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reci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Editor’s Notes: We start,fromthis issue,to carry some ancient poemsand cis for readers to enjoy.The ci,a from of poetic complsition,is subjectto regulations of tone and rhyme and its lines vary in length.It originated in the Tang Dynasty(618-907) andwas fully developed during the Song Dynasty(906-1379).The followingare two cis written by Su Shi andtranslated ty Mr.N.C Doo。

臣服蒙古后高丽精英的阶层分野与认同分化——兼论他们对元朝法态度的分歧

蒙古建立与主导的秩序是“帝国秩序”,高丽臣服于蒙古是武力征服的结果。帝国强权在半岛的持续影响,促发了高丽精英阶层的分化。在他们中的不少人看来,本国国王的权力已非源自传统的合法性,而是来自帝国的任命,二重君臣关系出现了。但与此同时,帝国体制下的二元制,亦使传统认同保留了下来,作为传统精英集团的世家大族是其代表。这些因素又导致了省吏与国臣的分野,表现于对帝国法律的不同态度。

从汉简看汉代奏议书写形态的法定性与视觉修辞

奏议起源于先秦的朝堂议政,是臣僚向君王谢恩、陈请、议政、进谏的文书。在汉代“以文御国”的背景下,出于行政需要,文质兼备的奏议章表应运勃兴。奏议文书往往“因事而发”,蕴含着非凡的政治智慧,具有政治实用性;其内容、格式、书写等具有固定的套语格式和鲜明的制度化特征。其文本对特定称谓和程序化语言的运用,表明其书写形态的法定性。传世汉代奏议多出自史书载录,大多曾经史家“裁剪”,“过滤”了其书写形态运用视觉修辞的诸多“细节”,有碍于一窥奏议之“全豹”。借助西北汉简实物,可直观奏议文本特定称谓与程序化语言及其书写借助字体大小、隶草变化、笔划夸饰等书写视觉效果变化,突出奏议文本物化形态的视觉修辞策略,借以强调文本书写与礼制的内在联系。

两晋时期的君臣关系与忠君道德——兼论忠孝两难时的道德选择

司马氏的两晋(西晋、东晋)经历了统一、战乱、分裂、偏安、篡夺,在整个155年的历史中,君臣关系虽然始终强调君尊臣卑,但其君主除开国的晋武帝相对有为外,多是暗弱君主,特别是偏安江南的东晋更是仰仗王谢等随迁的中原士族和江东原有的士族支持,君臣关系相对宽松,君尊臣卑秩序不很严格。这种君臣关系下的忠君道德,在面对五胡乱华、朝廷更迭的冲击时就表现得多元化和复杂化。特别是晋朝继承了汉代孝治天下的思想,在政治生活中也强调忠孝并重,因此在面对忠孝两难境地时就会出现不一样的道德选择。在中国传统忠德变迁史上,两晋时期的臣子忠君道德具有一定代表性,其双向度的忠以及忠孝两难的道德选择,呈现出传统忠君道德由先秦时期的君仁臣忠向宋明时期的绝对化忠君的嬗变过程。

19世纪中叶法国公使对巴黎外方西藏传教会进藏活动态度之嬗变

1848至1866年间,因进藏活动屡屡受阻,巴黎外方西藏传教会多次求助法国驻华公使,后者的态度由之前的“竭力”支持、“鼎力”相助逐渐转变为后来的“尽力”劝退,甚至可以说是“抛弃”。法国公使们对西藏传教会进藏活动态度之嬗变,一方面源于当时清朝中央同西藏地方两级政府通力协作坚决抵制法国传教士进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新形势下法国政府基于对华“合作”政策选择放弃其“保教”立场。清朝中央同西藏地方通力协作成功阻断西藏传教会进藏活动,既反映出当时西藏地方基于国家安全大局的深思熟虑,又反映出清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重视和体恤,同时彰显出中国中央政府一直以来严密的治藏方略及其不容西方擅入藏地、染指西藏的坚定外交立场。

元代文人的长江记忆建构及其文化认同——以“长江万里图”题咏为例

“长江万里图”题咏自宋发端,入元为盛。元代文人在题咏“长江万里图”的实践中实现了长江记忆的建构,包括宋末元初长江所蕴含的遗民兴亡反思和元廷经制长江的战略思想,以及在诗人与读者协同作用下凝定的关于长江经历、想象、文化的地理意象。元代文人“长江万里图”书写中的乘船上扬州、骑鹤上扬州和“扬州梦”的典故运用,从现实描述、文学想象以及文化记忆三个层面,塑造了扬州意象。“长江万里图”作为想象与实践的共同体,对它的题咏成为元代南北文人长江文化认同的媒介。在长江记忆的统摄之下,形成了元代文人的长江文化认同,分别是对隐逸文化和对大元气象的认同。长江文化认同反映了大一统时期元朝文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此意识在元亡后短暂地表现为对故乡的归属感,随即汇入下一个一统时代的洪流。

