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割”与“融合”:北魏洛阳城的社会空间研究

北魏在扩建都城平城时,为应对大规模移民的聚居问题,采用“方割”为名的规划建设方式,后在北魏洛阳城推行。“方割”的初衷是保证不同社会阶层的居住隔离,但北魏洛阳城的社会空间却表现出“融合”趋势。目前规划史研究并未关注。根据历史文献,将北魏洛阳城的居民划分为胡汉士庶四个等级阶层,以《洛阳伽蓝记》为数据来源。研究发现,各城区都有不同程度的阶层混居;里坊间的阶层差异虽然高于城区间的差异,但里坊内也有民族、士庶、南北朝等不同社会阶层的混居现象。北魏洛阳城的社会空间在统一的“方割”底图上,总体上呈现出城区尺度的居住混合与里坊尺度的居住隔离相交织的结构特征。长期推行的汉化政策是主要原因;汉化政策又通过影响阶层认知和城市规划建设方式,进一步影响了社会融合。其中“方割”而成的里坊,以统一的形制对社会空间分异起到了消弭作用。研究能够丰富中国城市发展与规划建设史,并为认识城市规划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历史启示。

从北魏墓志看鲜卑族迁都洛阳后对汉文化的接受和认同

北魏迁洛前后,社会形态与主流思想均有较大改变,墓志则直观反映了这一变化。洛阳时期的墓志较平城时期墓志的结构愈加完整,形制更为规范,内容也不断体现出对汉文化的接受与学习,体现出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社会思潮,此外还包含有部分道家、佛教以及玄学思想。在墓志书法风格上,迁洛以后的墓志书法风格趋于中原书风,秀美俊朗,淡化了平城时期书法的边疆苍野气息与浓厚的隶书笔意。

北魏洛阳城佛寺寺名文化刍议

北魏洛阳城佛寺的命名方式多样,或彰显强烈的政治意味,或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或凸显儒家的世俗化倾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北魏毛领皮衣复原研究

位于草原丝绸之路沿线的伊和淖尔墓群M3,出土了一件名为“北魏毛领皮衣”的文物,经修复后公开面世。在北魏服饰出土实物稀缺、相关结构工艺研究较少的现状下,其为北魏服饰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从展览所现毛领皮衣形制及尺寸出发,结合文献及考古资料所载当时皮料来源、攻皮之术、面料布幅规格及相关服饰特征等内容,推定皮衣尺寸结构及用料用量,以复原制作还原其历史面貌。研究其特性及所含文化后认为,出土皮衣应为一件最初在游牧民族生活需求催化下产生的、实用性与美观性兼备的带袖披风,在北朝考古资料所现场景中,被人物披着时,于领部固定、袖空垂于外。

北魏司马金龙夫妇形象复原

在传统服饰热潮兴起和服装史研究具象化的背景下,尝试对北魏平城时期的装束服饰进行复原。通过对历史文献、出土服饰实物与壁画陶俑图像三重证据的考据,并以生活于这一时期的贵族司马金龙夫妇为案例,从服装、配饰、妆容、生活场景等方面还原北魏平城时期贵族男女的装束服饰。此次复原将司马金龙形象确定为头戴圆帽屋鲜卑垂裙帽,身穿直裾袍与绛纱褝衣,足踏木屐;钦文姬辰形象则确定为头戴四瓣帽屋鲜卑垂裙帽,身穿长褶衣与八破间色裙,足穿靴。夫妇二人的着装既表现出北魏平城时期汉服与鲜卑服杂糅的特点,也在细节处反映司马金龙与钦文姬辰作为胡汉融合家庭的身份特征。此外,本次复原还结合了南北朝乐府诗中对生活场景的描写内容,为还原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画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北魏元氏贵族的籍贯与洛阳都乡——以墓志为中心的考察

