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医药上市公司政府补贴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基于企业与政府之间政治联系视角

新冠疫情给生物医药创新带来了新机遇,把握生物医药创新的发展趋势,对于中国生物医药创新升级至关重要。以生物医药创新为背景,以2017-2021年中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在引入融资约束为传导机制的基础上,从企业与政府之间政治联系视角出发,选取高管政治关联和产权性质这两种影响因素作为调节变量,实证分析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政府补贴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融资约束在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高管政治关联、产权性质在政府补贴与创新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政府补贴对有高管政治关联、非国有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创新绩效促进作用更强。研究结论完善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的理论研究,并为政府在生物医药领域制定政策提供了参考。

官员晋升压力与企业创新

以2000年~201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地方官员晋升这一独特视角,实证考察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并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地区市场化程度和企业政治关联三个维度对这一影响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多角度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官员晋升前期,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都会显著降低,这种抑制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更低和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扩展检验发现,企业在官员晋升前会通过慈善捐赠而非寻租的方式与政府建立联系,从而进一步挤出创新.本文研究不仅从微观层面为揭示官员晋升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而且对我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清晰的政策意义.

产权性质、企业精准扶贫行为与资本市场反应

以2015~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动因与方式选择及所引起的市场反应。结果发现:国有企业和政治关联民营企业精准扶贫更积极,但两者精准扶贫方式存在差异,国有企业更倾向整合型精准扶贫,政治关联民营企业则倾向慈善型精准扶贫。进一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产生了积极市场反应;相较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精准扶贫产生的市场反应更积极,尤其体现在政治关联民营企业中。同时,扶贫方式及扶贫持续性对精准扶贫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有影响。

独立董事本地任职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之影响研究——基于政治关联与产权性质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本地任职为切入点,使用2007-2013年中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作为分析样本,考察独立董事本地任职对违规行为的影响及政治关联和产权性质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本地任职降低了上市公司进行违规的倾向和严重程度。政治关联削弱了独立董事本地任职对违规行为的抑制功能,且上述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显著下降。这表明本地任职提升了独立董事的监督效率,但这一作用发挥会受限于独立董事的政府背景和企业产权性质。由此提出在独立董事选聘过程中应充分重视本地任职所带来的积极作用,限制政治关联对独立董事职能履行的可能负面影响,并着重关注非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效应。

政治关联、过度自信与非效率投资

通过运用2006～2010年上市公司的管理者个人背景数据以及投资数据样本,对不同政治关联形式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心理形成的影响,以及在不同产权性质下,政治关联所导致的过度自信心理同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管理者而言,具有政府部门工作背景比担任人大或政协代表更易引发其过度自信心理的形成。同时,在政治关联所引起的管理者过度自信心理的作用下,企业会加剧其过度投资水平,而缓解其投资不足状况。

国有股权对私有产权保护水平的影响研究

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制度环境制约着民营企业的发展,企业所获得的私有产权保护程度是关系到企业扩张和创新的重要问题。以企业行为的两个方面,即投资信心和创新动力来阐释民营企业私有产权保护水平,并通过验证不同类型的政治关联对私有保护水平的影响来说明民营企业政治关系对私有产权保护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能够对企业的私有产权进行有效保护;国有股权的引入比民营企业家参政更能够保护企业的私有产权;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政治关联对提升民营企业私有产权保护水平的作用更加明显。

政治联系方式、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契约——基于政府补贴和政治身份的视角

从政府角度考察政治联系对于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可能会得到与企业角度截然不同的结论。鉴于此,使用2008—2011年沪市A股制造业的数据,分别选取政府补贴和高管政治身份作为衡量政府与企业角度政治联系的代理变量,首次比较不同政治联系方式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差异。实证研究表明,虽然企业角度与政府角度衡量的政治联系均显著地提高了高管薪酬,但是从企业角度衡量的政治联系会削弱高管薪绩敏感性,而从政府角度衡量的政治联系却能显著提升高管薪绩敏感性。在进一步的产权性质对比研究后发现,政府角度政治联系对高管薪绩敏感性的提升效应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企业角度政治联系对高管薪绩敏感性的削弱效应则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强。