历史仪式礼貌视域下晚清奏折道歉语研究

本研究以曾国藩的奏折为语料,基于Kádár的仪式礼貌理论,从历史语用学视角探究晚清奏疏道歉言语行为的仪式化表达、语用策略及权利义务关系内涵。研究发现,晚清臣子以固定的体例和词句实现仪式框架下的规约道歉表达,或在直接向皇帝道歉的同时,基于直陈过失、自我贬损和情感抒发等策略,使用直接道歉、维护面子等手段实现非规约性表达。晚清道歉语具备等级性、目的性和责任性的特征。利用这两种仪式化言语表达方式,晚清道歉语作用于仪式群体道德秩序的感知与修复,构建君臣间道德秩序。本研究丰富了历史仪式礼貌的语料范围,同时为从语言学角度探讨晚清君臣关系提供了佐证。

域外游记中的西剧见闻与晚清戏曲改良思潮

晚清时期,梁启超发起的文学界革命由诗界、文界起始,后又拓展到小说、戏曲界。曲界革命作为其中重要的一项,其影响来源一直模糊不清。对读《西学书目表》所列域外游记,其中有关西方戏剧的记载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梁启超戏曲改良思想的生成。梁启超选取其中符合读者期待视野的记载加以想象发挥,在遮蔽西方戏剧整体面貌的同时,建构起国人的西剧认知。随后欧榘甲等人的戏曲改良言论亦不同程度受到这批游记影响。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戏剧见闻,实则构成了一道未被发现的戏曲改良风景。

明代大臣王德完治国思想蠡测——以其奏疏为中心

王德完为明万历时期大臣,历任兵科、户科、工科给事中,仕途虽短,但所上奏疏较多,涉及面广,且多能针砭时弊,从中即可一窥其治国思想。内政方面,因议立太子而被卷入国本之争,仕途几乎断送;面对朝廷沉重的财政压力与军费开支,所秉持的理财理念仅限于开源与节流;对日“封贡”及平“奢安之乱”上,能够提出正确的对策,显示出在边防战略上的前瞻性;而救民奏疏数量尤多,体现出他对民间疾苦的高度关注。究其奏疏之多的原因,在于万历时期暴露出的种种危机及言官地位的提升。王德完频繁上疏直言,亦是明代中后期君臣冲突的政治缩影。

“以三百五篇谏”——论汉代奏议用《诗》的话语方式与政治功能

“以三百五篇谏”是《诗》学经世致用功能在政治话语领域的集中体现。“以三百五篇谏”最早见于王式的言论,其概念发源于贾山“诗谏”,经过董仲舒提出“《诗》无达诂”的阐释原则,并做了具体的用《诗》实践后,被逐渐接纳和运用于政治言论场合。汉代奏议用《诗》对增强政治谏言的话语效力有强大的促进作用,其话语表达形式包括称《诗》、直引、取辞和用义四类,并通过历史镜鉴、执政范例和政治义理原则等方面的经义总结,在汉代政治话语领域发挥了重要功能。西汉前中期,奏议用《诗》以直引为主,西汉中期以后,取辞和用义的《诗》用形式增多,并在东汉成为主流的用《诗》模式。汉代奏议用《诗》加快了奏议文的经学化和文学化进程,也推动了《诗》学阐释面向政治需求和文学表达的发展。

后大礼议时期的嘉靖初年政治——以君臣文书交流为中心的考察

以议礼为线索,嘉靖初年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纷争。在李福达案与科、道互纠中,世宗与张璁等人的通力合作,成为嘉靖朝君臣以文书交流的先声与契机。通过君臣之间的秘密文书往来,世宗借汪佃侍讲一事机密、有效地清查翰林官员,皇权在具体政务实施中的作用得以放大。在张璁、桂萼去职与杨一清受贿两案中,秘密通信成为诸臣攻讦政敌、倾轧同僚的手段。世宗君臣视私密文书通信为重要交流手段,共同铸就了后大礼议时代的嘉靖初年政治。

《八朝名臣言行录》征引文献考略

《八朝名臣言行录》征引繁富,文献价值高,是研究北宋历史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通过对其征引文献总体概况、征引方法及存在的缺陷等进行考述,发现其主要采取了原文征引、增删征引、述义征引三种方法。其存在的缺陷主要体现在部分征引文献未注明出处、出处含混、重复、出处错误等。但总体来说,《八朝名臣言行录》征引文献精审、可靠、得当,瑕不掩瑜。

