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会议中共代表问题新探

1945年董必武出席在旧金山举办的联合国制宪大会是抗日战争史和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重要事件,而中共代表取得参会权的过程却历经波折。在抗战后期的国共谈判中,新任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为了善后“史迪威事件”,偏袒国民党政府、反对中共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随着美苏双方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远东问题达成秘密协定,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坚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美国高层最终改变态度,敦促蒋介石同意在中国代表团内列入一名中共成员。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的背后蕴藏着遏制中共的复杂谋略,延安方面的因应策略则体现出抗战后期中共对国家发展前景的深层思考。

大历史视野下南京国民政府对民众的控制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身份、角色发生变化,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其政纲政策随之改弦易张,党民关系亦由动员体制转为控制体制。国民党政府以社团整理与管理为突破口和工具,以"软、硬"两种手段实施国家对社会的强力渗透及对民众的广泛监督与控制。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解读这一过程,它既是中国政治由传统到现代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特殊图景,亦为国民党执政初期"党国体制"下政权建设的重要一环。受客观环境、自身原因及历史传统等深层次因素制约,国民党通过社团对民众的控制最终以"民心流失"和"民众疏离"为结果而告失败。

美国馆藏中共抗战解密史料汇编——西方见证人眼中的敌后根据地

在八年抗战中,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人士曾经冲破日军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到延安以及华北敌后根据地考察中共抗日的状况。这些人有记者、民间人士、特别是战争后期美军观察组的情报人员。他们在美国档案馆留下了大批有关史中共游击战的历史文献。出于对于美英系统的同盟国反轴心国的共同目标,这些意识形态、政治背景、职业各异的西方人士,对中共抗日尽可能地作了客观描述。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这些超脱国共两党之争的即时报道为我们的敌后抗战留下了珍贵记载。

国难、启蒙与政党话语——政治文化视野下的“儿童年”(1935—1936)

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一场以"启蒙儿童"和谋求"儿童福利"为主旨的"儿童年"运动。在官方的主导下,各界围绕儿童的健康、教育、救济、保障以及慈善福利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儿童则在各项仪式中,服从并接受了"政党符号"、"总理遗嘱"、"官员训话"、"党义教育"等形式的演练和规训。若将"儿童年"纳入政治文化视野下进行考察,则可窥见国难、启蒙与政党话语之间的复杂纠葛,这包括国难教育与国民党政党话语运用的关系、民族复兴思潮对启蒙教育的冲击,以及政党意志的过度干预对儿童启蒙造成的破坏等内涵。

2012年台湾选举对政党体系的影响

台湾立法机构选举所采取的以单名选区为主、政党比例代表为辅的并立式两票制和各级行政首长选举所实行的相对多数当选制,有利于强化既有两党体系,使其朝均等制衡的方向发展。基于国、民两党目前在"立法院"的席次分布和22个县市长选举的得票近况,民进党恐难赢得2012年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选举,在立法机构也仍将处于少数地位,但两党在这次"二合一"选举中的得票数和得票率将趋于接近。

国民党重新执政后的大陆政策走向与两岸关系

2008年马英九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胜利,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为两岸关系发展打开了一扇至关重要的机会之窗。一年来,国民党的大陆政策调整与马英九的大陆政策论述,显示出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和促进两岸和平交流,将成为国民党执政后大陆政策的基本发展方向。

全面抗战语境中民生问题之舆论反应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残酷的战争使民众生活状况急转直下,各行各业民众均为生计所苦,健康、物价、就业等民生议题恶化。从全面抗战伊始直至战争结束,民生问题一直是社会舆论聚焦的一大热点。国人对抗战与民生的关系、各社会阶层的生活改善以及与民生关系密切的物价问题进行了持久的讨论。这场热议反映了解决战时民生问题的现实紧迫性,其本质是对抗战前途和国家命运的忧思,折射了国民政府处理民生问题的困境,反映了国民党抗战路线的进退维谷。

国民党军围堵长征红军与西北地方势力的应对——以鲁大昌、杨积庆为例

长征红军尚在川西之时,甘肃省主席朱绍良断定红军会北出甘南,就调集兵力进行严密部署,命令卓尼杨积庆在迭部布防,鲁大昌部在岷县、临潭布防并死守腊子口,国民党中央军则在外围防守。当红军两次过境甘南藏区时,鲁大昌奉令出击和严密防守,但为保存势力而并未竭力死拼;杨积庆则对上敷衍、对外引祸、对红军给予暗中帮助。彼此间的不同表现和重重矛盾加剧了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裂隙,为红军留下了喘息之机,同时,处于红军和国民党军之间的地方势力也获得了生存之机。

民国政府及国人对20世纪30年代新疆南疆危机认识述论

20世纪30年代新疆南疆分裂政权出现后,随着国内报纸转载国外媒体的报道,引起了国人对新疆南疆危机的高度关注。他们纷纷撰文发表看法,深刻分析了造成新疆南疆危机的多种因素,呼吁国人关注边疆安全和建设,但却未能完全认清分裂分子的思想来源。而新疆南疆分裂的苗头也没能引起民国政府的重视,民国政府对媒体的报道不置可否,未能及时掌握新疆南疆动态,对新疆南疆分裂活动的认识扑朔迷离,举措无从下手,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

松花江以北地区日侨俘遣返始末

松花江以北中共控制区日侨俘的遣返,是东北日侨俘遣返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战败后,松花江以北地区滞留的日侨俘20余万人等待遣返。为顺利地完成遣侨,国共美三方多次会商,签订《遣送东北中共管制区日人之协定书》。东北民主联军以认真负责的态度,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做好遣侨工作,从1946年8月20日至10月初,共遣返日侨俘18万余人。这一善举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和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

