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宁夏通志中的黄河书写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和魂。历史上,黄河曾流经过十三个省份,今流经九省区。在这些省区的地方文献特别是旧志中,都有关于黄河的书写。传世的四种明代宁夏通志中,关于黄河的记述主要集中在《山川》《河渠》《水利》类目中,所附地图一般均绘制有黄河及黄河水系信息。各志除了从自然地理的角度记载黄河外,还在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经济民生等层面的类目,如《土产》《屯田》《职官》中记载与黄河相关的内容。同时,各志都收录有歌咏黄河的诗文。明代宁夏通志中,《[正统]宁夏志》最早记载了黄河宁夏段的流向、水势情况,其后弘治、嘉靖、万历三朝宁夏通志在此史料基础上进一步丰富记载;《[弘治]宁夏新志》中,最早出现了绘制有黄河地理信息的地图,嘉靖、万历两朝宁夏通志继承了这一做法,于所附地图中均绘有黄河信息,该志首次指出宁夏引黄灌溉的田亩数量及黄河对河套平原形成所起的关键作用,还首次收录了专题歌咏黄河的诗篇;《[嘉靖]宁夏新志》则首次全面梳理有关黄河之于宁夏重要性的代表性观点,开始记载黄河对宁夏的负面影响;《[万历]朔方新志》对黄河的专门记述内容更加全面,首次提及黄河的发源地为星宿海,进一步强调部分明朝地方官对黄河有害于宁夏的认识,所附朱笈《豁免屯粮赔累疏》强调,随着历史的推移,黄河为宁夏赢得的“塞北江南”美誉,在一定程度上已严重影响到宁夏的民生问题。

旧方志对明代福建医家的历史书写

福建旧方志共收录明代医家308人,呈现出习医缘由伦理化、医疗技术神奇化、医德医风儒家化的模式化书写。地方志通过对医家书写的增删改造,使得同一医家的形象逐渐发生偏转,主题叙事也随之发生改变。明清以来,地方志关于医家传记的书写,基本上沿袭了儒统化和仙统化的路径,这一路径决定医家传记大部分都选择性忽略了其作为“医”的基本特质,重在凸显医家的德行和神奇,而不是技术性特征。

论明代晋江《青阳志》的编修

编修好乡村志,需要借鉴历史上各地不同类型村志的编修经验。在明代晋江《青阳志》里,当地人的多重身份(乡人、族人、士人)经由地方历史的书写联为一体,他们在各自家族历史里找寻属于自己的位置,在人文谱系中塑造自我认同。从民众的日常生活逻辑出发,让人民成为历史的主角,才能真正凝聚人心,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明清时期山西中药材的方志文献研究——以《山西通志》为例

通过网上查阅国家图书馆数字古籍、数字方志等古籍特藏文献数据库和实地查阅山西省图书馆等方式,查询明清时期《山西通志》中有关中药材的记载发现,现存《山西通志》共10种,记载山西地产药材187种。通过系统梳理历史上山西地区中药材的品种、产地及分布等情况,为山西道地药材、优势中药材品种的挖掘、中药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提供史料依据,为构建“晋药”品牌体系,实施晋药品牌战略,提升山西省道地中药材影响力,为中药材领域的宏观经济决策、市场研判提供数据支撑和智力支持。

俭与奢的更迭与矛盾:方志中所见明代江南地区头饰风尚

明代江南地区作为全国的经济与文化重心,一方面纺织品贸易繁荣,人们鲜衣华服,衣冠趋时。另一方面,明代对地方志书修撰尤为重视,修志事业大为兴盛,且其内容全面、地域特征明显。本文通过对明代江南地区方志所记载的服饰风俗的研究,发现其中头饰呈现风俗俭与奢的更迭甚至矛盾现象,并论述了其影响因素与形成原因,从中窥视出明代江南地区的习俗风尚、衣着观念、区域发展等内容,以及方志的特殊性对服饰风俗记载的影响。

