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璠“农务女红图”与明代日用类书中的耕织图

学界围绕邝璠是否是“农务女红图”的作者以及日用类书中的耕织图是否源自《便民图纂》这两个问题仍存在些许争议。本文结合版本学、书籍史与技术史的进路进行考证,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早于《便民图纂》的“农务女红图”版本,邝璠确系是“农务女红图”的作者,他所开创的“耕织图+竹枝词”模式被明人视作继楼璹之后的又一次创新。之后,随着弘治本《便民图纂》被建阳书坊所翻刻,其中的“农务女红图”成为明代中后期诸多日用类书中耕织图像与农业竹枝词的来源,这从日用类书中的“题农务女红之图”与农业竹枝词部分皆可得到印证。

乡村振兴视野下永春纸织画传承与发展路径研究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日渐深入,乡村文化也得到一定的发展。永春纸织画因传承生态环境消解、保护主体权责不明、地方保护意识淡薄以及市场竞争力弱等造成传承危机。乡村振兴的提出为其发展提供了机遇,永春纸织画与乡村文化产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永春纸织画转化为文化资源能够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丰富乡村文化生活、重塑乡村文化生态,助力乡村振兴;乡村特色文化产业、乡村文化生活和乡村文化生态反过来促进永春纸织画的传承与发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以“耕织图像”为核心的知识图谱设计及应用研究

耕织图像是艺术领域重要的图像资源,在人工智能技术与网络技术的驱动下,提出一种面向耕织图像的数字资源开发,实现多种载体形式的耕织图像资源数据知识图谱构建、主题性检索功能设计,以满足知识服务需求。构建耕织图像知识图谱与数据关联,选取各种载体形式的耕织图像资料为数据来源,搭建图文资料图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本体知识图谱,以充分挖掘利用图像知识。基于关联数据构建作品的知识图谱模型,能够揭示耕织图像的语义信息,为各种载体形式的耕织图像资料的数据化转换提供新方法和新思路,既能揭示耕织图像之间隐藏的关系,又能比较分析耕织图像中未知图像的内涵,以及耕织图像中所涵盖的关于耕作和纺织图像技术、工具、动能等的发展演变。

《耕织图》诞生于於潜的历史背景探析

吴越国钱镠奠定了“苏杭熟、天下足”江南富庶的“天下粮仓”,三次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和宋室定都杭州促进了经济政治中心的南移,南宋初年剧增人口带来社会压力急需农业技术推广载体的创新,京畿郊县於潜天然优越的环境成为水稻蚕桑生产和耕织文化的沃土,“诗画县令”楼璹情系耕织积极担当记录於潜农桑生产的画家,等等。这些得天独厚、适逢其时、正逢其人的历史背景所具备的天时、地利、人和等优势条件,构成了《耕织图》诞生于於潜的历史必然。

艺术、政治与仪式——再探中国古代“蚕织”图像的传播与社会功能

“蚕织”图像,指涉及蚕织劳作活动的图形和影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此类图像主要存在于工艺美术与绘画领域。本文以宋代“蚕织”图像所涉及的三类绘画主题—“豳风图”“耕织图”和“蚕织图”诞生的历史背景与受众群体为切入点,对以往该领域研究中有关此类图像社会功能的观点,进行了重新思考。文中对“蚕织”图像的不同受众群体在该图像传播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特别关注他们所起的作用与其自身社会分工间的联系,由此梳理出该图像在不同社会阶层间完整的传播链条,并讨论了这一传播链条对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治理的意义。

传统农耕文化“走出去”:中国古农书《耕织图》在日本的跨文化传播

对中国古农书《耕织图》在日本传播过程进行历史考据与分析,考察其如何借助“海上丝绸之路”流布日本,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极具日本民族特色的“四季耕作图”“养蚕机织图”等日式农耕图绘。研究发现,《耕织图》东传日本的历程是一个禅宗语境与日本室町时代幕府文化交融的过程。《耕织图》原有的“劝农课业”与“鉴戒主义”的传播意图在传播过程之中被削弱,居于次要地位的艺术审美功能被放大。而通过将《耕织图》转换为日式艺术作品,连接起禅宗寺庙与幕府将军的权力控制,彰显出统治者的文化品位,实现了文化变迁。这一转变在承袭《耕织图》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象征意味之余,亦赋予日式农耕图绘在文化意象上更加浓厚的宗教意蕴。

