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员与赋权之间:中国青年政策哲学演进脉络中的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

中国青年政策体现出赋权与动员这两种取向的有机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是这种结合得以成立的方法论基础。革命战争年代的青年动员取向在党全面执政条件下的转型和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中分别体现了从动员到赋权和从赋权到动员的相反运动方向,两者的结合体现了中国青年政策取向中动员与赋权之间的辩证关系逻辑,最终使得中国青年政策实现动员取向与赋权取向的融合与平衡。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通过探索形成了赋权式动员这一相对稳定的青年政策新取向,延续和发展了以赋权和动员相结合为特征的中国青年政策哲学,这在青年政策取向的历史演进和当代定型中具有普遍意义,也体现了共青团如何通过政策倡导功能将青年工作上升为中心工作的一部分,从而更好地开展青年工作。

抗战、动员与认同:《大声周刊》对民众的宣传动员(1937—1938年)

1937—1938年,中国正处于全面抗战的初期,大地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之下。《大声周刊》作为中国共产党在西南国统区的重要宣传刊物,肩负着引导广大民众积极投身抗日救亡事业的重任。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大声周刊》挺身而出,以锐利的笔触揭露日军的侵华阴谋,戳穿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战面目,揭示西安事变的真相。同时,它积极指导青年和妇女运动,鼓励他们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面对各种错误言论,毫不畏惧,坚决驳斥,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这些举措不仅激发了西南民众的抗日热情,更培养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可以说,《大声周刊》为抗战期间救亡运动的有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舆论基础,成为抗战时期的一股强大精神力量。

20世纪50年代初广州驱逐港币运动中的宣传动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使人民币占领市场,广州市开展了一场为期一年多的“驱逐港币”的宣传动员,这背后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成熟的宣传动员机制:立体式高度覆盖的宣传网络,符合群众心理的宣传内容以及战役型集中突击式宣传动员模式。这种宣传机制造就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宣传动员能力,彰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现代型政党独特优势。

渭北革命根据地群众动员工作探究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创建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从大革命时期的孕育阶段到根据地失守,一直积极开展群众动员工作。在根据地建设时期,其群众动员工作具有农民运动与军事动员相结合、党组织动员学习能力强、动员主体广泛、动员形式灵活、动员收效好等特点,这使群众动员工作成为根据地武装斗争、土地运动、人民解放的重要支柱,并为后来革命建设的群众动员工作起到了重要示范作用。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青年》的青年宣传动员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青年》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机关刊物,承担着引导青年投身抗日救亡事业的重要任务。在民族存亡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青年》通过报道国内外形势、宣传中共方针政策、总结青年运动经验教训、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等方式,激发了广大青年的抗日热情,培养了广大青年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为抗战期间青年运动的有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全面抗战初期《群众》周刊的青年宣传动员

全面抗战初期,在日本军队疯狂进攻,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失败主义蔓延的背景下,中共主办的一些报纸杂志,留心于广大青年的宣传动员工作。作为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唯一一份杂志,全面抗战初期《群众》周刊从激发青年抗战热情,增强其抗战意识,动员青年积极参军或到战地服务,号召其积极投身抗战宣传工作等几个方面着手,对青年展开宣传动员。这一工作在动员广大青年参与抗战、建立抗日青年统一战线、抵制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战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