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综合安全观:理论缘起、历史演进与实践评估

德国首份《国家安全战略》以“综合安全”为要义,具有理论逻辑和历史脉络可循。德国综合安全观兴起于冷战后,其内在逻辑是对欧洲主义安全观的继承性发展,聚焦两极秩序瓦解后的经济与社会秩序稳定以及应对域外冲突,注重非传统安全,安全参与者包含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克里米亚危机后,传统军事威胁回归欧陆,德国综合安全观“防御性”与“韧性”融合并重。俄乌冲突冲击欧洲安全秩序,德国综合安全观愈发重视国家与联盟防御,并通过“多元化”与“联盟政治”等手段推进“去风险”策略,增强经济与社会韧性,同时也呈现出泛安全化、价值观化与权力政治的特质,其影响力辐射至“印太”地区与对华政策上。然而,德国综合安全政策实践仍面临诸多挑战。防御上,德国提升国防的政治承诺与其军事资源尚不匹配。韧性上,德国“去风险”策略受国际权力对比变化、中国市场红利、德国政界与商界意见的异质性以及德国国内经济成本的制约。为此,中国应客观看待德国安全政策转型的影响。

国际安全制度与总体国家安全:一种理论分析

一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虽然涉及方方面面,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是贯穿这些领域的两条主线。国际安全制度构成了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的重要依托:国际安全制度能够塑造各国国家安全的外部环境,影响不同领域的国家安全利益,促进不同领域的国际安全合作,从而有利于实现各国的总体国家安全。二战结束以来,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等基本原则已经大大改善了全球安全环境,构成中小国家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普遍性的国际安全原则和规范也可以应用到各个具体领域的安全规则的构建,从而直接影响各国维护相关领域国家安全的能力与利益。多边安全联盟会带来高水平的国际安全合作,促进联盟成员的总体国家安全,但也可能减损其他国家的安全水平,从而导致冲突。纯粹的区域性集体安全制度在提升各成员国家安全水平的同时,也具有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优点。各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制度的构建,并有效运用国际安全制度提升本国的国家安全水平。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档案开放审核制度优化研究

文章立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通过分析当前我国档案开放审核制度,发现其中存在开放范围判定依据不明确、控制利用范围判定依据不完善、协同机制尚不健全、监督救济条款笼统等问题。进而提出坚持党的领导基本政治原则、秉持安全与开放并重原则、兼顾利益权衡与可分割原则,并针对档案开放审核制度的实际问题提出构建主体协同关系、以“负面清单”明确判定依据、完善监督救济程序等制度优化策略。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逻辑——一个三层分析框架

总体国家安全观涉及内涵和外延丰富、时空领域宽广、内外因素复杂。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系统分析其整体逻辑,根据“发展时景-安全时景-关系时景”的分析框架,从“发展和安全的关系”系统分析传统安全观、综合安全观、新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生成逻辑,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研究总体国家安全的内部逻辑,从“统筹四对重要关系”探讨总体国家安全的关联逻辑。结果显示,社会稳定是国家安全向公共安全的下沉,社会治理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民生福祉是国家安全的首道防线;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为空间关联,统筹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为主体关联,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为内容关联,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为命运关联。

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的刑法全面性保护

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回应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管理的规范发展要求,《刑法修正案(十一)》专门增设第三百三十四条之一,但却仍不足以全面保障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究其原因,一是未规定单位犯罪,二是未全面规制非法提供和买卖人类遗传资源的行为,三是未同等保护人类遗传资源材料和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背景下,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的前置法规制体系日趋完善。刑法全面保护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的关键,在于填补非法采集人类遗传资源、走私人类遗传资源材料罪的规范漏洞,合理解释关联罪名则是当下最优解。具体而言,把人类遗传资源信息解释为公民个人信息中的生物识别信息,并将侵犯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的行为解释为出售、提供或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从而借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全面评价自然人或者单位实施的非法采集、非法提供、买卖人类遗传资源材料、人类遗传资源信息的行为。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深化中俄能源合作的法律机制构建

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国竞争激烈和地区冲突频发的背景下,加强中俄能源合作对于增进双方政治互信、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实现社会稳定和环保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是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举措。随着中俄能源合作从传统能源交易扩展至全产业链,现行法律框架已不足以支撑日益加深的合作需求,无法有效应对复杂局面和挑战。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引领下,亟须构建全面的法律机制,以深化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这需要坚持能源安全、能源主权、互惠互利以及绿色发展的原则,全面统筹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安全多重维度,完善能源对话机制,加强投资保护,建立价格协商机制,探索生态保护措施。