农耕文化语境下康熙朝《御制耕织图》考论

耕织图作为展现我国古代农业耕织生活的重要图文载体,自南宋楼璹首创以来,在清代达到了创作高峰。康熙题诗、焦秉贞绘制的《御制耕织图》体现了康熙时期中西绘画结合的艺术风尚,对研究中国传统农桑技术和农业生活具有重要价值,是解读中国农业史、纺织史、艺术史的珍贵文献。《御制耕织图》鼓励人们从事农桑劳动,在艺术审美中传达农业立国的思想主旨,是对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高度总结与阐扬。

水墨效果羊毛织物的开发

针对羊毛织物实现水墨效果的工艺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有效尝试,充分探究水墨画的特征与羊毛织物的特点以及可能的表达方式。水墨效果主要通过纱线原料的粗细、颜色和组织结构变化的有机结合来实现,重点研究分析了织物所用的材质、纺纱工艺、织造工艺、织纹组织、后整理工艺。设计织物组织时,兼顾颜色和肌理效果,经纱选用黑白长丝,纬纱选用黑、灰、白3种颜色毛纱,利用纬三重组织、提花织造、拉绒工艺,开发出了水墨效果羊毛织物,拓展了精纺羊毛织物产品的开发思路。

中国古代《蚕织图》技术文化东传对“蚕织浮世绘”影响研究

日本“蚕织浮世绘”是中华农业技术文化东传日本的证据。江户时代的胜川春章、北尾重政、喜多川歌麿等日本画家绘制的“蚕织浮世绘”,再现了中国古代《蚕织图》技术环节称谓、蚕桑器具形状、“图文互释”等特征。15世纪至19世纪后期,鉴岳真相收藏梁楷《蚕织图》、狩野永纳摹绘宋宗鲁本《蚕织图》、橘守国以楼璹版《蚕织图》为基础《绘本直指宝》,深化了中华农业技术文化东传日本的基础并扩大了其影响,最终形成日本“蚕织浮世绘”。“蚕织浮世绘”是日本农耕图像表达迈向本土化的结果,其特征包括3幅连续绘的表现形式,画面套色艳丽、构图空间多元、人物肖像“美人绘”等,其中仍能看到中国古代《蚕织图》技术文化的影响痕迹。

康熙五彩“耕织”母题图式研究

“耕织”母题自南宋时起便受到当朝者的一定重视,至清朝达到鼎盛,不仅康熙至乾隆三代均有授意重绘《耕织图》,更是出现了以“耕织”为母题的多元载体创作,陶瓷便是其中之一。其不仅体现出了当朝者对政权“合法性”的彰显,亦促进了陶瓷绘画技艺的精进。从《耕织图》的创作意图出发,重点探讨了清康熙五彩“耕织”母题创作与原版的图式对比,在尊重原版图式结构的基础上,实现的元素与视觉纵深感的调整及景象的重置再造,这些在革新彰显康熙五彩独特陶瓷艺术的同时,为后世陶瓷艺术的创作发展提供了参考样本。

中国古代著名纺织人物群体文化特征分析

针对目前中国古代纺织文化研究的缺陷问题,文章运用古文献资料调研与文物考古研究两维印证的方法,从性别视角出发,并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背景,系统地分析中国古代著名纺织人物群体所蕴含的纺织信息,进而阐述该人物群体的文化特征。研究认为:首先,女性纺织人物可分为教育说教型、精神象征型和技艺高超型三种类型,由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决定了女性纺织人物要多于男性。其次,男性纺织人物划分为机械创造型、纹样创新型和技术创新型三种类型,而男性的社会地位则决定了男性纺织人物的创新性与技术性高于女性。最后,中国古代纺织文化历史悠久,长久以来纺织被认为是女性的领域,她们利用空闲时间完成纺织,并支撑着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与繁荣也离不开无数辛勤耕耘在纺织领域的女性。

明清水陆画染织纹样研究

水陆画染织纹样具有精美、细腻和富于文化内涵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纺织品和服装中。研究明清水陆画染织纹样有利于深入了解其制作工艺、纹样设计和意义,以及其在当时社会和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

“笔耕”与“砚田”:明清文士以画治生的传统追溯与合理性言说

明清文士以画为生者数量显著增加,规模进一步扩大,形成了值得关注的现象。在他们的言说中,往往以“笔耕”“砚田”来指涉以画治生活动。经由这一言说,绘画进入文士“本业”治生体系,成为与诗文书法并列的治生方式之一,其合理性也借助“笔耕”“砚田”的农耕色彩得到建构和凸显。

