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东南地区的文艺民族形式讨论

抗战时期,闽浙赣粤四省毗连的东南地区,是一块相对独立的抗战区域。发生在这一区域的文艺民族形式讨论,规模足以与以延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和以重庆、桂林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讨论鼎足而三。东南地区的文艺民族形式讨论,没有形成讨论的焦点,但形成了几个较为固定的论域,且取得了一些较为相近的意见,在“孤悬东南”“区自为战”的情况下,还形成了自己的区域性特征,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与文艺民族性的重构——以“民族形式”的讨论为中心

文艺民族形式是文化自信的展现方式,也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形式。延安时期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思想,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引导了“民族形式”讨论的发展方向,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民族形式”讨论所涉及的民族性与阶级性、民族性与世界性、民族性与大众化、民族形式与内容等问题,完成了文艺民族性的建构。“民族形式”的讨论对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和文艺民族性的重构有着重要的现实启发意义。新时代重构文艺民族性,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构建中国特色文艺学学科体系,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增强文化自信,不断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异变”时空下民族“隐言”的表达--以《中国文艺》为中心

《中国文艺》是沦陷时期北平最有影响的文学期刊,自创刊起便以刊载“纯文学”的办刊原则表明了疏离政治的文化立场,从而引起了北平有识文人的关注与认同。他们以此为文学阵地,秉持着民族心绪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间接表明了对日伪政权的不满。然而在特殊的政治语境下,欲求文学的自救以重振民族精神,终究举步维艰,于是《中国文艺》以“隐言”的表达策略拓展民族启蒙话语空间,展写有识文人的民族情怀,呈现出民族文学的创作追求。在《中国文艺》所集结的作家的共同努力下,荒芜的北平文坛得到复苏,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北平文坛的民族向心力。

论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商品化权保护模式——从“刀郎”之争看民间文艺的知识产权保护

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性开发利用——商品化是一种客观存在,目前处于无法可依的自发状态,出现各种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对民族民间文学艺术实施商品化权保护,使商品化行为有序进行,一方面可以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原则下避免或化解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可以最大化地释放民族民间文学艺术本身所蕴含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实现双赢。

第一次“文代会”与新文学传统的规范化阐释

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文代会"),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史观,确定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文学史叙事线索,派生出一种新的文学史系统。"文代会"对纷纭复杂的文学史现象作了梳理,其中许多重要的观点和结论对现代文学史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中国文艺生产与管理体制的形成,是以"文代会"为发端,并由此获得理论支持。"文代会"显示了一个特殊年代对于文学传统的理解力,同时也表现出难于超越的历史局限性。随着时代变迁,"文代会"的思想、观念和概念有些已被摒弃,有些则在文学史书写中延续下来,甚至存留在"集体意识"之中,至今还影响着人们对新文学历史的"想象"。本文试图从几个最有影响的概念作为切入点,考察这一带有界碑性质的史事。

以人民为本位与当代文艺的新使命——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讲话实现了我们党在文艺政策和文艺思想上的又一次理论创新。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持和深化以人民为本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问题。第一,在"创作为了谁"的层面,总书记强调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这形成了"创作为了人民"的鲜明导向。第二,在"创作表现谁"的层面,总书记强调必须把人民群众作为艺术表现的主体。第三,在创作源泉的层面,总书记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形成了"创作源自人民"的鲜明导向。第四,在创作评价的层面,总书记强调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二是中国文艺如何代表时代风貌的问题。首先是代表时代风貌与作家艺术家的个性呈现问题。其次是代表时代风貌与文艺的娱乐功能的关系。再次是代表时代风貌与艺术家的批判精神的关系。三是中国文艺如何引领时代风气的问题。第一,要着眼于历史继承性,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熔铸在文艺创作中,形成传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精神的创作导向。第二,要着眼于现实指导性,把践行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文艺发挥引领时代风气作用的中心内容。第三,要着眼于世界文明交流对话的需求,把真善美作为文艺永恒的价值追求,努力实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

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创作范式和审美取向

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创作理念,始终孕育在中国无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历史语境之中。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标志,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创作理念、典型塑造、审美取向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确立了歌谣创作"政治话语,民间表述"的创作原则,塑造了工农兵全新的革命形象,开创了中国革命文艺审美取向的新范式。

论《习近平文艺座谈会讲话》的人民情怀与时代关怀

在中国人民即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讲话》体现了深刻的人民情怀与时代关怀,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与重大的现实意义。《讲话》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民性思想,必将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从文艺腔到工农兵语言——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语言风格转型再讨论

本文从中日战争中全民族文化反思和重构的历史视野出发,重新讨论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延安文艺语言风格所发生的转型,揭示这一转型并非单纯的语言风格、表达习惯的变更,而是呼应着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与文化权力重构而出现的带有历史本质性的文化问题。

延安时期文艺大众化的探索及意义

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是延安时期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在五四时期和"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由理论研究走向实践探索,毛泽东于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发展指明了前行的方向,给文艺工作者以启迪,使得文艺创作面向大众,贴近生活。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促进了大众的觉醒,推动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时也对现今的文艺创作提供了借鉴意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原始口述版考察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本,从口头演讲转化为书面文本先后经历了多次修改,形成了多个不同版本。但在其版本研究中,研究者普遍忽略了对《讲话》原始口述版的探究。通过对相关文献及亲历座谈会的作家日记、回忆记述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毛泽东原始口述版《讲话》“引言”提请参会者讨论的应为六个问题,而非公开发表时的五个问题,其内容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问题,而是将文艺问题置于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特定的政治、军事、经济语境中去考量,并与参会者进行轻松和谐的现场互动。“结论”虽不及公开发表时语言严谨、逻辑严密,却颇为生动风趣,现场感极强。《讲话》由口头演讲转化为公开发表的文字文本,不仅意味着语言形态、意涵的变化,历史现场的变动,而且也呈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动态发展轨迹。考察原始口述版《讲话》,有助于完整呈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实况。