总体国家安全观融入安全系统工程课程思政的CDIO模式探讨

为有效开展安全系统工程课程思政的建设,推进知识传授、价值塑造与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该文研究将总体国家安全观融入安全系统工程课程思政的CDIO模式。首先,分析总体国家安全观融入安全系统工程课程思政的必然性和CDIO模式在安全系统工程课程思政中的应用优势;其次,构建安全系统工程课程思政的CDIO模式;最后,设计安全系统工程课程思政的内容,并提出多样化教学方法和含有思政元素的教学效果评价体系。结果表明,通过总体国家安全观融入安全系统工程课程思政的CDIO育人模式,能培养出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同向同行、具备较高工程素养与工程能力的安全技术与安全管理人才。

河北省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实践调查研究

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安全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位、全面增强大学生人群的国家安全观意识是2023年我国高校安全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为全面了解河北省大学生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认知现状,促进河北省高校国家安全观教育进一步发展,研究团队对河北省内多所高校的大学生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部分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知不足,部分高校在国家安全教育方面存在缺乏组织保障和监督考核机制、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不够全面、学生缺乏实践机会、宣传力度不够等问题,并对导致安全观教育成效不理想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提出了加强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相关建议,希望能够为政府决策和高校完善与落实国家安全教育相关政策提供有益的帮助。

我国财政安全的内涵、挑战和实现路径: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

财政安全是经济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本文试图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厘清财政安全的内涵和要求,甄别我国财政安全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并给出实现财政安全的政策路径。本文提出,财政安全是指一国的财政收支短期平稳运行,中长期实现跨年度、跨周期平衡,并储备一定的财政空间和财政资源,应对各种自然、政治、经济、社会重大冲击,以维持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当前,我国财政安全主要面临来自财政收支压力、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人口老龄化、数字经济、自然灾害和复杂国际形势等方面的挑战。实现财政安全,未来政策取向可以考虑从强化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构建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立与数字经济适配的数字税收体系和建立高效的财政应急管理机制等方面着手,以财政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之间的良性互动。

总体国家安全观涵育新工科人才的生成原因、施力要点与有效路径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涵育新工科人才,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形势下培养人才的现实需求,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设教育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新工科人才培养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根基,锻造坚定理想信念与意志品质,提升战略思维能力与科研创新能力,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涵育新工科人才的施力要点。以“教师思政+国防资源”为突破口打造全员育人责任链,以“科教供给+青年需求”为双线路构建全过程育人价值链,以“文化浸润+精准思政”为建设网绘制全方位育人实效链,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涵育新工科人才的“三全育人”有效路径。

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刑法发展

新时代背景下,刑法学价值存在从侧重自由保障到自由与安全二元价值并重的转型需要,应当以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塑刑法的价值需求,推进自由与安全二元价值在刑法中的融合。犯罪学实践范式具有消极性、滞后性,难以承担引领刑法学研究的理论重担,应当以总体国家安全观重构刑法的实践范式,重视具有积极性、前瞻性的国家安全学实践范式对刑法学发展的指引作用。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引领,一要调整刑事政策,坚持刑事政策发展的系统性导向;二要强化安全的刑法保障,以人民安全为理论根基促进刑事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发展;三要激发刑事司法机能化,推进刑事司法在个人、社会、国家三重安全面向的机能性构建。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我国数据安全的主体权责研究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维护和塑造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的最新行动指南,推动建设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又为数据安全治理指引了新方向。数据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数据治理的基本价值遵循。近年来,各种数据法律接连颁布,为我国数据安全治理工作夯实了法律基础,同时也在立法层面确定了有公有私、由内而外、权责统一的数据安全治理主体体系。目前我国正处于数据安全治理迭代更新的关键时期,面临数据治理主体不清、相关权责模糊等挑战。我国应当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思想,主体层面强化数据安全治理的顶层设计,合理谋划数据治理战略布局,调整并细化数据安全的主体框架及其权责分配,建立因应时代要求的“政府—企业”双边协同的数据安全治理模式。内容层面,一方面应补白、补全、补强我国个人数据权利规则体系,提升公众个人数据安全意识和保护水平;另一方面应建立标准化、严格化、类型化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制度,优化数据行业安全保障能力,为数据安全治理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融入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

