审美途径,即以“隐”写“秀”;在接受论中,通过对“神明”“神异奇伟”和“精诚忠信”的心理感受来感知“神明”的存在。

《文心雕龙》上篇的“文学自觉”阐释

“文学自觉”这一命题含义模糊,通过对《文心雕龙》上篇的阐发可以解决“文学自觉”含义的泛化。《文心雕龙》上篇以“大文学观”为基础,修正了“纯文学”视野对文学的狭窄定义。上篇的篇目呈现层次分明的“文体序列”,可以衡量文章的“自觉”程度,规定了文章书写的广度、深度和表达的自由度。上篇的结构体现以文章为中心的“阐释空间”,通过理想作者和理想读者的建构来确立文章的“正体”,形成一套独特的“文学自觉”标准。

从《文心雕龙札记》看黄侃的骈散观念

黄侃先后参加了清末民初的骈散文派之争与新旧文学论战,在论争中形成了宏通的骈散观念,他作《文心雕龙札记》,推重刘勰《文心雕龙》的折中之旨以调和骈散。围绕各学派的论争焦点,黄侃从内涵与外延分别定义文学范畴,在兼顾文体纷杂的同时强调声律、辞采的重要性,并主张兼习文笔之体。黄侃秉持骈散并重的态度,力主骈文实不可废,提倡奇偶适变,他兼重命意与修辞,细析并评点《文心雕龙》所总结的声偶文学修辞技巧,倡导为文者创作辞义相称的作品。黄侃通达的骈散观念既对桐城派文采不足之弊予以纠偏,又对《文选》派持论过严之处加以补正,推动了骈文与散文两派的互融。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成书详考

黄侃早年在北京大学授课,有《文心雕龙札记》传世,已成为现代文史学术经典。该书从讲义到公开出版,过程颇为复杂。最早采用油印和铅印形式,凡31篇。铅印的下半部16篇庋藏北大图书馆,至今缺乏研究。1920年代初,顾名将最初油印31篇的下半部20篇改题《文心雕龙笔记》作为平民大学讲义铅印。1927年文化学社版即据该本,并附录骆鸿凯《物色》。黄侃离开北大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和中华大学任教,约于1923年铅印31篇本讲义,并在《华国》月刊连载,因《华国》停刊而中辍。1935年黄侃去世,中央大学《文艺丛刊》刊发讲义上半部11篇。1947年,四川大学将《文艺丛刊》与文化学社本合集为31篇本刊印,流传不广。1962年,中华书局再次将两者合集出版。但已非《札记》的原貌,须要进行文本复原的工作。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是现代大学讲义的形态演变的一个典型个案,产生于近现代思想转型期骈散相争、文白对立的北大讲坛,因此更有细致探讨的必要。

《文心雕龙》研究的发展脉络与热点展望--基于CNKI核心论文的可视化分析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集大成著作,对相关研究作可视化分析能深度梳理“龙学”的学术脉络,把握其发展动向。运用文献计量工具CiteSpace与Vosviewer,以中国知网(CNKI)的703篇核心文献为数据样本,通过绘制文献时空分布与热点趋势演进的各类知识图谱,定量研判《文心雕龙》研究现状。结果显示:“龙学”研究经历起步、增长、深化3个阶段。立足院系传统,形成主要作者群与机构群,但合作强度不高。“龙学”体系建设、典籍对比、创作论、英译等是共同聚焦的热点主题,英译、与中国文论的关系等将在后续研究中持续凸显。

《文心雕龙》“金相”三句译释辩证

《文心雕龙》共有三个“金相”句,分别是《辨骚》篇中的“金相玉质”与“金相玉式”,以及《书记》篇中的“既驰金相”。由于《毛传》将《诗经·大雅·棫朴》“金玉其相”中的“相”释为“质也”,所以绝大多数译注者受其影响,忽略了《辨骚》篇的论证语境,也将其中两个“相”字解释为“质地”之类;但对于《书记》篇“金相”句中的“相”字,他们却又转而释为相反意义上的“形式”“文采”“辞藻”之类。事实上,《毛传》解释“相”字的合理性尚待考证,而《文心雕龙》中这三个“相”字也并不必然与之互文用同,从它们各自的论证语境看,其意义具有同一性,但不宜释为“质地”之类,宜皆释为“形式”“文采”“辞藻”之类,这也符合刘勰对《楚辞》与“书记”类作品的整体认知和判断。

《文心雕龙·练字》异文校读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巨著,文章以《文心雕龙》第三十九篇《练字》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当今各权威版本对《文心雕龙·练字》字词使用情况的注解,分析其字、词及其表达等方面存在的异文现象,并探求其产生的原因。

论《文心雕龙》对《文赋》写作技巧的继承与发展

《文赋》探讨了文学创作的诸多核心问题,对文章的写作技巧也有较为深入的分析,在谋篇布局、文辞表达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对后世的文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勰的《文心雕龙》同样关注文章的写作技巧,与陆机相比,刘勰的论述更加系统且深入。一方面,《文心雕龙》对《文赋》所论及的写作技巧有所继承;另一方面,刘勰不仅对《文赋》中未详尽阐述的写作技巧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甚至创新性地提出更为深刻的见解,使文章的写作技巧朝着更全面更严密的方向发展。

