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的刑事诉讼法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学在理论研究、立法服务、组织建设、人才培养等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在回顾、盘点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取得成绩的同时,总结其间的经验得失,有利确定今后几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重点。

立体刑法学:回顾与展望

追溯了"立体刑法学"的由来及其10余年来在学界关注下的发展历程,阐释了"立体刑法学"的生命力在于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刑法发展的时代要求,也反映了刑法运行的实际状况,有利于向世界发出中国刑法学界的声音;指出了"立体刑法学"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课题并进行具体分析,进而提出"立体刑法学"今后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即突出刑法的主体地位、区分实然和应然、关注刑事政策在"立体刑法学"体系中的地位归属,逐步实现"立体刑法学"的阶段性目标和远期目标。

无辜者何以被怀疑——警察辨别真伪陈述能力的认知-行为研究述评

警察一直被认为是识别谎言的专家,注重嫌疑人的非言词行为也是中外侦查讯问的重要技巧。但近年来,域外认知-行为科学研究所揭示的一系列证据表明,使用非言词行为来判断对象是否说谎的准确度很差。这种传统讯问技巧对谎言识别还可能起反作用,使得在一些实验中,警察判断对象是否说谎的准确度甚至还不如大学生或囚犯被试。使用非言词行为来判断对象是否说谎的培训和经验也不能在较大程度上提高识别谎言能力。目前,认知-行为科学已经开始了对新的讯问过程设计,新的讯问方法和技巧等的研究。在侦查领域引介认知-行为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实验方法在国内司法认知与决策领域的拓展,启发国内法学(律)界认真对待传统讯问技巧的局限,而且,也有利于国内错案研究在制度-实践维度以外,重视认知-行为因素的重要性。毕竟,警察在侦查初期辨别真伪陈述的精确度直接影响着对无辜者/真实罪犯的怀疑程度和追诉强度。

刑法学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本文认为 ,只有在理论刑法学、立法刑法学和司法刑法学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子系统的基础上建构刑法学体系 ,才能使刑法学具有批判意识和理性精神 ,才能为刑法学的发展开辟道路。

中国法学流派化志趣下刑法学的发展方向:教义学化

当下,中国刑法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并未彻底解决,结合中国法学流派发展的大背景,探讨中国刑法的发展方向问题因而极有必要。当下中国虽然没有形成法学流派,但中国法学者对建立法学流派的志趣异常明显,并已初步形成政法法学、教义法学和社科法学三种学派。作为部门法的刑法,学派之争虽然启动甚早但远未尘埃落定。刑法教义学并未得到中国刑法学者的一致认同,政法法学生命力强大,社科法学的兴盛也要求更进一步思考刑法学的方向问题。根据政法法学与社科法学的各自特点,以及刑法学科的自身属性,在政法法学与教义法学之间,中国刑法应选择(刑)法教义学;在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之间,中国刑法应选择(刑)法教义学。

刑法教义学的源流、体系与功能

自1979年刑法典颁布至今,我国刑法教义学方兴未艾,作为一种刑法方法论逐步发展成熟,并运用于犯罪论体系、刑法解释、刑法适用等问题研究领域。由于刑法教义学处于发展阶段,尚未获得学界广泛认可,学界对其基本概念和立场、理论地位和实践作用等方面存在不少认识分歧,其自身也存在空洞和泛化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近40年来刑法教义学发展脉络的梳理归纳,从本体论、关系论、功能论不同层面进行系统探讨,以期正本清源,推动刑法教义学理论进一步发展,并实现其刑事立法和司法应用价值。

刑法教义学的新面相

刑法教义学应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紧密结合中予以定义,并显示出刑法教义学与刑法注释学的区别所在。刑法教义学的学科地位应从法教义学在法学中的地位予以把握,并可将其描述为"刑法学主流的主流"或"刑法学正宗的正宗"或"刑法学中枢的中枢"。证立性应被视为刑法教义学的根本属性,且其以批评性为重要派生,而决定刑法教义学的证立性及其批判性是社会生活的正当诉求,其将赋予刑法规范命题以社会普遍可接受性,从而具有增进刑法司法公信力的实践意义。实践性等构成刑法教义学的具体特征,而规范命题的妥当性和刑法司法公信力的增进性,分别构成刑法教义学的理论目标和实践目标。在作出观念更新之后,刑法教义学才能够成为一门"活学"。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再认识:困境及出路