墓志表明,元氏贵族的籍贯无一例外都是洛阳,甚至已死亡的贵族也要从子孙的籍贯为洛阳。墓志中籍贯的记录并不规范,这是北魏墓志的普遍情况。元氏贵族分布较为集中,体现了聚族而居的特点,其中最为集中的地方是都乡。北魏洛阳都乡原存在于内城之外,南迁贵族到来后居住于此,景明二年(501年)开始筹建外郭城内里坊,都乡内原有的里,由城外的乡里变为城内的里坊,都乡建制不存,但其名仍存在于籍贯中。

北魏洛阳太极殿保护研究

北魏早期营造文化胡汉杂糅,文明太后汉化改革以后,北魏营造文化开始中原化,至孝文帝时期营造中原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北魏将鲜卑民族美学与石窟艺术融入营造文化之中,形成了独特而绚丽的鲜(卑)汉营造文化。以文献和考古为据,在古建筑营造理论指导下,对北魏营造文化的杰出代表洛阳太极殿进行营造复原和图纸作业不失为文物保护的一个有益途径。

东魏、北齐时期的“道”探讨

东魏、北齐时期,国家设置"道"作为大都督、临时行台和地方化的稳定行台的活动区域的规定。但是,随着东魏、北齐国家军事征讨制度的改变,逐渐取消了大都督和临时行台的设置。在这个过程中,"道"与地方化的稳定行台成为固定的结合,因此,"道"成为地方化的稳定行台区的代称。这种"道",实际上,是东魏、北齐国家控制地方的重要军政区域,在对外实行军事防御以及保证国内统治秩序的稳定上,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北魏解散部落政策与领民酋长制之渊源新探

前秦攻灭代国后,通过"散其部落"之措置,解散了拓跋部族联合体。北魏道武帝的解散部落政策,实取法于前秦,亦即将所征服或来附的部族联合体分割成更小的部族单位,纳入到北魏国家的统治体制中,部落组织和原本世领部落的酋长对部民的统治权仍得以保存。这种得到国家认可、授权的部落酋长,北魏名之为"领民酋长"。这种性质的领民酋长实亦见之于十六国,并为北魏所取法。从比较研究视角考察十六国时期的解散部落和领民酋长,有助于深入理解北魏解散部落政策和领民酋长制度的渊源及实质。

试论魏晋南北朝再婚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寡居女性有的受传统封建礼教的束缚和熏陶而不愿再婚 ,有的受先秦两汉以来寡妇再婚以及北朝少数民族婚姻开放风气的影响而再婚。由于受门阀等级内婚制约 ,再婚双方都较为重视对方门第。男姓再婚虽然在礼法方面有许多限制 ,但在实际生活中礼法限制则形同虚设 。

北魏洛阳时代墓葬的发现与研究述评

"北魏洛阳时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反映北魏社会信息载体的已发掘的墓葬资料,多分布在豫、晋、蒙、冀、鲁、陕、甘地区。中外学者从其墓地制度、墓葬形制、墓葬图像、随葬品等方面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为探索洛阳时代的历史原貌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但在一些主要问题的认识上,也还存在着视点相同、思考模式同一化等问题,变换视角,重视细节,应是未来研究中需要强化的着力点。

试论北魏洛阳城建规模及特点

北魏洛阳城市建设糅合了古代中国都城建设的许多经验,代表了当时城市建设的水平,其宏伟的建筑和鲜明的特点,从一个侧面深刻地反映了北魏洛阳城的社会风貌及时代特征。

《洛阳伽蓝记》的“恋地书写”与价值重估

从书写是“人”“地”关系建构的重要方式看,《洛阳伽蓝记》可谓杨衒之抒发北魏洛阳“恋地情结”所促成的“恋地书写”的审美结晶。北魏洛阳作为拓跋鲜卑南迁塑造正统而营建的都城,与杨衒之所秉持的华夏正统价值观念和以都城为核心的天下观念内在契合,从而赢得他的深度认同。因此,杨衒之在洛阳为官生活期间,在都城空间对他产生情感激发和他主动感知洛阳空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与洛阳形成了深挚的情感关联。当北魏灭亡后杨衒之重返故都遍览洛阳丘墟时,这种情感关联跃升为“恋地情结”。在抒发“恋地情结”和载录故都辉煌历史意识的共同促使下,杨衒之采用“记”体与“合本子注”体例相结合的书写形式,将人文地理性书写、情感书写与生存经验书写等有机融入《洛阳伽蓝记》中。《洛阳伽蓝记》通过全景式再现北魏洛阳,保存了都城规建、佛教传播、政治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学艺术等足以补证史书的珍贵史料,同时自身也因诗情、赋笔与史识的结合而成为北朝文学的代表作,从而展现出多元敞开的价值。

