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驱动下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全球治理

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主动参与战略性矿产资源全球治理,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谋求在全球能源转型中的优势地位具有深远意义。碳中和驱动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全球治理体系呈现竞争博弈与协调治理两重属性。文章分析了能源转型驱动的战略性矿产安全风险和全球治理逻辑,明确了纯粹以资本逻辑为动力的传统安全风险治理机制已显然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现实情景。未来战略性矿产资源全球治理需要矿产资源全产业链多层次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构建以国家利益为本,以供给稳定性、经济性和可持续性为目标,形成约束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公平机制三位一体的供给风险治理机制。最后,提出了协同保障低碳经济转型与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的中国应对方案。

土壤污染防治责任主体制度的完善:以多元共治为路径

引发土壤污染的主体原因及行为原因的多元化,导致对于责任主体的认定面临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争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45条建立的土壤污染防治责任主体制度需要在“多元共治”的思路下予以完善。第一,明确土壤污染责任人的法定义务并进一步完善其法定内涵;第二,运用目的性扩大解释将“土地使用权人”的内涵界定为“土地使用人”;第三,以效率为导向健全土壤污染防治的行政监管程序与义务履行过程。土壤污染“多元共治”的实践展开,是以“政府方—项目公司—其他社会资本方”形式形成公私合作的合同履约关系,以环境公共利益优位保护为原则协调和解决利益冲突,并通过私益主体和公益主体的公众参与来保证土壤污染防治的社会效果。

论跨域治理多元主体间伙伴关系的构建

当代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日渐增多,错综复杂的跨域公共问题大量出现。面对大量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的社会公共事务,仅仅依靠地方政府这个治理主体难以解决,需要运用跨域治理理论,多元主体之间构建伙伴关系,共同进行有效的治理。本文以湖北省梁子湖水污染防治为例,阐明为了有效应对跨域公共问题,需要跨域治理多元主体之间构建伙伴关系,并提出了建立伙伴关系的具体路径。

政府间伙伴治理机制:理论基础与中国情境

由于宪法未界定、法律不完善和司法体系缺位,中国政府间关系陷入区域大战、部门矛盾、层级束缚之中。政府间伙伴关系治理目的在于平衡多元政府间利益,做法是:宪法层面界定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关系,制定协调多元政府间关系的法律;中央倡导多方合作和搭建平等对话平台,鼓励地方政府和中央部委跨层级交流;提升政府间政策网络沟通能力,实现信息全面覆盖和快捷有效。通过以上路径,伙伴关系治理可推动区域一体化、部门协同、公私部门合作和国家整体协调发展。

伙伴关系治理:地方政府间合作的新范式

受法治环境不健全、行政协议失效、公共协商缺位等因素影响,我国区域冲突不断、条块矛盾复杂、城乡隔阂加深。整体与局部的利益息息相关,多个地方兴盛会推动全面发展,一个地方滞后会形成短板效应,地方政府间合作日益重要。伙伴治理机制基于法治环境在中央层面加强引导,建构地方政府、中央部委和中央的对话平台;尊重乡村乡民意志和破除城乡二元鸿沟,区域内促成多个地方政府平等协商洽谈,区域间尊重契约精神和撮合跨界合作;增强民众的认同感和加强伙伴关系的合法性,凝聚地方合力和促进国家总体发展。

PPP模式下农村环境治理的多元主体何以共生?——基于演化博弈视角的研究

引入演化博弈分析框架,设计不同共生情景及结合典型案例探讨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中多方共生需满足的条件。研究发现:PPP模式并非治理利器,而依赖政府的有效治理,特别是政府监管对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的多元主体共生至关重要。其中三方共生需以政府有效监管、降低社会资本守约成本和让村民受益等条件为基础,通过惩罚机制可减少政府和社会资本违约行为,系统将锁定三方共生;在缺乏有效监管情形下三方共生局面恒不成立;村民介入主要取决于其参与的净收益,与政府额外奖赏无关。基于此,提出以有效监管为重点提高政府治理能力,以受益为核心发挥村民主体作用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