《文心雕龙》“赞”的命题意义

中国美学命题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刘勰的《文心雕龙》创构了数量甚多的命题。《文心雕龙》各篇的赞辞,在命题的提出与熔炼方面具有典范意义。“赞”不同于通常理解的赞颂之义,而是如刘勰在《文心雕龙·颂赞》篇中提出的“明也,助也”,即对正文加以阐明和辅助延伸。刘勰又指出“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这十个字作为赞的本质与功能的概括性说明。赞作为文体,经过了体式的变化与沿革,本有散文与韵文的不同形式,而韵文体的赞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刘勰对“赞”这种文体有明确的界定和自觉的理论建构。《文心雕龙》各篇之赞辞是具有文体的定型意义和创造功能的。《文心雕龙》各篇之赞,提出了若干经典化的命题,也成为命题成熟的重要标识。中国美学命题的重要特性,在《文心雕龙》赞中体现得非常典型。对于中国美学命题研究,《文心雕龙》赞辞提出的命题,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可以推动命题研究的当代价值之转换。

《沧浪诗话》结构、主旨与《文心雕龙》之关系新论

严羽《沧浪诗话》乃诗论名著,事实上深受《文心雕龙》之影响,其结构、体制与论诗主旨,一脉相承。《诗辨》即《文心雕龙》之“文之枢纽”,《诗体》即“论文叙笔”,《诗法》与《诗评》即“剖情析采”,《考证》即《时序》至《程器》五篇的杂论补充,而《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实乃《序志》。如此,《沧浪诗话》则事实上构成了一个有意味的结构形式,其具体论述,也效法学习,体大虑周,折衷群言,深于诗学之理,由资闲谈的随笔式札记转变为比较有理论体系的诗学专著。《沧浪诗话》理论体系严密,努力解决古典诗学“什么是诗”这一根本性问题,彰显其理论内涵以及对唐风宋调不同特质的体认,以盛唐诗为典范,不仅重其风格,亦重其精神与思想内容,是对古典诗歌发展所做的理论上的反拨,以一个新的视阈探讨宋诗发展之路,寄予热切的期望。

“文本流动”与“赋家建构”——以西汉辞赋八家为例试论汉初文人赋学地位之升降

中国古代文本的流动性,在造成某一文本自身发生变化的同时,也会出现该文本不断被改写、续写或重写的可能,从而形成不同的“文本簇”。在这个过程中,文本的“史实价值”与“教化功能”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列西汉赋八家,其中陆贾、枚皋、东方朔具有因后世建构而进入西汉著名赋家行列的特点。这体现了“文本流动”与“赋家建构”的典型特征。从理论角度看,这种现象体现了文本背后深刻的社会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体性”与“风骨”:《文心雕龙》身体诗学论

在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之后,《文心雕龙》把文学创作视为作家血气、精神、情志等抒发表现的结果,认为作品优劣高下犹如人情之变。“苦虑劳情说”“为情造文说”的提出,将文章与人的形神、气血、五脏、六腑、脉韵贯通统一起来,赋予诗学以人的性格与精神气象。作为中国古代诗学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同样受到了“体验哲学”的影响。在刘勰类比性论述中,诗文有辞采风骨,人的身体对应有五官形骸。艺术作品是情性和文采的融合,这与身体是肉体与精神统一的观念相一致,发中国诗学借体论艺、以身论文之滥觞。

当代俄罗斯“龙学”研究的新成果——评Л.В.斯捷任斯卡娅的《文心雕龙》研究

莉吉娅·弗拉季米洛夫娜·斯捷任斯卡娅(ЛидияВладимировнаСтеженская)是21世纪俄罗斯新起的年轻一代汉学家,她于2015年出版专著《中国文学雕琢的思想:从〈文心雕龙〉选篇看刘勰的文学观》,对刘勰文学观做了总体论述,并对《文心雕龙》主要的文学和哲学概念范畴进行了解析。书中对《文心雕龙》“枢纽论”的《原道》《徵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以及《总术》篇和《序志》篇做了全文翻译和注释。本文介绍其对《文心雕龙》产生时代、作者身世的考证,俄罗斯国内外研究概况,《文心雕龙》书名解析,以及“枢纽论”各篇篇名和内容的译释。

《文心雕龙》的“人-文”二重结构及其理论体系

《文心雕龙》往往从“人”与“文”两方面展开论说。刘勰对人与文有一根本性区分:作文之人分两种——圣人与非圣人;相应地,由人写成之文亦分两类——经典与非经典。“圣人/经典”与“非圣人/非经典”之间存在鸿沟。这一区分所造成的“人-文”二重,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关键线索,也是刘勰立论的基本结构。在“文之枢纽”部分,“人-文”二重结构能够解释《正纬》的次第与必要性。在“割[剖]情析采”部分,通过“人-文”二重结构,刘勰将出于道家思想脉络的“虚静”说妥帖地置入全书框架中,用以处理一般作者才性发挥的难题。而刘勰通论文章之“体势风貌”时,“体”“势”与“风骨”之异同,也可循“人-文”二重结构得到索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