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话对刘勰“风骨”论的文学接受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风骨”之说在宋代诗话中发生了多样化的改变:北宋中期欧阳修等人倡导的“尚健”诗风着重宣扬“风骨”中雄健阔大的一面;江西诗派更关注诗人的性情和品格如何通过语言呈现在诗歌之中,对语言“生新瘦硬”的追求使得他们更看重“风骨”之“骨”对言辞的要求,并在宋代理学家“气本论”的影响之下,变“风骨”为“气骨”;南宋后期的诗论代表严羽虽对江西诗派的观点有所纠正,但又将“风骨”论从美学要求变成了对建安文学风格的概括,当前学术界评价建安文学最常用的“建安风骨”便源于此。

论《文心雕龙》“神”范畴的意蕴

“神”在《文心雕龙》中出现次数颇多,刘勰“神”论上承老庄哲学的论“神”思想,受魏晋时期“形神之辨”风气的影响,刘勰赋予“神”系统深刻的内涵,拓展了“神”这一范畴的多义性、丰富性和深刻性,使“神”成为中国古典诗学一个重要的范畴。在文学产生阶段刘勰把超自然的“神灵”作为文学的描写对象,解释了作为文学规律的“神理”;在文学的创作阶段刘勰剖析了“神与物游”的想象和“神用象通”的灵感,强调了人的精神在文学构思中的重要作用;在文学的接受层面刘勰提出凸显自然之妙的“神妙”和以情为本的“神理”,深化了文学的审美意蕴。《文心雕龙》的“神”范畴对后世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价值。

功力深厚 严谨踏实——记穆克宏先生的学术人生

穆克宏先生致力于六朝文学研究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他在六朝文学尤其是《文心雕龙》与《文选》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穆克宏先生治学注重从目录学入手,以客观史料说话,将六朝文学与文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循序渐进,自成体系。穆先生乐此不疲的治学热情、深厚踏实的学术功底和坚韧不拔的治学精神,均堪称学界楷模。

从《文心雕龙札记》看黄侃的骈散观念

黄侃先后参加了清末民初的骈散文派之争与新旧文学论战,在论争中形成了宏通的骈散观念,他作《文心雕龙札记》,推重刘勰《文心雕龙》的折中之旨以调和骈散。围绕各学派的论争焦点,黄侃从内涵与外延分别定义文学范畴,在兼顾文体纷杂的同时强调声律、辞采的重要性,并主张兼习文笔之体。黄侃秉持骈散并重的态度,力主骈文实不可废,提倡奇偶适变,他兼重命意与修辞,细析并评点《文心雕龙》所总结的声偶文学修辞技巧,倡导为文者创作辞义相称的作品。黄侃通达的骈散观念既对桐城派文采不足之弊予以纠偏,又对《文选》派持论过严之处加以补正,推动了骈文与散文两派的互融。

论《文心雕龙》对《文赋》写作技巧的继承与发展

《文赋》探讨了文学创作的诸多核心问题,对文章的写作技巧也有较为深入的分析,在谋篇布局、文辞表达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对后世的文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勰的《文心雕龙》同样关注文章的写作技巧,与陆机相比,刘勰的论述更加系统且深入。一方面,《文心雕龙》对《文赋》所论及的写作技巧有所继承;另一方面,刘勰不仅对《文赋》中未详尽阐述的写作技巧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甚至创新性地提出更为深刻的见解,使文章的写作技巧朝着更全面更严密的方向发展。

《文心雕龙·练字》异文校读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巨著,文章以《文心雕龙》第三十九篇《练字》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当今各权威版本对《文心雕龙·练字》字词使用情况的注解,分析其字、词及其表达等方面存在的异文现象,并探求其产生的原因。

《文心雕龙》“赞”的命题意义

中国美学命题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刘勰的《文心雕龙》创构了数量甚多的命题。《文心雕龙》各篇的赞辞,在命题的提出与熔炼方面具有典范意义。“赞”不同于通常理解的赞颂之义,而是如刘勰在《文心雕龙·颂赞》篇中提出的“明也,助也”,即对正文加以阐明和辅助延伸。刘勰又指出“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这十个字作为赞的本质与功能的概括性说明。赞作为文体,经过了体式的变化与沿革,本有散文与韵文的不同形式,而韵文体的赞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刘勰对“赞”这种文体有明确的界定和自觉的理论建构。《文心雕龙》各篇之赞辞是具有文体的定型意义和创造功能的。《文心雕龙》各篇之赞,提出了若干经典化的命题,也成为命题成熟的重要标识。中国美学命题的重要特性,在《文心雕龙》赞中体现得非常典型。对于中国美学命题研究,《文心雕龙》赞辞提出的命题,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可以推动命题研究的当代价值之转换。