北魏洛阳城洛汭里和洛滨里方位考

现存北魏裴谭墓志出现"洛汭里"地名的记载,鄯乾墓志出现"洛滨里"地名的记载,均属于同时期洛阳城坊里新见资料。以《魏书》《洛阳伽蓝记》等文献中记载的"归正里""洛滨"等相关资料为依据,结合考古资料如"地形图""影像图"等做出考证,以及利用现代科学常识进行逻辑推理,认为洛汭里的大致方位在伊、洛水间中央御道西的一片高地上,与《洛阳伽蓝记》所载归正里是为同里异名,推断洛滨里的方位在灵台遗址南面的可能性较大。

维摩变在北魏洛阳石窟中的文化意义

北魏洛阳石窟维摩变寄寓了北方士人的文化理想,体现了士人放旷不羁、向往自由的精神,它与庄重神秘的宗教题材有相当大的反差,说明佛教在汉文化核心区域发展过程中,在题材和精神上都受到河洛文化的影响和改造。

魏晋南北朝妇女的宗教信仰

魏晋南北朝时期王朝频繁更替,世道混乱,战争不断,百姓生死无常,这就为人们从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提供了丰富的土壤。魏晋南北朝妇女的宗教信仰,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佛教信仰、道教信仰与其他民间信仰同时并存,互相影响。民间信仰的女神很多,主要有西王母、麻姑、紫姑、丁姑、广陵茶姥等。反映妇女信仰的行为方式也很多,主要有巫术、相术、占梦与祭祀等。广大妇女或因战争而失去丈夫子女,或因逃避战乱而失去家园生计,或因婚姻失意而遁入空门,或因被废、被迫、被俘而孤单无助等等。在这个尘世失意而寻求归宿的漫长过程中,妇女的宗教信仰亦汛滥四溢,多姿多彩。

北朝士人的中原情结——《洛阳伽蓝记》叙事特征及其文化内涵

《洛阳伽蓝记》在叙事中不断强调洛阳传承汉文化的历史地位,展现北魏洛阳历史与文化的变迁,并通过典型文化事例展现北魏洛阳独特的文化气质。杨衒之指明,无论北魏还是南朝文化,都是经过融合并包含其他异质文化在内的新"汉"文化。同为新"汉"文化,"中原"主人应该是"中原"的主权拥有者——北魏政权,从而建构起"以北魏为汉文化正统"的文化理想。这种文化理想使《洛阳伽蓝记》成为北朝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彰显着新"汉"文化的特质,具有在文学叙事中强调文化融合的意蕴。

北魏洛阳城的规划与改建

北魏洛阳城是中古时期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北魏洛阳城的建设,虽多沿用魏晋洛阳城的旧制,但经过孝文帝、宣武帝两朝的不断改建,形成了完整的、独具特色的布局结构。汉魏洛阳城的规划,充分体现出以宫城为核心的规划理念及皇权至上的统治思想,是拓跋鲜卑汉化和不断创新所取得的最高文化成就,并由此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布局的新阶段,对后世都城的布局结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女教书之考论

女教书是中国古代针对女子的教材,反映男女有别的教育思想。先秦儒家经典就有零散的教训女子的规范条目,根据后世出土相关典籍文献,先秦亦有专门女教书。自汉代《列女传》《女诫》之后,女教书著书立论的意识更加明确,从存录和存目的女教书中可以得到体现。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唐以前女教书大量亡佚,存世篇目极其有限,多见于正史存目。女教书的编撰本身就体现了社会对女性价值的重视和肯定,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价值观内涵的更替变化又映现于女教书,可以说,女教书的整理研究就是对特定历史条件下女性生存状态和社会地位的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