明清时期永州的地方医者及其书写——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现存明清地方志中记载了很多医者的史料,通过对地方志等资料的考察,地方医者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呈现。在明清时期的永州,儒医是地方医者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或是为治疗自身和亲人的疾病而习医,或是因为屡试不中而习医业医,也有一些人是受范仲淹良医良相之论的影响而从医。由于明清时期医学文本的广泛流传和官方对医疗市场管理的疏失,通过师徒相授、家族传承和自学等方式都可获取医学知识、开展医疗活动。随着越来越多具有儒学背景的士人进入医者职业,医、儒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加强。掌握文化权利的文人士大夫将一部分医者用自己的方式记入地方志,既表达了他们自身的伦理诉求也表现出他们对于医者道德的要求与期望;医者为提高自身地位,也会积极与地方文人士大夫接触,通过一些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行为塑造自身形象。医、儒双方的纠缠在儒家的强势地位下使得医学各方面出现明显的儒化倾向,进一步导致医者职业识别性减弱,医学的技术性被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其他特性所覆盖。

基于舆图的明清获嘉县城城门研究

本文首先借助现存可见的方志舆图等材料,将获嘉县城形象分成三类,即图注类、矩形符号类和写实类。进而说明获嘉县城城门设置的特殊性在于北城墙无门、西城墙设置两座城门和西城墙城门的定名,其成因可能与应对现实情况的实用性需求,即自然环境、邻县县城分布和主要交通方向有关。

明清时期方志中的苜蓿考

方志是珍贵的史料,苜蓿作为重要的物产资源被明清时期的许多方志所记载,这对研究我国这一时期的苜蓿发展轨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我国华东、华北、西北和东北等地明清时期的方志为研究重点,应用考据学原理与技术,对103个方志中的苜蓿进行了考查和梳理,结果表明,明清时期华东、华北和西北都有苜蓿种植,共计15个省,98个县(府/州/厅),其中安徽、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和甘肃尤为普遍。方志记载的内容广泛,例如记载了苜蓿的生态生物学特性及其利用情况,人们利用苜蓿的宿根多年生性,种植三四年沃土肥田后,耕翻可使后作产量增加,利用苜蓿的耐碱性改良土壤后再种其他作物易于成功;河北方志中记载了清代河北种植的苜蓿有2种,即紫花苜蓿和黄花苜蓿;苜蓿不仅是重要的草类资源,亦是重要的蔬菜资源,苜蓿不仅作为饲草,幼嫩的枝条也被用来食用,特别是在饥年苜蓿是重要的救荒食物。

明清时期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教育变迁——以碑刻史料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近两年来在天柱实施田野调查所获之碑刻的解读,发现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自明初逐渐步入王朝国家系统而"易刀剑而牛犊,易左衽而冠裳"之后,教育作为"王化"统治策略之一,备受王朝国家的重视,同时,作为身份改变的一种途径,学校亦备受民众之欢迎。因而,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的教育在国家与民众的互动中发展尤为迅速。在运用碑刻史料对明清时期天柱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细致的梳理时,发现其教育范围涉及县学、书院、社学、义学、私塾以及清末的新式学堂,同时,碑刻资料也像我们活生生地展现了各级学校在筹集办学经费中的艰辛与困境。通过对明清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的教育状况的描述与分析,或可为当代教育提供另一种借鉴的视角。

明代徽州方志述论

明代是徽州方志承前启后的发展时期。这时徽州府邑正式方志的修纂蔚然成风 ,专志编撰门类多样 ,志书编纂理论日益丰富 。

明代方志书写烈女抗暴“言论”模式探析

明代纂修方志已成为官府事务之一,列女传是方志重要组成部分,并已趋于模式化倾向。方志书写烈女在社会动荡中面对暴力侵害时多会伴随"言论"而自杀或被杀,凸显了烈女们的儒家正统形象。但方志书写的这些生活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烈女抗暴"言论"却呈现了几种模式化现象,揭示了编修者通过对烈女"言论"的虚拟或想象,以此向社会推广儒家正统的忠孝节义观念。

徽州乡镇志中所见明清民间救荒措施

明清时期,徽州一直粮食奇缺,但它有较完备的救助系统。明初,徽州主要由官府实施备荒和救荒措施,但明中叶以后官方的备荒和救荒系统趋于式微,而民间的社会救助系统逐渐发挥越来越大的社会作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民间备荒行为在平时以建设义田和社仓、义仓为主,而救荒措施除了散粮赈济,还包括施药、施棺等措施。明清徽州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实施民间社会救助,一方面是由于官府的奖劝作用,另一方面是由于宗族的有效组织。

略论明代云南儒医现象

在明代云南儒学文化发展的背景下,因儒通医成为这一时期云南医药文化的重要特点。以地方志为主要研究资料,整理选介明代云南较为著名的儒医,并从形成背景、群体构成、儒家伦理、心态、著述5个方面对明代云南儒医群体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试论《明实录》对建文帝的态度及其变化