《沧浪诗话》结构、主旨与《文心雕龙》之关系新论

严羽《沧浪诗话》乃诗论名著,事实上深受《文心雕龙》之影响,其结构、体制与论诗主旨,一脉相承。《诗辨》即《文心雕龙》之“文之枢纽”,《诗体》即“论文叙笔”,《诗法》与《诗评》即“剖情析采”,《考证》即《时序》至《程器》五篇的杂论补充,而《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实乃《序志》。如此,《沧浪诗话》则事实上构成了一个有意味的结构形式,其具体论述,也效法学习,体大虑周,折衷群言,深于诗学之理,由资闲谈的随笔式札记转变为比较有理论体系的诗学专著。《沧浪诗话》理论体系严密,努力解决古典诗学“什么是诗”这一根本性问题,彰显其理论内涵以及对唐风宋调不同特质的体认,以盛唐诗为典范,不仅重其风格,亦重其精神与思想内容,是对古典诗歌发展所做的理论上的反拨,以一个新的视阈探讨宋诗发展之路,寄予热切的期望。

“文本流动”与“赋家建构”——以西汉辞赋八家为例试论汉初文人赋学地位之升降

中国古代文本的流动性,在造成某一文本自身发生变化的同时,也会出现该文本不断被改写、续写或重写的可能,从而形成不同的“文本簇”。在这个过程中,文本的“史实价值”与“教化功能”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列西汉赋八家,其中陆贾、枚皋、东方朔具有因后世建构而进入西汉著名赋家行列的特点。这体现了“文本流动”与“赋家建构”的典型特征。从理论角度看,这种现象体现了文本背后深刻的社会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体性”与“风骨”:《文心雕龙》身体诗学论

在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之后,《文心雕龙》把文学创作视为作家血气、精神、情志等抒发表现的结果,认为作品优劣高下犹如人情之变。“苦虑劳情说”“为情造文说”的提出,将文章与人的形神、气血、五脏、六腑、脉韵贯通统一起来,赋予诗学以人的性格与精神气象。作为中国古代诗学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同样受到了“体验哲学”的影响。在刘勰类比性论述中,诗文有辞采风骨,人的身体对应有五官形骸。艺术作品是情性和文采的融合,这与身体是肉体与精神统一的观念相一致,发中国诗学借体论艺、以身论文之滥觞。

当代俄罗斯“龙学”研究的新成果——评Л.В.斯捷任斯卡娅的《文心雕龙》研究

莉吉娅·弗拉季米洛夫娜·斯捷任斯卡娅(ЛидияВладимировнаСтеженская)是21世纪俄罗斯新起的年轻一代汉学家,她于2015年出版专著《中国文学雕琢的思想:从〈文心雕龙〉选篇看刘勰的文学观》,对刘勰文学观做了总体论述,并对《文心雕龙》主要的文学和哲学概念范畴进行了解析。书中对《文心雕龙》“枢纽论”的《原道》《徵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以及《总术》篇和《序志》篇做了全文翻译和注释。本文介绍其对《文心雕龙》产生时代、作者身世的考证,俄罗斯国内外研究概况,《文心雕龙》书名解析,以及“枢纽论”各篇篇名和内容的译释。

刘勰“隐秀”文艺观与庄子“寓言思维”的契合

刘勰《文心雕龙》中的《隐秀》篇是全书唯一残篇,其中蕴含的文艺思想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寓言作为《庄子》文章的一大特色,内容极为丰富,却历来被作为文学史边缘学科,历代文论家也不曾对其展开专题论说。从哲学基础看,道家之“道”与“自然”及衍生出的辩证思想、“言意之辨”为刘勰提供了养料。从意蕴层面看,“隐”为“隐秀”与“寓言思维”相通处,“秀”为刘勰的理论与庄子的寓言实践共有的创作特点。从艺术风格看,以“自然”为基生发出的素朴与华丽,二者异中有同。对刘勰《隐秀》篇文艺观与庄子寓言思维内涵的互通性作比较阐释,是对刘勰“道心”隐微的开掘,也是打开残篇“隐秀”文学创作理想和庄子寓言文艺思想研究的一次新尝试。

《文心雕龙》的“人-文”二重结构及其理论体系

《文心雕龙》往往从“人”与“文”两方面展开论说。刘勰对人与文有一根本性区分:作文之人分两种——圣人与非圣人;相应地,由人写成之文亦分两类——经典与非经典。“圣人/经典”与“非圣人/非经典”之间存在鸿沟。这一区分所造成的“人-文”二重,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关键线索,也是刘勰立论的基本结构。在“文之枢纽”部分,“人-文”二重结构能够解释《正纬》的次第与必要性。在“割[剖]情析采”部分,通过“人-文”二重结构,刘勰将出于道家思想脉络的“虚静”说妥帖地置入全书框架中,用以处理一般作者才性发挥的难题。而刘勰通论文章之“体势风貌”时,“体”“势”与“风骨”之异同,也可循“人-文”二重结构得到索解。