清代新疆关帝信仰多维建构的历史记忆、文化表征与社会认同

随着清朝重新统一新疆的历史进程,内地移民涌入新疆,关帝信仰随之广泛传播,天山南北关帝庙宇林立。这些庙宇不仅展现了清代新疆治理的智慧,更促进了多元社群的交往与交融,凝聚了情感共识与文化认同,成为新疆地区传承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基于对清代新疆地方志文献的深入挖掘,本文从历时性、空间性、社会性三个维度对关帝信仰进行研究。历时性建构揭示关帝信仰在新疆的源起、发展及演变,展现其深厚的历史底蕴;空间性建构分析关帝庙宇的分布情况与文化表征,凸显其地域特色与空间布局;在社会性建构方面,关帝信仰作为情感纽带与社会认同的基石,在新疆社会治理中规范了礼法德位,和谐了社会秩序,凝聚了价值认同。关帝信仰将民间祈愿与官方追求融为一体,构建了一套联通历史记忆、彰显文化表征、贯穿情感认同的融通机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深刻的文化启示。

分权与制衡:北宋时期国家治理的主线

北宋时期发展出一套与近代责任政府“神似”的独特治理体系,通过非成文法(祖宗法)确立下来的“习惯法”上升成了朝廷纲常——君权象征化,国家治理一旦有过失,则必问责,责任即由宰相们承担。北宋开国便确立了一系列政治原则:(1)“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实则为北宋不可变的政治惯例,“虚君实相”的治理结构使得皇权表现出高度的谦抑性;(2)责任政府让皇帝“统而不治”,治权与政权高度分离,宰相拥有较高的行政权;(3)台谏在北宋的地位极高,对行政权形成了史无前例的限制,形成了皇帝——宰相——台谏的并立局面。

论汉代奏议的经典化——以《史记》为例

汉代奏议是汉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文体之一。在其经典化过程中,以《史记》为代表的汉代史传文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史记》依据四条标准对汉代奏议进行了最早的筛选,按照四种类型对汉代奏议进行保存,这是汉代奏议经典化的前提条件。《史记》“以文传人”的撰写方法,也有力推动了汉代奏议的传播。《史记》还包含了汉代奏议的最早注解与评价资料,不仅为后世研究提供了丰富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汉代奏议经典化的重要环节。在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之下,汉代奏议的经典地位在汉代已得到初步确立。

“十相留声”:唐宋流贬宰相群体对潮州的政治、文化影响

“十相留声”这个说法来自于明朝嘉靖年间潮州知府丘其仁修建的“十相留声坊”。这十位宰相,或因朝廷政争,或因抵御外敌等,被贬谪或流亡至潮州。常衮以劝农促学来促进社会稳定,具有开创性的政治、文化意义,不仅为后代来潮州治潮的官员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也为古代潮州由落后的南荒地带向“海滨邹鲁”的转变奠定基础。陈尧佐“尊韩学孔”,通过宣扬教化来治理地方,既有利于加强潮州百姓在文化心理上与主流统治思想的一致性,又能在广泛的思想学习中开化民智,推动潮州的文明进程。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并称晚宋三杰。他们充分发挥了卓越的组织才能,以身作则,激发潮民的爱国精神,号召潮州百姓参与抗敌、拯救民族危亡。十相群体用他们特定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诠释的家国政治情怀与伦理道德实践已深深植入潮州文化的根脉,成为潮州人文精神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记忆之场:《东京梦华录》空间美学建构

《东京梦华录》将记忆与空间联系在一起,作者孟元老试图通过记忆再现北宋都城的繁华景象。真实的情感依附在碎片化的记忆空间之中,建构出北宋遗民的记忆之场。通过对《东京梦华录》空间元素的分析,归纳出其中蕴含的美学特点。整理空间与记忆的关系,并强调了记忆在当代空间设计中的重要作用。

晚清新小说的伦理叙事与观念转型

晚清新小说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反映民众的思想和精神,不仅批判君主专制体制的弊端和戕害个体独立人格的礼教伦理,还实现了从忠君到爱国的思想转向和从臣民到国民的身份转变,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表现出救亡图存的政治诉求。晚清新小说君臣伦理叙事和伦理变革思潮交汇互动,在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代君臣殿上间距考论

宋代君臣的殿上间距,是双方肢体语言上的一种政治性以及性情感分寸表示。一般情况下为上下级关系的社会距离,个别情况下如臣僚体液飞溅帝身、臣僚拉扯帝衣、臣僚接近御榻等,为个人距离乃至肢体冲突所致的亲密距离。此类微观空间行为尽管多是冲突,却反映了宋代君臣关系比较密切,殿上间距达到类似“朋友之间”的个人距离,意味着皇帝给予士大夫更多的信任和依赖。宋代君臣关系整体上比较融洽密切,正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基础与表现。

辽宋文献中辽代“京道”与“京路”辨析

《辽史》除《地理志》因谋篇需要提及诸“京道”外,仅有两处提及某“京道”,而辽代石刻及宋人文献皆没有关于辽代“京道”的任何记载。《辽史》中数次出现的“(几)京诸道”,是五代、北宋较为常见的一种说法,系诸京与诸节镇的合称。这些证据表明辽代并没有“京道”一级的政区。此外,文献中的“京路”也与行政区划无涉。《辽史》中关于三京宰相府的记载,实为东京中台省(宰相府)之误记,辽代并没有三京宰相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