产权、政治关系与房地产企业融资

以2002—2006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房地产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产权与政治关系对房地产企业融资的影响。结果发现:房地产企业的融资同时受到所有制及政治关系的影响。房地产企业的政治关系能对其融资产生有利影响,但这也只有在民营房地产企业中表现才显著。这说明,民营房地产公司的政治身份更能提高其取得银行贷款的可能性。在金融业发达的地区,政治关系对房地产企业融资的影响小于金融业欠发达的地区。

在职消费具有效率吗——来自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2008—2013年沪市A股制造业为样本,从控股股东资金侵占和公司业绩的角度探讨了转型期高管在职消费是否具有效率的问题。研究发现,高管在职消费对控股股东资金侵占行为产生了一定的约束效应并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即在职消费是有效率的。通过进一步地研究还发现,当高管个人具备政治联系时,会使在职消费在不同产权性质下表现出截然相反的"自利"和"寻租"特征。对于国有控股企业而言,自利型在职消费会损害公司业绩,而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而言,寻租型在职消费则会改善企业绩效。以上经验证据表明,在职消费是否具有效率受到高管个人政治联系和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其本质上作为管理层激励的固有效应。

产权保护水平的动态性与企业创新

产权保护为企业创新效率提供了制度基础。相比已有静态性的分析视角,通过《物权法》改革这条主线,在动态性视角下考察产权保护水平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物权法》实施后,随着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企业的创新活动显著增强,企业的专利数量和质量均显著增加。《物权法》对企业创新行为的促进作用在低市场化进程地区、无政治关联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在"法与金融"的研究框架内,从产权保护水平的动态性视角,为企业创新行为提供了合理的解释。物权法的实施进一步发挥了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规范市场经济的民法体系,同时,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促进了外部融资的增长,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研究结论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物权法》实施的政策效果。同时,对于产权保护水平如何影响企业财务行为决策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盈余质量、政治冲击与债务融资成本

文章以2003-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旨在研究盈余质量、政治冲击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省长更替带来的政治冲击会提升企业债务融资成本;高质量盈余信息会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高质量盈余信息能够削弱政治冲击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正向影响。分产权性质进一步研究发现,政治冲击与债务融资成本的正相关性以及盈余质量与债务融资成本的负相关性在非国企中更显著,表明非国企受政治不确定性影响更大,且提高盈余质量更能降低债务融资成本。

洛克对政治权力内涵的分析

洛克在《政府论两篇》中分析了政治权力的内涵。他的学说对英美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学界却一直忽视了洛克的政治权力理论,仅仅强调了他的权利理论。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陷。洛克分析政治权力的起点是享有财产权和自由的个体,这些个体构成了一个前政治的自由秩序。以此为基础,洛克通过社会契约解释了政治权力的生成逻辑,并在这一论证过程中赋予政治权力以特定的道德属性。他阐释政治权力内涵的另一个特点是他赋予了政治权力以一种特殊的存在形态,即"立法权力"。洛克阐述的这一政治权力有效地在理论上对抗了当时的父权理论和绝对主权理论,为他设计一个宪政国家奠定了基础。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基于沪港通交易制度的经验证据

沪港通交易制度作为我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一项重大突破,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利用沪港通交易制度这一外生政策,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显著提升了标的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沪港通政策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沪港通政策对标的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需通过香港地区投资者的活跃交易来实现。此外,沪港通交易制度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正向影响仅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显著。本文研究结论不仅扩展了资本市场开放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为企业基于利润最大化的“投机替代”动机持有金融资产提供了经验证据。

衍生金融工具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基于产权性质和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

