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13条新解:范畴提炼及其内在关联

应受刑罚处罚性,是从《刑法》第13条中提炼出来的最高刑法学范畴,而社会危害性、罪刑法定性和刑法谦抑性则是可从其中提炼出来的二级范畴。于是,应受刑罚处罚性与社会危害性、罪刑法定性和刑法谦抑性便构成了《刑法》第13条中的范畴体系:应受刑罚处罚性统摄社会危害性、罪刑法定性和刑法谦抑性;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性构成一种递升关系而非两个标准,故二者不存在对立冲突。刑法谦抑性则对社会危害性和罪刑法定性构成一种反转关系。社会危害性虽然具有刑法学基石地位,但其是应受刑罚处罚性的实质根据;罪刑法定性是应受刑罚处罚性的形式根据,且节制着社会危害性;刑法谦抑性则是应受刑罚处罚性的反面延伸。最终,社会危害性、罪刑法定性和刑法谦抑性从正反两个方向共同支撑着应受刑罚处罚性。切中内含的基本范畴及其内在关联来深度再读《刑法》第13条,就是对其进行一番深度评注和教义学展开。深度再读《刑法》第13条,是出于深度领会其内容,以让其更好地指导刑法实践和助益刑事法治。

犯罪概念及其特征的结构分析

犯罪是事实特征与法律特征的统一,也是内容特征和形式特征的统一。事实特征或者说内容特征,并不仅限于社会危害性,而是社会危害性这一个质的因素与应受刑罚处罚性(简称当罚性或应罚性)这一个量的因素的统一。法益侵害与社会危害性具有相通性。

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人性分析

刑罚制度之设立既有防恶于前又有惩恶于后的法律功能,而中国古代刑罚制度在其设立、实施过程中,人性的痕迹非常深刻,无论从刑罚实施的受体还是立法者的主观导向,都把对人性的打压和保护作为一种平衡手段。从古代刑罚制度的发展变化可以清楚地发现,刑罚对人性的考量是中国古代法律伦理法倾向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文明进步幅度与对人性认识的高低有着较强的关联:先秦时期以摧残人性为刑罚惩戒的基础;在封建法制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人性力量之张扬是酷刑主义向轻刑主义转变的重要因子;而其中过于重视人性保护,又使得封建刑罚制度偏离法律建设轨道,在伦理法的道路上而不能自拔。

试论违约金的法律概念和特征

现代的违约金制度源自罗马法,至今已逾千年,但在理论上仍存在很大分歧,尤其对于违约金的性质和适用原则至今仍不乏争论,这集中表现在两大法系对惩罚性违约金的态度上。这使违约金概念的法律界定问题成了解决理论分歧的基础,也是司法统一的关键。虽然各国由于在认识和理解上有所差异,但其反映的违约金法律特征基本上还是一致的。

避税法律性质要论

避税,多指纳税人利用税法规定的缺漏或不足,通过某种公开的或形式上不违法的方式来减轻或规避其本应承担的纳税义务的行为。对于避税的法律性质问题学界一直存在着诸多不同意见。由于避税在整体上具有合法性,而在局部上具有违法性,所以可视其为局部违法行为。

地区环境治理动机、政治关联与企业环境违规处罚——来自环保督政制度的新证据

基于新《环保法》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考量新法实施前后地方环境治理动机变化对企业环境违规处罚力度的影响。结果显示,新法实施前,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违规处罚力度具有“庇护”效应;新法实施后,“庇护”效应被削弱。其中,官员型政治关联和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庇护”效应削弱程度更大。结果表明,治理动机不足是以往环境治理失灵的重要成因。应着力完善正负激励互补的激励结构,强化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机。

论朱熹对儒家法制原则的改造

"明刑弼教"学说直接凸显刑罚功能,远不如"德主刑辅"粉饰统治阶级"仁政"的效果,故而在宋代以前难以获得统治阶级的青睐。为强化封建国家的政治职能,朱熹密切关注古代法制体系的具体结构,对儒家传统的"德主刑辅"概念作了新的注解,对"明刑弼教"法制原则作了进一步阐发,添加了诸多新的内涵。

犯罪本质反思——兼论规范违反说之提倡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社会危害性一直被视为犯罪的本质特征。进入21世纪以后,人们对该提法展开了全面的反思和批判,社会危害性也在争议声中走过了十多年。应当说,对社会危害性的反思,是犯罪论体系进一步完善的需要。但从整体上看,社会危害性并非无懈可击,在说明犯罪的实质方面,它必须借助于规范违反说才能得以说明。因此,直接将规范违反说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是解决这一争议的最终出路。