高职学生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对学生的成长成才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主阵地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融入高职思政课的现状发现,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融入高职思政课具有一定成效,但是仍然在思政教师、高职学生、思政课授课、社会环境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提出通过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主体主动化、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内容专业化、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课堂多元化等途径,以提高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成效。

《美国情报界全球威胁评估报告》分析及启示

【目的/意义】以美国情报界最新年度全球威胁评估报告为分析基础,明确其战略情报工作方向,把握美国情报全球安全威胁认知,为我国国家安全工作提供参考与借鉴。【方法/过程】对报告内容进行剖析解读,得出美国情报界对“国际竞争”“非传统安全”“跨国问题”及“地区冲突”等关键问题尤为重视。【结果/结论】参考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最新动向,建议我国国家安全工作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以前瞻性的视角防范化解国内外存在的潜在风险,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以生物安全观建构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六十三条确立了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制度,该规定在凸显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交叉性的同时,未对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的独立性给予充分关注。基于此,有必要在生物安全观急速融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背景下,构建独立的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基于生物安全保障的全面性要求,该诉的适用范围应当采用扩张方式。为保证公益诉讼立法模式的一致性,建议明确赋予检察机关或者社会组织等特定主体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权。

推进数据安全体系现代化:风险挑战与实现路径

[研究目的]数据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也是新兴领域,数据安全关系到总体国家安全的维护和塑造。差异性和规律性是数据安全的主要特征,在大数据时代,推进数据安全体系现代化对保障数据安全,促进数据开发利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至关重要。我国目前的数据安全面临着数据泄露、数据主权侵害、数据霸权、数据跨境流动等风险和挑战。[研究方法]梳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的内涵、要求和实现路径,将其适用于数据安全领域,探索推进数据安全体系现代化的路径,形成系统性的数据安全体系。[研究结论]推进数据安全体系现代化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高效权威的数据安全领导体制,完善数据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应急管理体系,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数据安全防护体系。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地方高校平安校园建设研究

推动地方高校平安校园建设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实践要求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回应师生安全诉求的需要。当前地方高校平安校园建设不仅面临着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也面临着高校主客体安全防范意识不高等问题。推动新时代地方高校平安校园建设,需要构建平安校园长效管理机制体制,不断提升风险化解应急处突水平,科技赋能筑牢智慧校园安全防线,打造高校平安校园建设的主力军。

迈向总体国家安全的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路径选择

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我国法治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贯彻与落实,是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立法、执法、司法、社会参与以及涉外保障人才支撑的需要。然而,面向总体国家安全的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要求具备政治定力、国际视野、跨学科知识储备和实践能力,给传统的法治教育和人才培养带来了巨大挑战。因此,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应当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遵循,强化政治素养,坚持风险导向,建立协同机制,优化学科交叉,拓宽国际视野。具体来说,通过明确培养标准、创新培养体系、多元培养模式、促进教研联动等具体措施,构建富有创新性和科学性的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体系。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构建现代化国家安全体系

构建现代化国家安全体系是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是构建现代化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前提。构建现代化国家安全体系,必须始终牢记“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国家安全价值观,确立人民安全在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宗旨地位、核心地位。构建现代化国家安全体系还要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国家安全涵盖领域十分广泛”的总体性、科学性,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于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作用,形成一个包括国家安全要素体系、国家安全环境体系、国家安全风险体系和国家安全保障体系的“四面一体”国家安全总体系。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农村老年人邪教犯罪及其治理实证研究

邪教犯罪治理效果关乎社会秩序稳定和公民生命健康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邪教犯罪治理问题应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加以重视。老年人是农村邪教犯罪的主要群体之一,其产生的传播效应更不容忽视。农村老年人邪教犯罪呈现出文化程度较低的老年女性犯罪占比高、有违法犯罪记录占比高,与家人共同实施散发、传播邪教宣传品占比高、临近居住地实施非组织性邪教活动占比高等特点。邪教传播内容的迷惑性,加之老年人群体自身的被害性、农村邪教传播的便利性、刑罚打击效果的局限性,引发老年人群体从事邪教犯罪。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各方力量要完善农村老年人权益保障体系、提升反邪教宣传效果、提高邪教犯罪侦查能力、充分发挥刑罚的教育功能,以此消除犯罪内生因素,切断邪教传播外部条件,真正推动平安乡村建设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