本文主要研究了产权性质和政治关联在上市公司使用衍生金融工具对公司价值影响中的调节作用,通过使用2005—2019年2410家中国上市公司使用衍生金融工具的数据,将托宾Q作为公司价值的代理变量,发现使用衍生金融工具程度对公司价值有正向的影响,影响程度分别为20.7%和0.02%。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使用衍生金融工具的程度对公司价值的正向影响大于国有企业,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使用衍生金融工具的程度对公司价值的正向影响大于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进一步检验的结果发现,当同时存在企业性质和政治关联的联合调节作用时,国有企业且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使用衍生金融工具对公司价值的调节作用最大,非国有企业并且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使用衍生金融工具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的调节作用最小。双重差分检验和滞后效应检验的结果证明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的研究对于我国特定制度背景下,不同类型企业如何使用衍生金融工具、提高公司价值提出了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资本投入、关系产权与政治关联

资本投入不足是中国农业农村长期以来发展相对落后的重要原因,《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要"引导工商资本积极投入乡村振兴事业"。然而,工商资本的投入需要足够的激励。政治关联度高的企业和个人,能更好地应对农业农村复杂的投资环境,并愿意接受较低的投资收益率以维护政府关系,因而其对农业农村的资本投入意愿更强,而且企业和个人的关系产权构建程度越高,政治关联发挥的作用越强。本文从两个方面为上述理论提供了经验证据。第一,以中国农业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的计量分析表明,政治关联度越高的企业,长期投资越多,企业的关系产权则加强了这种影响。第二,以中国农村微观调查数据为样本的计量分析表明,政治关联度越高的个人,选择创业活动的概率越高,个人的关系产权则加强了这种影响。本文的公共政策含义在于,中国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应基于现实状况,充分发挥政治关联度高的企业和个人在资本投入及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洛克政治合法性理论初探

洛克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发展链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政治合法性源于民众同意。政府的公共权力源于人民在订立社会契约时的委托式授权,公共权力政治合法性的根源在于民众自愿的结合和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政治合法性奠基于保护权利。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是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不可侵犯,保护个体权利尤其是保护财产权是公共权力赖以存在的基础。国家是人民自由契约的产物,统治者也是缔约方,其统治合法性的维持依赖于对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有效保护;政治合法性依赖于分权制衡。理想的政体形式是国家权力的各部分相互制约的政治共同体,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对外权,但立法权本身也必须受到有效制约。

“沪港通”如何影响企业现金持有决策——基于价值效应和竞争效应分析

"沪港通"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资本市场开放政策,会对资本市场各主体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以2007—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DID)方法研究"沪港通"政策对企业现金持有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沪港通"政策实施可以提高"沪港通"标的公司的现金持有。同时,本文进一步检验了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和价值效应,并且通过区分产权性质和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发现"沪港通"政策所带来的正向现金持有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高时体现得更明显。在替换核心变量、控制行业竞争程度后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研究从企业现金持有决策角度拓展了"沪港通"的相关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资本市场开放对微观主体决策的影响。

政治关联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

环境污染事件的频繁出现,引发了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和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及其监管的重视。该文从企业控股权性质出发,结合合法性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观,重点考察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效果。以540家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增加政治关联度来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而对国有企业,政治关联的作用不显著;国有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好于民营企业,但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差距会变化不太显著。

浅议财产权天赋观念

人身权(人格权)因出生而当然获得,而财产权则因生产劳动、交易、创作、接受赠与、继承等方式方能获得。从自然状态演进到政治国家社会,人的一些本能行为被限制或剥夺,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原有的获取财产权的通道被封闭了。作为人类社会从自然状态演进到政治国家社会的代价,国家(政府)负有一种义务。从另外一个视角,即每个人从其出生之时,拥有从国家(政府)获取一定财产的天然的权利。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对资源的享有和占用是极其不平等的,资源享有者对资源虚无者负有一种义务。反观之,则是资源虚无者对资源享有者拥有一种天然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