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法本体构造及其法文化影响

法本体的构造在中国传统法文化发展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的演进具有以儒为主、释道为辅、哲理化逻辑化的形式特点以及法不离天、天不离道并日益哲理化、伦理化的内容特征。这首要的是取决于中国古代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历史条件,同时受逻辑发展与思维方式等影响因素。法本体这种对“天”的眷恋式的演进使传统法文化在发展路向上具有德法共治、王霸并用以及重视环保等优势,同时也存在保守主义、君主专制主义、男权主义、权力本位主义、泛道德主义、泛刑事化等问题。

抗生素的历史演进及思考

抗生素从20世纪早期被发现以来,就被当作抗菌感染的特效药物,开始广泛应用于临床。在之后70多年里,人类研制、开发抗生素的脚步从未停歇。目前应用于临床的抗生素已不下200种。然而由于抗生素的大量广泛使用,带来了诸多问题。人类分析其出现的问题,在提出合理使用抗生素对策的同时,开始关注抗生素研发的一些新思路。总结新思路,可以看出其与中国古代哲学及中医学思想的一致性。由此,学习其思想理论可能对研发新的抗生素提供一些帮助。

胡适的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

20世纪初期,在西方逻辑学东渐的背景下,诸多学者开启了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作为其中的一位重要代表,胡适不仅从事了诸多中国古代逻辑史料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而且对于自身研究具有明确的价值期待和方法论意识。其研究不仅是为了在中国古文献中寻找试验论理学的类似学说,以有效吸收试验论理学说,而且也是为中国再造新文明做准备。为达成该目的,胡适提出了一套包括述学、明变、求因和评判在内的研究程序,其述学中的贯通方法颇重西学的比较参证作用。胡适的这一工作为后来的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典范,其广义的逻辑观念和研究程序对于今天的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方法论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论张岱年对探索中国古代哲学发展规律的贡献

张岱年对中国古代哲学发展规律进行了探讨,他揭示出中国古代哲学发展规律符合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中国古代哲学受经济发展、政治斗争、社会需要以及自身矛盾发展的制约。通过对这一规律的揭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帮助我们牢固地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建设高度文明与和谐的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逻辑认知范式的形成及其检讨——以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方法为中心

逻辑之为学术研究方法,不仅表现在中国学者介绍逻辑的方式上,而且表现在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应用上,并表现出主体的广泛性和时间的持续性,从而形成一种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范式。而这种范式的应用产生了诸多积极性影响:第一,开掘了中国古代思想中逻辑学的资源,促进了逻辑学史学科的建立;第二,揭示了中国古代逻辑思维的特点与缺点,从而把握着修正和发展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方向;第三,吸收应用了西方逻辑思维方法,从而推动着中国哲学思维的变革。

思史互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的思想历程

冯契先生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有两个重要版本,一是1978—1980年同名课程的授课笔记整理稿(“打印稿”),二是1983—1985年陆续出版的“定稿”。在完成“打印稿”后,冯契讲授了《逻辑思维的辩证法》,方才着手把“打印稿”修改为“定稿”。正是《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给予了冯契提出“广义认识论”的直接灵感,进而促成了“定稿”中《绪论·第二节》的写作,从而使得以认识史为中心的哲学史写作得以在很大程度上容纳中国哲学传统中注重“人道”问题的特点。但是,三对范畴(“感性-理性”“绝对和相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矛盾运动的认识史框架和“广义认识论”中四个认识论问题(“感性”“知性”“理性”和“德性”)的设置之间,在如何协调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理论困难。由此产生的张力可能是冯契思想晚年发展的动力之一。冯契的哲学史写作以“力求按历史的本来面目来理解”为目标,而所谓“本来面目”,在其真理学说中指“本然界”或“自在之物”,是一个用以表示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辩证统一的概念。可以看到,出于认识论上的自觉,冯契在勾画中国哲学史逻辑发展的“圆圈”时,理论上的魄力是与对自身写作有限性的意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中国文化公共性与公共阐释论——中国文化哲学的解释逻辑

当资本逻辑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候,建立在私人领域之中的封建文化哲学体系便开始瓦解,即“私人领域”的封建主义文化逻辑转变为“公共领域”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批判性地继承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公共性”理论。所谓批判性继承,就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践中,中国学派的学者们逐渐根据自己创立的认知逻辑,诠释和论证了与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具有本质差别的中国文化哲学。中国文化哲学的理论逻辑就是文化公共性逻辑,本质特征是文化具有公共性。中国文化哲学中的文化公共性是基于公共阐释论理解的文化公共性,公共阐释论的认知逻辑是基于唯物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文化公共性符合中国道路的发展逻辑表明,中国社会的文化公共性越成熟,中国文化哲学就越能够得到普及和发展。

论西方逻辑学的超越与我国大学逻辑教育

逻辑与科学、哲学的关系是科技文化学和科技教育学的重要命题。有一种"中国古代无逻辑"的说法,是一种误识,影响了对逻辑的深刻认识和影响了对逻辑的教育,需要改变和超越:其一,中国古代没有明细的逻辑学并不妨碍其他学术的发展。其二,中国古典哲学的有些基本概念和观念的提出超越了西学。其三,按照中国古代观念,逻辑不是形式是名理,辩证不是逻辑是易道,辩证法与逻辑学是统一的。据此提出逻辑学中国化方案,建议增加三条定律:定义的约定俗成律、判断的同异交得律和推理的容欠理由律。我国大学高等教育的辩证法课,应重新设计,以克服西方传统逻辑学的狭隘和局限。

论中国武术之“精气神”

在中国武术套路长远的发展过程中,武术的精气神作为一种训练和表演的基础,一直对武术有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在传统中医中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在古老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非常有必要进一步对武术的文化进行探索,并对其精神进行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

中国发展哲学40年:问题、理论与前景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道路、中国逻辑与哲学表达之间,始终呈现相互支撑、相互激荡、同步创新的内在关联。当代中国道路就是中国发展道路,是以往中国革命道路的历史继续;当代中国逻辑就是中国发展逻辑,是以往中国革命逻辑的时代转换。中国发展哲学聚焦和把握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逻辑这一时代主题,并成为其哲学表达和思想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40年来的形成和发展无不凝聚为中国发展哲学形态。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全球多元复杂的现代性语境中,中国道路和中国逻辑为世界一切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现代性的中国方案,正在开创人类新文明道路,中国发展哲学也因此成为揭示中国新现代性和人类新文明道路的中国唯物史观的具体形态。为此,我们必须要研究中国发展哲学的对象主题、理论贡献及其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