作为明成祖嫡系君主所控制的《明实录》,在对待被成祖推翻的建文帝的年号及历史上,存在着明显的排斥态度和掩盖倾向,反映了明代官方史学在对待统治集团内部被打倒的重要人物上的处理倾向,以及专制政治下失势人物失载的命运。随着皇权的松弛和士风的变化,由史臣们具体纂修的晚明实录,开始改变以往掩盖建文历史的做法,频繁载录建文的历史以及为之平反的请求,表明代表帝国意识形态的儒臣与代表上层建筑的君主之间,在伦理价值与政治利益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明清南赣方志王阳明历史书写的时空形态及其变迁

作为成就王阳明学术与事功最重要的地域,当年南赣巡抚所管辖的赣闽粤湘交界地区的八府一州,其府志、州志对王阳明的历史书写,呈现出不同的时空形态。自明而清,对王阳明记载最多、增幅最大的是江西所属《赣州府志》和《南安府志》。对王阳明的称谓,明代方志的主要是"守仁",清代方志则大量称"阳明"、"文成"。但是,在南赣巡抚所辖之湖南、广东、福建的相关府、州方志中,则始终以"守仁"称谓为主。明清南赣方志对王阳明历史书写所呈现的不同时空形态,既反映了王阳明的活动及影响存在着客观的地域差别,也反映了不同地域或同一地域不同时期的士民对王阳明的情感、认识、评价存在着差别,这又折射出相应时代国家意志、社会思潮对同一人物认识上的变化。

明代起居注制度的兴废及其对《明实录》的影响──兼论儒家意识与君主专制的冲突和摩擦

明代起居注制度时兴时废，但明代初期及后期历朝均有起居注存在，而且发挥着 不同程度的作用。起居注的设置和废寝，对《明实录》的编纂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影响：前者 使实录生动而真切，后者使实录平实而枯燥。明代起居注制度的兴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 家意识形态与君主专制制度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冲突的关系。

论明人年谱的价值和利用

年谱是研究历史人物和历史问题的重要资料,在史学界很受重视。而明人年谱因其篇幅大、数量多、真实性强而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目前学术界尚缺乏对明人年谱的系统性研究和利用。文章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利用明人年谱查找资料的方法,以及在利用明人年谱时应该注意的几项原则。

从自撰年谱看中国年谱在明代的大发展

明代是中国年谱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各类年谱数量增长,经典作品不断涌现。自撰年谱是建立于明代的年谱新类别,其独具的撰写特色打破了宋元时期以名儒为基本修谱对象的约束,谱主群体日益扩大,并出现明显的世俗化趋势。明人年谱在编撰体例规范创新、不断完善的同时,保持了题名的多样化特征和编写手法的灵活性,使明代年谱的编撰活动呈现持续繁荣,并为清代中国年谱的全面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明实录》对科举的历史书写:“史相”与“史实”之间

科举是《明实录》书写的重要内容之一。实录文本中的科举呈现出多样史相,比如皇帝是科举运行的主角、一些重要科举史事的缺失、科举是历史人物书写不厌其烦的素材。这些史相与史实之间存在着某些距离与关联,究其原因则主要是实录实际编修群体的科举出身构成情况使然。实录实际编修群体出身科举者超过84.38%,科举的洗礼促使他们在修史过程中努力凸显"吾皇"的英明伟大,践行了儒家伦理思想、尤其是忠君思想;魂牵梦萦的科举情结则是他们笔下科举荣耀图景的重要驱动力。此外,政治态势也影响着史官们对科举的历史书写。要之,《明实录》书写的科举是一幅虚实相交的历史图景,他属于史实、历史文本、史家意识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典型案例。

明清滇志体例类目与云南社会环境变迁初探

明清时期云南方志纂修取得了重大成绩,体例类目日益规范,渐趋一致,各志体例的主要类目逐渐固定、因袭,如天文、地理、人物、风俗、户口、田赋、土产、寺观、艺文等,几乎成为方志不可或缺的基本组成。但一些类目也随社会的发展变化逐渐发生改变,不同时期方志的具体类目均在结合实际的基础上作相应调整。类目的增减、改变随地区、历史时段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特点,某些类目的沿用、突然出现或消失,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社会历史发展及现实环境、意识形态发生重要变化的表现和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