基于《御制耕织图》的重构:康熙五彩耕织图瓶的空间塑造

康熙五彩耕织图瓶作为清代创作五彩瓷器中一件具有明显写实风格的艺术佳作,不仅生动地表现出了耕织劳动过程中的情景,更突显出清廷对农业发展与汉文化的高度重视,这也使得其图像在装饰的基础上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虽然其图式源自于焦秉贞的《御制耕织图》,但载体的不同必然会导致艺术效果的迥异,特别是基于媒介对画面表现的限制,使得其营造出了别于原作的空间意蕴。为后人展示康熙时期御窑精湛古彩技艺的同时,又呈现出当时人伦思想下的多重社会表征。

永春织画在现代服饰服装中的传承与应用

文章通过对民间传统手工艺——永春纸织画的深入调查,分析了纸织画的发展现状,探究了利用现代纺织新技术改进传统纸织画工艺,革除其所用材料脆弱不易编织和难以留存的弊端,提出在面料创新上运用纸织画编织工艺的新设想。提取纸织画的色彩纹样等元素和艺术特征,将永春纸织画的独特工艺与现代服装相结合,把永春纸织画独特的绘画特色和编织技法运用到现代服饰服装设计中,旨在为年轻的设计师们在现代服饰设计中提供借鉴与参考。

浅析高比林技法在纤维艺术创作中的应用

高比林编织工艺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织造技术,起源于15世纪法国的高比林家族,从传统纤维艺术到现代纤维艺术的发展进程中,高比林编织技法一直以其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在纤维艺术的舞台上展现其经久不衰的艺术活力。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高比林编织工艺传入国内,中国纤维艺术家们在不断的编织实践中让高比林编织技法结合不同纤维材料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风格进行融合创新,成就了独特的中国现代纤维艺术,使其拥有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将从现代纤维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视角来具体探讨高比林编织技法在纤维艺术创作中的实践与应用。

历代“耕织图”中“蚕织图”绘制版本变化与形态流变

历代"耕织图"中"蚕织图"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等劳作过程。从南宋直至晚清,由于许多文人画家参与绘制"蚕织图",图画内容、图画数量、绘制风格各不相同,故留下了"蚕织图"不同的绘制版本。至清代,"蚕织图"出现了石刻、年画、瓷器、彩绣画、实景图、彩廊、墨锭、木刻屏风等表现形态各异的载体,为"蚕织图"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可能,这些变化体现的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活动,在中国古代农耕社会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蚕织图"也就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梁楷《耕织图》存世和“减笔画”特征及对日本“四季耕作图”的影响

文章梳理了画家梁楷绘制的《耕织图》分别存于美国和日本的证据,认为梁楷《耕织图》与楼璹版《耕织图》有很大差异,表现为省略耕织活动环节,仅挑选部分场景组合成图卷,较多地表现耕织活动与环境细节,图绘中人物形象体现了梁楷的“减笔画”艺术特征。梁楷《耕织图》于室町幕府时期东传日本,受到狩野画派追捧,形成风行一时的“梁楷样”,成为屏风绘、隔扇绘的“粉本”,并逐渐形成效仿中国《耕织图》的日本“四季耕作图”,流行时间约400多年。

经纬同色真丝提花织物表现水墨山水画的方法

利用真丝绸的特点,借助数码织造技术,提出一种在经纬同色丝绸提花织物上表现水墨山水画的方法。该方法基于缎纹变化组织,运用图像采集手段,重点对织物实物图像明度进行统计排序,由此建立起图像明度变化与织物组织的对应关系,并将此对应关系应用于实际数码织造中。通过产品实物试织,利用同色经纬表现水墨山水画中的层次渐变效果,获得了具有独特视觉效果的水墨山水画同色丝绸提花织物。

清代御制耕织图的版本和刊刻探究

耕织图是清代御制文献中的一个农业主题,清代宫廷曾出现过大量帝王御制的以耕织图为主题的书画作品,清宫所藏甚多,记载于各类目录学著作当中。清代帝王的御制耕织图,有绘本、拓本、刻本等多种形式,它们之间在创作上存在传承、模拟和复制的关系。耕织图的创作最初由帝王命宫廷画师作画,再由帝王亲自题写诗文,装裱成为完整的书画作品后择其优者刊刻印行,刻立石碑,形成形态各异的耕织图文献,或深藏清宫、或赏赐王公、或立碑长存、或流布民间、或广传海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