后分权化时代苏格兰地区的政党政治

地区民族主义政党在推动英国分权化改革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少数民族争取到了很大的权利,但是,在中央向地方分权之后,民族主义政党往往容易在地方议会获得多数,如果中央与地方缺乏稳固的联系,就会出现权力失衡的情况,那些有独立要求的民族主义政党,也会成为国家统一的威胁。未来,主要政党在地方议会的表现,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地方与中央关系,地方议会中的政党政治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多民族的英国国家建设的走向。

黄洋界保卫战中共获胜缘由之辨析

1928年8月底发生的黄洋界保卫战并不是十分复杂的历史事件,但多年来,基于教育和宣传的需要,学界仅仅从中共的角度出发分析中共获胜缘由,因此略显不足。全面考察国共双方与这段历史有关的所有材料后可以发现,中共在黄洋界保卫战中获胜不仅仅是因为其自身的努力,还与"进剿"的湘赣军队之间的勾心斗角、政府领导人与军队实力派之间的明争暗斗分不开。进剿的湘赣军队出于复杂的利益盘算,既要保存自身实力,又要应付上级命令,所以经常会出现中共所谓的"会而不剿"、"剿而不会"的局面。客观来说,这是黄洋界保卫战中共能够获胜的重大缘由。

战时国共两党基层组织的合作与磨擦问题研究——以国民党河北省党部档案为主要资料

抗战初期,河北省大城市及交通要道附近地区成为沦陷区。当时,国民党员以个人身份与中共进行广泛的抗日合作。随着抗战深入以及各地国民党组织的恢复,国共两党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磨擦。考其磨擦产生的原因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双方还存在着对敌后政权和民众团体领导权的争夺等矛盾。这些原因所起的负面作用,最终导致国共两党基层关系彻底走向对抗。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

自20世纪初日本侵占韩国后,韩国人民一直坚持抗日复国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大批韩国爱国志士流亡中国,他们一方面与中国人民一道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另一方面也掀起了复国的独立运动。中国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及在华各党派在政治上、军事上、物质上给予了大力支持,从而加强了中韩两国人民的友谊,也有利于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

《海峡评论》论“九二共识”

《海峡评论》是长期致力于和平统一的台湾地区统派杂志。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该刊围绕“九二共识”是否存在的问题,通过刊登理论文章、采访当事人、文献考证等方式证明“九二共识”真实存在,驳斥了民进党陈水扁、蔡英文的有关言论,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围绕“九二共识”是什么,对国民党衍生出来的多种与“九二共识”原意不相符的说法进行一一纠正,有助于澄清“九二共识”的真相。但该刊对国民党“一中各表”说有三种不同看法,如何进一步厘清,是《海峡评论》社论需要加强的地方。《海峡评论》还就如何发展“九二共识”进行积极思考,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建议,有利于减少各方分歧,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国民党中央的边疆政策研究——政策设计篇

边疆是国家领土的一部分,边疆事务涉及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而边疆政策体现的是国家的大政方针。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中央逐步形成了三民主义的边疆政策,其设计涉及边疆民族政策、边疆政治制度、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设施、边疆经济政策、边疆宗教政策、边界界务问题等诸多方面。

国民革命后期国民党党员志愿兵考论

党员志愿兵是国民党组建党人武装的阶段表现形式。国民党中央对党员志愿兵训练、干部委任的“中共控制”现象颇为警惕,担心中共以征募党员志愿兵的名义组织红军,这是党员志愿兵停止招募的主要原因。武装党人与武力党化的错位循环表明国民党始终没能找到驾驭武力而不为其反噬的有效办法。政党对军队的管辖、裁制主要通过军队中政党组织的制度化建立及对军人党员有较强约束力的常态化支部生活来实现,不取决于军人党员数量。

省港罢工中的阶级斗争与国民党的应对

早期国民党人对阶级斗争有着相当准备的认识,但国民党主张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然而在国民革命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阶级斗争事实,以省港罢工来说,以反对帝国主义为直接斗争目标,使得其中的阶级斗争呈现出既联合又斗争的现象。国民党在扶助农工同时,提倡工商联合积极协调双方的矛盾纷争,虽有一定成效,但由于国民党阶级的局限性,也因为国民党对民族矛盾之下的阶级矛盾认识片面,所以,无法正确处理省港罢工中的阶级斗争。

叶圣陶战后日记中的时局观察

抗战胜利后的1945—1949年是近代中国的重要转折期,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公信力急剧下滑,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当时的知识分子感受到了战后大变动时期的复杂面相,从他们的视角来认识战后国内局势及国共形象,有助于解读知识分子政治选择的复杂缘由。叶圣陶在这一时段的日记记录了他所面对的变化迅速的时局,从战后初期充满期待到最后对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失望,其日常工作生活也遭遇经济的困境,这两方面的日常记录是窥探其最终做出“北上”选择的重要史料,通过深入挖掘这一时期叶圣陶的日记可以发现,战后他看到了国共统治下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国,在国民党政府专制统治的反向推离和共产党积极作为的正向吸引合力下,做出了走向中共的政治选择。

从权力垄断到权力分享:台湾政党制度变迁的原因分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台湾民主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期间,台湾的政党制度也逐渐从国民党一党垄断权力的霸权党制转变为各个政党分享权力的两党制。究其原因,既有中美关系改善给国民党带来的外部挑战,也有党外运动和省籍矛盾给国民党带来的内部冲击;既有政治腐败和选举体制僵化给国民党带来的自身困境,也有儒家文化与自由主义观念冲突给国民党带来的两难处境;既有李登辉不当的改革措施给国民党带来的分裂和伤痛,也有党外势力的团结合作给国民党带来的打击和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