我国法治实践中,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一直存在着诸多不协调,彼此互动不明显。无论是在观念认识,还是在立法、司法实践以及学科研究层面,二者关系呈现出分离、割裂、断层的局面。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是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因犯罪这一纽带联系在一起,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均受刑事政策指导,在历史上原本合体并存。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树立刑事一体化观念,注重整体性立法,加强司法实践融合,开展交叉性研究,以实现二者双向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

“黑哨”、“黑球”与“伤熊”行为的刑法学思考

本文针对在我国各界引起重大反响的“黑哨”、“黑球”与“伤熊”行为进行了深入的刑法学思考。通过严谨的分析论证,作者认为:裁判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范畴,可以视为国家工作人员,其吹黑哨的行为足以构成受贿罪;职业足球俱乐部具有企业性质,其俱乐部的运动员就是该企业的职工,在职业俱乐部之间的比赛中,运动员非法收受他人贿赂而踢黑球的行为可以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伤熊行为符合刑法第275条禁止的行为。应当按照故意毁坏财物罪论处。

刑法解释基本立场之检视

刑法解释的立场指导着刑法解释的方向,是刑法解释的最基本问题。客观主义解释主张从"法的本意"来解释刑法,而主观主义立场主张从"立法者原意"来解释刑法。因此"法的本意"的来源、存在基础以及其解释效果是应当为各界所关注的。从认知规律看,立法者的立法过程和解释者的解释过程都离不开理性的认识,在质疑"立法者原意"理性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解释者对于"法的本意"探讨的理性。从表意学角度出发,解读立法者的原意、立法者的表意和法律文本的文义之间的关系,立法者的原意是三者中核心和本质的部分,是表达的出发点和依据。在刑法解释过程中,解释对象和解释者之间的融合是解释的一种必然现象,但这绝不是解释的一种应然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现象的存在才要采取一定的方法来制约。在摒弃"立法者原意"的情况下,客观主义解释的立场是主观化的,而主观主义解释的立场是客观化的。所以,在刑法解释中应该遵循主观主义解释立场。

谁之目的,何种解释?——反思刑法目的解释

目的解释方法在法律解释中的兴起与利益法学密切相关。刑法学中的目的解释宣称接受刑法文本的制约,但这种立场在具体罪名的解释中通常会走样。在客观解释的包装下,目的解释存在演化为随意解释的危险,解释的结论未必符合客观现实。主张目的解释的优先性可能会消解刑法用语的法律意义,突出体现在目的解释的运用会使刑法设定的个罪的构成要件失去行为规制的机能,进而导致不同罪名在刑法解释中的随意穿梭,使解释结论突破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教义学与合宪性二元约束机制存在现实操作中的诸多困境。应倡导交互性解释,在制约目的解释的过程中形成反思性平衡。

刑法明确性原则的宪法控制——基于比较法视角的分析

从宪法学角度来判断刑法规范的明确性是立体刑法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基于比较法的研究,根据一般刑法理论,阐析法律明确性原则是刑法规范的形式正当性标准之一;从立体刑法学的立场来看,该原则也是宪法上衡量刑法合宪性的重要基准。在不同法律体系中,刑法明确性原则有其各自的理论和制度背景,通过对刑法明确性原则的宪法规范依据和适用的步骤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其中的法律技术和原理,以期为构建中国的刑法学理论体系提供镜鉴;运用交叉运用宪法和刑法的解释学原理,可以在宪法理论上证成刑法的明确性原则,并对该原则在刑法领域的落实提供宪法理论基础。