文艺美学学科的形成及其特点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从文艺美学学科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要求来分析这个学科在上世纪80年代的应运而生,指出它的形成是中国国情的产物。同时认为,文艺美学在中国的诞生还有它的民族性基础和历史性基础:它是中国美学思想的表述方式,是中国传统文艺实践的评价准则。文艺美学与美学、文艺理论的学科区别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上、研究的出发点和研究的方法上以及研究所用的学科话语上。

论民俗风情在文艺作品中的多重价值显现

民俗风情对文艺创作有着根本性的制约作用,文艺民俗学因之而成为文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民俗”在民间创造和传承过程中具有集体性、传承性、神秘感及地域时代差异。民俗与文艺的结合与互动,缘于人类把握世界和表达自我的共同需要,是一种植根于民族文化深层的普遍性文艺现象。民俗从内容描写上的渗入与补充、形式构成上的影响与借鉴两个方面对文艺创作产生影响,体现出自身的多重艺术价值。强化文艺的民俗倾向,是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有效途径。

评靳埭强的标志设计

分析了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的设计 ,提出我国标志设计应该注重延续中华人文精神 ,并使之与现代设计理念“以人为本”相沟通 ;应发挥民族视觉艺术的形式特长 ,以保持鲜明的民族特色 ;并且将民族传统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 ,以创造出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精神的标志作品。

国民文学论争:分裂的“后五四”与文艺改塑的先兆

1920年代中期,曾发生过一场小范围的"国民文学"论争,论争的焦点问题集中在传统与欧化、本土与外来的关系上。郑伯奇、穆木天等不满于新文学过于强烈的欧化色彩,因而倡导国民文学,主张对本土和传统艺术资源进行汲取。钱玄同、林语堂则批评国民文学论是浅薄自大的爱国主义行为,拥护"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周作人左右出击,对国民文学观念持有保留的认可态度。鲁迅虽未直接参与"国民文学"论争,但有关"国民"的话题却是他持续思考的重心,主张大胆吸取外国思想资源,时刻警惕传统与本土言论的思想危害,则是鲁迅始终抱持的思想态度。这些互有差异的观点,折射出了"后五四"时期知识界分化裂变的图景,并在一定程度上预兆出了后续的文艺改塑途径。

论延安文艺大众化的历史演变与实践

大众化问题的缘起基于新文学作家力图释放和化解新文学的接受困扰。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再到"延安",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大众化的发展轨迹。"左联"时期的历史贡献主要是对大众化理论的讨论,但未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作品。"文协"期间沿承了"左联"的讨论,其理论贡献主要在于"民族形式"的研究。延安时期是"左联"以来的大众化运动的收获期,这其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不容忽视:一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大众化问题的空前深入而系统的阐发。《讲话》是对"左联"以来有关大众化问题讨论的集大成和全面提升,有效弥补和修复了"左联"时期理论上的不足与缺陷,其阐发的理论针对性强而便于作家操作,对指导作家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二是延安文艺借助于政治的力量,使大众化运动在文艺的各个层面得以全方位的展开。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的支持,是延安文艺的大众化运动能取得巨大功绩的必要条件。

延安文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延安文艺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版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范式,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与文艺事业的高度融合与深度互动。延安文艺运动坚守人民至上的文化价值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方面的核心特质;延安文艺运动大众化的追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社会性及其在中国语境下所实现的新的文化自觉;延安文艺运动的民族形式建构赋予了文艺民族品格和中国气派,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形式问题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包括文艺在内的人民革命事业中,延安文艺是一个经典的辉煌篇章。

郭沫若《<文艺论集>汇校本》补正

作为郭沫若最早的论文集,《文艺论集》一直都是研究郭沫若的重要参考资料。1984年黄淳浩先生出版了《<文艺论集>汇校本》,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范本。但由于《<文艺论集>汇校本》的遗漏很多,并且有一些错误之处,不利于还原历史原貌,本文在重新校对了不同时期的《文艺论集》后,对其遗漏和错误作了补正。

草根书写:文艺民间化的本体论说

民间化是中国现代文艺的一种发展趋向,由于战争引起的城乡文化背景转移,民间化进程分为大众化和民族化两个阶段。文艺大众化不仅是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文学层面的文风变革,从哲学角度则需要考察读者层面的认知本体,重新界定大众文艺的标准。文艺大众化也是知识分子启蒙民众的文化策略,他们在民族化中对民间文化表述的本真遮蔽,使得培养农民阶级知识分子的意义在于以读者为中心,发挥草根"先行结构"的书写优势,建立历史维度的民间解释学。

以时代精神激活民族文艺

时代精神是一个现代历史哲学概念,在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中,黑格尔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只有马克思将精神与人的实践紧密结合,才赋予这一概念以科学品格。时代精神一旦成为历史哲学概念,就会对文艺产生积极影响,成为推动文艺发展的重要动力。对此,歌德、马克思等大文艺家、思想家都有精彩论述。中国现代文艺伴随着现代中国的创生而创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许多文艺家感应、捕捉时代精神,创作了大量优秀文艺作品。在民族文艺方面,优秀文艺作品硕果累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应是值得重视的时代精神之一。为了很好地表达这一时代精神,我们既要像前辈文艺家一样,对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丰富实践进行赋格,又要把握中国人民在追求美好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进行思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