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融合银行治理的风险防范效应

随着党委成员进入公司董监高的法定程序与机制不断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体制促进“党组治理”与“现代公司治理”有机融合,形成双重治理架构。基于2002—2020年215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本文探究了党组参与银行治理的风险防范效应,并从党委书记和董事长“两职合一”到党委成员进入董监高等多个维度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党组参与治理显著降低了银行的风险承担。进一步地,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党组参与治理主要通过班子成员进入董事会来有效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提高金融体系韧性。具体通过降低大客户集中度、熨平经营波动性来实现,而非紧缩贷款、囤积流动性。因此,党建与银行治理的融合有效地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的能力。本文检验了党组参与银行治理的作用机制与风险防范效应,丰富了中国特色金融企业制度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极端市场条件下我国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度量

在中国金融体制深化改革过程中,实时监测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来源和累积过程非常必要。本文基于EVT-GARCH-Co VaR模型,利用2008—2013年股票市场数据,对极端市场条件下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内单个金融机构对中国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及其随时间变动的趋势进行了动态测算。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国有商业银行引致的系统性风险最大,证券公司最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介于二者之间;2研究期内所有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都有上升,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但金融风险在证券、保险和银行业间的传染效应还比较微弱;3工行、中行、建行和人寿保险具有显著的系统重要性,应进行全面综合监管。其他金融机构需按微观审慎原则加强其自身风险管理。

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建设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

本文以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离岸金融中心对于在岸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加剧了在岸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特别地,其对于境内货币市场、债券市场与外汇市场存在长期的风险溢出。因此,监管层有必要加强离岸金融中心的风险监管。本文从离岸金融中心所在国、货币发行国与离岸金融机构母国三方面,总结了成熟离岸金融中心风险监管的国际经验,为上海自贸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提供借鉴。

央行区域金融风险监测体系构建中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建议

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恶化对中国经济金融产生明显影响的背景下,有效的提升央行的区域金融风险监测水平,对经济安全运行和金融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首先分析了央行的区域金融风险监测体系,其次对其存在的问题与原因进行了探讨,最后对于如何完善区域金融风险监测体系提出有关对策建议。

扩大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预警与防范

2017年以来,中央释放出继续扩大金融开放的政策信号,其中银行业已取消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但是,在重视改革开放"红利"的同时,有必要对开放条件下的潜在风险做出预警和防范。回顾国内外银行业对外开放的经验与教训,本文认为对外开放尚不构成威胁金融安全的实质性风险,但为了与开放政策相适应,应构建安全审查机制等"第二道防线";审视内部,银行业表外风险叠加或可引发明斯基时刻,为此,应切实严格管控影子银行,要求银行业提高自身竞争力与稳健运营水平,防止爆发系统性风险。

中信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现状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中信银行2003-2009年流动性指标的分析,得出中信银行在2003-2009年期间,贷款总额与总立资产的比率偏高;不良贷款比率都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并逐年下降;拥有高比例的一级储备比率,但二级储备比率稍低;2003-2008年的贷存款比率都在监管范围之内,却有一定的波动性,2009年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有所削弱。这说明中信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存在着管理意识淡薄、内控系统不完善,以利润为核心的经营责任机制和金融创新欠缺等问题。为健全和完善中信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应增强防范风险的内部控制意识,构建内部控制机制的总体框架,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以提高中信银行的竞争力。

论资本市场投服中心吹哨人制度的建构

资本市场吹哨人制度是防范金融风险、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机制。尽管新《证券法》对相关制度作了原则性规定,但依旧存在部门规章规定笼统,“原生信息”缺乏界定,金钱激励较弱,举报人缺乏有效保护等立法缺陷。另外,存在内部人吹哨实施效果不佳,专业中介未能承担起吹哨人角色,投资者举报行为不规范等实施障碍。为此,应从公私合作治理的角度设立投服中心吹哨人,从目标、主体、对象、范围和程序上具体建构投服中心吹哨人制度,并应在《证券法》中明确规定,完善相关配套机制。

中日韩金融系统风险的溢出特征研究

对2002年到2016年中日韩三国之间金融系统风险的总体溢出效果及各国输出、输入系统风险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金融压力的总溢出效果突然上升,且长期停留在较高的水平上;各国系统风险的输入或输出呈阶梯式变化,使隔离外部系统风险冲击变得更为困难;各国在金融危机后系统风险的净输入和输出的状况发生了逆转,中国成为净输入方。金融系统风险在国家间的溢出使各国难以独自维持金融稳定、实现金融安全。东亚各国应建立区域金融系统风险评价和预警机制,并对区域内金融系统风险的溢出状况及传染性进行追踪、监视、评价,在此基础上通过各国间的政策协调与合作,统一、协调地制定金融系统风险的应对政策。

国际货币政策变动、金融开放与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

本文在构建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的基础上,运用TVP-VAR-SV模型,实证研究国际货币政策变动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影响,并探究金融开放在传导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国际货币政策变动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存在显著时变特征,且在2014年之后影响效果逐渐增强;(2)金融开放能够在国际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的传导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但其影响效果较为复杂且存在不可预测性。因此,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发挥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合理调控实际金融开放度,能够有效降低外部货币政策干扰,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深化股市交易制度改革,防范金融风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防范金融风险还须解决许多重大问题”。股票市场在金融系统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何防范和化解股市的系统性风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结合我国发生过的极端风险事件,对我国股市的交易制度进行分析,阐述了涨跌幅限制制度和设计不合理的熔断制度如何催化股市风险,并提出了针对股市交易制度改革的建议。

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社会性消化”机制研究

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是个连续累积过程,主要经由信用和信息渠道完成,本质上是通过流动性波动的形式进行的。我国银行业系统2003年前不良资产率一直很高,2003年后的流动性波动剧烈,尤其受近期经济下行等影响,系统性风险积聚一直较高。宏观压力测试表明,在轻度、中度和重度的情境下,我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都较高程度地累积存在且渐趋严重,而"社会性消化"机制——基于合作均衡的市场内在的风险"自我消化"机制和银行软预算约束对风险的外部"救助"机制,使我国短期内"规避"了金融危机,但其引致的道德风险、信贷扩张以及资产泡沫却在长期内使银行体系脆弱性增强,系统性风险积聚增加,须强化金融基础制度建设进行防范和化解。

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与度量研究——基于ESRB-CISS研究方法

系统性金融风险应被视为由金融体系内部风险累积、内外风险冲击联动共振所引起的局部金融机构破产倒闭事件,在金融体系内部和宏观经济体制内渗透和传染,最终因金融系统部分或全部功能受损、金融服务中断而导致实体经济遭受巨大损失的风险。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分为金融杠杆率和流动性风险、影子银行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债务风险和外部冲击风险。基于中国目前金融发展水平现状,借鉴ESRB-CISS研究方法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监测,并构建中国系统性风险综合指数(CSFRI)。通过对2007年至2017年十年数据的统计运算,研究发现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总体可控、水平较低,基本在0.3水平线以下,但仍存在风险缓慢上升的趋势,因此需要时刻保持警惕,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两岸金融风险预警系统设计及实证研究

随着两岸经贸和金融合作的深化,两岸间金融风险的传导将更为直接迅速。如何构建一个有效的适合两岸的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本文提出两岸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可以通用,但指标权重及部分指标临界值必然有别的观点,同时建议采用以熵值赋权法为基础和德尔菲赋权法为补充的组合赋权法对指标进行赋权。本文还探讨了两岸间金融风险传导的计量,构建了两岸金融风险综合评价模型,并对2002-2011年两岸金融风险状况进行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