《文心雕龙》中的植物喻文现象及其美学意义

本文以《文心雕龙》的植物喻文现象为切入点,发现刘勰文学批评术语的建构与运用受到了植物认知隐喻经验的影响。首先,枝、叶、华、实等词被用来形容抽象的文学结构和风格特征,说明情与意、辞与义、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其次,不同的植物意象也造就了不同的文学风格,给人以不同的审美体验。最后,刘勰经常使用人为的削、斫等字来描述作品的修改过程,这涉及文艺领域对自然与人工问题的讨论。可见植物之喻的运用,丰富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用语,拓展了文论的言说空间。

《文心雕龙》与李奎报的“九不宜体”观

“九不宜体”出自《东国李相国集》之“论诗中微旨略言”文章之中,是高丽王朝后期文人李奎报提出来的。高丽后期古代韩国文学批评史上的自觉时代,除了《东国李相国集》外,能代表高丽后期的文学批评著作主要有:李仁老《破闲集》、崔滋《补闲集》、李齐贤《栎翁稗说》等,这些文集的大部分主要论点是创作上所呈现出的精神修养,因而当时文艺批评的主流论题有两点:一个是分析作者本人的天赋性,另一个是在作品中所呈现出的作者本人的修养。颇为有趣的是,通过考察发现,在强烈批判过度作诗技巧方面,“九不宜体”与梁朝刘勰《文心雕龙》有相似之处。文章以《文心雕龙》为视角,评析了李奎报之“九不宜体”,主要部分由三个论点组成:其一是探讨批评在诗文写作中的用事,其二是分析批判在过度修辞技巧上的问题,其三是从《文心雕龙·通变》角度去看“九不宜体”之“新意”。最后以刘勰《文心雕龙》为鉴,认为“九不宜体”是属于作者李奎报本人的经历,也是属于当时文风的弊端。

论刘勰的齐鲁文化本位观念——基于《文心雕龙·序志》的考察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提到了他撰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分析了《序志》中三处关键性的词句,即“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擘肌分理,唯务折衷”。从中可以发现,以孔子的人文思想、孟子的卫道意识和荀子的比中观念为代表的齐鲁儒家思想对刘勰的论文宗旨、论文态度、论文方法,皆有本位性的影响。究其原因,既与文化轴心时期先秦儒家的巨大思想魅力有关,也与刘勰的文化寻根主体心理紧密相连。

《文心雕龙》的光明美学--以“炜晔”为例看刘勰的美学思想

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篇对陆机的“说炜晔而谲诳”提出异议。二者之间的分歧不仅在于对“说”文体的功用理解不同,更在于对形容词“炜晔”的使用标准不同。统观全书涉及“炜晔”词汇的篇目可以发现,《文心雕龙》不止一次用到“炜晔”“炜烨”等形容词进行观念表述。受时代、佛教两个维度影响,刘勰对形容光明的词汇倾注了积极的感情色彩。故而在创作时,刘勰潜在地限定这类词的使用范围,提高其使用标准。因此,以“炜晔”为例进行梳理、探讨,有助于领悟刘勰的光明美学思想,进一步认识《文心雕龙》所呈现出的“生命美”和“视觉美”审美倾向。

《文选》李善注与唐前文学批评

《文选》成书于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同时代还诞生了《文心雕龙》《诗品》等早期文学批评著作,而李善在注书过程中曾大量引用集部书目,却并没有引用同列于集部之下的《文心雕龙》《诗品》等书。通过对李善注引集部书目的梳理,结合《文心雕龙》与《诗品》在初期的流传接受情况,可以推测,首先,李注未引二书与李善的注书方式有关;其次李注所引集部书目相对较早;最后《文心雕龙》《诗品》等早期文学批评著作所阐述的文学观念已大多为时人共识。

至道与《易》理的交互——论《文心雕龙》理论体系建构的二重奏

综合考量时代语境、个人语境以及文本语境可知,刘勰“所原之道”实为宗极之“至道”,遂在思想立场上包含且超越了《易》道,而臻于更加包容开放的境地。刘勰在师法儒家圣人的基础上,试图将《易》理与至道相贯通,遂导致《文心雕龙·原道》篇前后之“道”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且形成自我解构的张力结构。而《易》理演绎的结果是“文—圣心—德”之间的转化,且由“心参天地”的内在理路明晰人文先天具有“美饰”与“明道”两种属性。至道与《易》理合力实现刘勰“文原于道”的理论构建,并对全书的理论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心雕龙·章句》篇“情数运周”句释解校议

《文心雕龙·章句》篇是刘勰“文变”思想在创作论领域的有机组成与微观体现,同时也与《通变》《时序》等篇中的观点“互相发明”,形成同主题的变奏。《章句》篇中“情数运周,随时代用矣”一句既是刘勰对诗句构成字数这一具体问题的历史总结,也可以视为刘勰对文学总体发展演变规律的刻画。然而,对“情数运周”的各种既有释译,无论在方法路径上还是在具体意义上都互有出入。结合刘勰所讨论的具体对象与其他篇目中“文律运周”“情变之数”等互文性用例,可知“情数运周”不是并列结构而是主谓结构,“情数”不是偏义复词,而是实意词组,它也不是并列或主谓结构,而是偏正结构;同时亦可知“情”是“情况”之意,“数”是“规律”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