转变思维方式重识刑法中的“行为”概念

采用事实———价值分离的二元论思维方式 ,从犯罪原形与犯罪模型的两个不同层面 ,将“行为”分为“自然行为”、“犯罪行为”和“刑法上的行为”三个概念。从规范层面来认识和理解“刑法上的行为”的内涵是 :立法者基于一定原则下作的法律拟制 ,是对某种法益的保护为核心所人为设置出的规范要素的集合体。

社区矫正性质之诘问与反思

社区矫正的法律性质在官方的文件解读下是一种单纯的刑罚执行方式,在我国的司法实践领域里却呈现出司法矫正的性质而非完全意义上的社区矫正,事实上社区矫正的法律性质是一种新的刑罚类型,是刑罚中的一个上位概念,而不仅仅只是从属于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方式。

犯罪特征辨析

我国刑法学界对于犯罪特征的争论比较激烈,但对于什么是犯罪特征却缺乏深入的研究。犯罪特征是犯罪本质的外化,是犯罪区别与其它社会现象的外在表象,在犯罪与其它社会现象的关系中得到表现。犯罪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其中社会危害性不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也不是犯罪的本质,而是犯罪的社会特征;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应受刑罚惩罚性是犯罪的责任特征。它们三者之间是横向并列关系,不存在谁决定谁。

污染环境罪行政从属性的三重批判——兼论刑法对污染环境行为的提前规制

污染环境罪是否具备行政从属性存在很大争议,该命题关系到环境行政权与环境司法权的界域与衔接问题,我国《刑法》第338条"违反国家规定"之描述无法得出污染环境罪的行政从属性;实践中环境行政执法与环境刑事司法的衔接不良产生对污染环境罪的行政从属性的质疑;污染环境罪由行政犯向刑事犯的转化趋势否定了污染环境罪的行政从属性。"刑法对污染环境行为的提前规制"乃是现行环境刑事立法的本来面貌,并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谦抑性的要求,其突破口为对污染环境罪行政从属性的否定。

论犯罪的本质特征

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必须为古今中外所有种类的犯罪所共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都不具有犯罪本质特征的属性。应受刑罚惩罚首先是某类行为被作为犯罪纳入刑法的原因,而后才是某个行为违反刑法所应得到的结果,应受刑罚惩罚性是确定罪与非罪的标准,只有应受刑罚惩罚性才是犯罪的本质特征。

格老秀斯刑罚论

格老秀斯作为国际法之父而闻名于世,其对刑罚理论研究的贡献却被世人遗忘和忽视。格老秀斯以自然法为理论基础,在《战争与和平法》(第2卷)中提出了独到的刑罚理论。他从自然法的视角分析了刑罚概念及其与正义的关联;从神的视角、人类的视角和国家的视角对刑罚来源这一刑罚理论本体论的问题进行论证。此外,格老秀斯还从刑罚发动的内在动力的角度分析了刑罚的功能;他还以“因何而罚”和“为何而罚”的设问对量刑理论展开论述。

马恩经典文本中的刑法思想阐释及其当代价值

马恩经典文本中蕴含了非常丰富的刑法思想,依据其不同时期的主要内容,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来解读马恩刑法思想:第一,《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阐述了否定预防性刑法的思想,提出了以对象为基点的客观主义行为论和社会关系犯罪客体说,论证了犯罪行为与刑罚的辩证关系。恩格斯则提出了刑事司法解释合理性的条件。第二,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刑事立法的人民主权原则。第三,《德法年鉴》时期。恩格斯论证了犯罪产生的根源是私有制下经济利益冲突的极点——竞争。第四,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创立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阐述了人性刑罚观、道德的形成、法律的实质、犯罪的本质等一系列重要刑法思想。马恩经典文本中所论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刑法观对于刑事立法理念的转向,主客观相统一的方法论对于犯罪论体系变革的选择,刑罚自由价值属性对于刑罚改革方向的指引,都具有重要意义,为当代中国刑法的转型提供了理论指导。

按日计罚的法律属性与法律适用研判——基于比较法和法律系统性考察

'按日计罚'是新《环境保护法》中一项极为重要且被立法者和公众寄予厚望的罚则。然而,比较研究发现,'按日计罚'虽广泛地存在于各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但其法律属性并无定论,按日罚自身的正当性、合法性都有待得出明确结论。与此同时,按日罚还应当与诚信罚、查封扣押罚和行政处罚救济等其他的行政措施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系统性考量,以确保其不偏离立法目标,并防止负面效应和权力寻租。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之法益研究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具有个人法益属性和独立民事权利地位的公民个人信息权。认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益具有公共法益属性的观点,是对相关法律规定和公民个人信息权内涵的误读。刑法对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应充分尊重民法等前置法律赋予公民在个人信息上的各项具体权能,以做到个人信息法律保护问题上民事措施与刑事措施的合理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