行政犯理论的代际更新与本土建构——中国经济刑法学四十年的观察主线

行政犯理论的发展是洞察中国经济刑法学四十年发展的主线。我国行政犯理论先后经历从无到有、从刑法注释学到刑法教义学的发展。教义学阶段的研究重点解决注释学阶段比较法研究水平不高、理论方案穿透力有限、立法论与解释论不分等问题,针对行政犯的概念、性质、法益、构成要件与不法(违法性)判断等问题展开系统化与规范化的学术研究,同时也存在核心命题尚未形成共识、教义学研究自主性不足、忽视立法论研究等新问题。当前,理论研究应逐步摆脱对于德日理论的过度依赖,凝聚方法论共识,以中国刑法规范与司法实践为土壤,充分融入“不法重合、制裁竞合、定性与定量”等“中国元素”的考量,在解释论上形成一致的、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分方案,在立法论上理性思考行政犯的立法模式与处罚边界,建构本土化与自主化的行政犯理论。

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关系辨正

我国刑法理论在犯罪特征的范围内谈论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 ,将两者的冲突直接换位为形式违法性和实质违法性的冲突的理论值得商榷。应受刑罚惩罚性是前两个特征派生出来的法律后果 ,不应在犯罪特征中占有一席之地。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和谐地统一于犯罪的特征之中 ,具有同等地位。立法阶段两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 ,司法阶段两者是一般特征与除斥特征的关系。

国际刑法学研究范式初探

范式作为一种分析理论,不仅为国际刑法的学术研究与学术评判提供共同章法,更为国际刑法学的自我完善提供手段和工具,为国际刑法学的发展和革命提供动力。藉用范式理论检视国际刑法学的价值设定、问题场域、知识架构和方法径路,可以肯定的是,国际刑法学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只是作为起步较晚的交叉学科,国际刑法学的范式研究过于稚嫩,需要运用范式理论的成熟经验,从价值关怀、司法实践、方法自觉、学术聚力等方面进一步加强研究,以帮助国际刑法学这门学科走向真正成熟。

中国刑法学60年反思

中国刑法学60年的历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创建和曲折发展时期、停滞时期以及恢复和发展时期。其间,中国刑法学的研究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当然也还存在不足。今后刑法学研究要努力构建以人为本的刑法理论,科学地开展刑法学体系的研究,同时也要加强对西方刑法理论的分析。

犯罪学Vs刑法学——刑法学话语霸权之终结

对这两门学科的定位所出现的偏颇,造成了对刑法学的过度尊崇和对犯罪学建设的边缘化趋势。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犯罪学在全部刑事科学中的学科地位是处于基础学科和"前犯罪学科"的位置之上。犯罪学是一门实证与思辨相结合的学科,其所运用的科学方法论同刑法学的逻辑分析方法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刑法学需要以犯罪学的研究成果作为立法和司法的前提与基础。

刑事责任定义再认识

刑事责任是刑法学之重要范畴,如何理解刑事责任的定义,刑法界有不同学说,但是似乎都不足取。刑事责任具有复杂性,不仅可以有广狭二义,而且具有多元本质,因此可以有多种定义。不过,从其与刑事权利、刑事义务的统一性上看,它是指刑事实体法律要求的,主体因实施违反刑事义务或侵犯刑事权利行为而应当承担否定性刑事评价的行为。

想象竞合犯处罚原则的重构

想象竞合犯是罪数形态中的一个难点问题。阐释了中外刑法学界关于想象竞合犯处罚原则的不同观点;针对学界争执的三个焦点问题,评析了想象竞合犯有些情况下是本质上的一罪、有些情况下是本质上的数罪和对想象竞合犯数罪并罚并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等观点;主张对想象竞合犯应分情形进行不同的处罚:择一重罪处断,择一重罪从重处断,数罪并罚。

刑法自然科学主义:内涵、根据与意义

作为一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刑法方法论,刑法自然科学主义意味着在从刑法立法到刑罚执行的刑法过程中应遵循自然科学精神,运用自然科学原理并采用自然科学技术。刑法自然科学主义以自然科学的生产力性和主宰性为形成根据,且此两个根据可以相互说明。在理论上,刑法自然科学主义革新刑法学的方法论和本体论,从而促进刑法学的进一步发展;在实践上,刑法自然科学主义有助于更加有效地应对犯罪,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与和谐。刑法自然科学主义值得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