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黔东南民族地区的国家治理与地方回应——以黔东事变为中心

“黔东事变”是抗战时期发生在湘黔边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一场大规模民变,震惊整个大后方。国家行政力量早期的暴力进入以及苗疆、汉地客观存在的异质性使得这一地区在“国家化”进程中苗汉、官民冲突不断。国民政府以“国族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接续整合,超越了前清却无法超越时代,并在“抗战建国”目标下出现利益分化和冲突。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并不是总与国家认同保持一致的,甚至还会出现相互抵牾的状况,总结吸收国民政府在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治理上的经验教训,有利于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清末民国时期的畲族研究及其特点

畲族研究起步于清末民国时期。当时的学界对畲族族属、迁徙路线、人口、文化、生计方式、社会问题等方面作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呈现出研究视角以“他者”为主、规范的民族学研究和传统的史学研究并存、研究材料主要来自地方史志、学界的研究立场和出发点有所差异等特点。对该时期学术史的梳理,有利于把握畲族研究的历史,也有助于理解清末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及其时代背景,亦能为我国当前的民族研究提供借鉴。

新中国成立初期重点大学校长群体特征分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重点大学校长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重点大学校长均为男性,年富力强,籍贯集中在革命地区,拥有丰富的国内外高等教育经历,且均具有一定的革命经历。他们普遍主张大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注重政治治校、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新中国成立初期重点大学校长群体特征对新时代一流大学校长的选拔任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民国时期甘南地区交通建设与民族交融

位处汉藏边界地带的甘南地区是民国时期人们眼中的“边疆地区”,交通向来不便,当地民众一直为改善传统交通积极努力,但无法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国民政府积极倡导和推进以交通为先导的边疆建设,调动甘南地区汉、回、藏族民众,克服人力匮乏和工程难度,共同修建了从岷县连通夏河的现代公路。在公路修建期间,甘肃省政府、第一区行政督察专署、甘南各县局负责规划、协调和实施,汉族地方官员、民族精英和各民族普通民众积极配合,促进了汉回藏民族、同一民族不同层次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增进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

民国报刊视域下图书馆参观群体研究

民国报刊时常刊载社会各界参观图书馆的报道和文章,参观群体包含图书馆界、教育界、新闻界,以及其他社会人士。无论指导、学习型的参观,亦或景观化倾向的参观,参观活动促进了图书馆界的交流与互动,宣传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提升了图书馆的社会关注度,凸显了图书馆的发展成就。图书馆参观群体是助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特殊力量。

枢纽与融合:民国时期拉萨北平商人的经商之道和历史经验

民国时期内地在藏商人(如“北平商帮”)以坐商为主,多集中在八廓街,他们走海路从天津港出发,将内地的绸缎、瓷器和玩物等商品运往拉萨售卖,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一民国时期在拉萨经商的北平商人群体为了谋求生存,通过诚信经营、抱团发展和因地制宜的经商之道,在边疆地区自主迸发出的各民族之间由接触、互动、熟悉及信任而来的内生动力和交往态度,并不是作为政治统治秩序构建的需要被建立,而是自发形成的。他们在族群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动力和方式,对于认知不同的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因商贸活动而自发形成的持续时间长、贸易频率高、涉及人数广、接触方式灵活的多民族之间的互动与接触,对彼此之间所持有的印象和体会更为真实,亦会在相应程度上修正自身对他族印象的既定认识,因而更能审时度势、适时调整因时空间隔和时局变动所造成的族际隔阂。探讨北平商人在民国时期的经商之道和经验价值,可为新时代治边稳藏、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与当代启示。

朝鲜族赴韩跨国流动及其经济适应分析

论文分析了我国朝鲜族赴韩跨国人员流动的背景因素和在韩朝鲜族经济适应的阶段性发展历程。认为我国朝鲜族的赴韩流动贯穿于“淘金梦”,在赴韩流动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将身份认同作为跨国社会适应的一种策略,其中的经济意义远高于政治意义,其经济适应经历了从“边缘拒斥”到“族裔联结”再到“多点延伸”的过程。回顾朝鲜族赴韩跨国流动及其经济适应经历,不变的是“他者”身份与中华文化认同,变化的是“工具理性”与流动方向。

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日常工作研究——兼论民国时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

蒙藏院(其前身为蒙藏事务局)是民国时期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政府直属机构,在治理边疆民族事务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贡桑诺尔布作为蒙藏院总裁,为北洋政府效力近十六载,是民国时期边疆民族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与规划者。从民国时期报刊资料入手,结合档案、公函等史料,分类研究贡桑诺尔布的日常工作内容,探讨贡桑诺尔布在民国边疆治理中的作用,厘清贡桑诺尔布在这一历史时期为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所做的努力与贡献。

从部落首领到中华民族共祖:晚清民国时期黄帝形象重塑及影响

伴随清末种族危机与民族矛盾加深,近代民族主义这一新兴政治理念开始在中国传播。为辨别民族主义的概念与界限,以维新派与革命派为代表的爱国志士利用报刊、书籍等大众传媒将黄帝这一远古部落首领塑造为汉民族始祖和中华文明的代表性符号,黄帝逐渐成为团结汉民族的精神纽带和进行民族识别的文化标志,最终掀起清末黄帝崇拜浪潮,为革命运动添加了一味强力助燃剂。民国建立后,随着“五族共和”的提出,黄帝形象突破了民族畛域,一跃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在抗战时期更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团结抵抗日本侵略的精神支柱。时至今日,黄帝仍是团结中华民族、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图腾,更是牢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精神纽带。

从“他者描写”到“自我表述”——民国时期石启贵关于湘西苗族身份的探索与实践

通过对民国时期苗人知识分子族群身份认同观念的考察,探讨在当时呈现的国族体系中,苗人作为少数族裔社群的边界如何被划定及其产生的相关影响。研究结论认为,现代族群边界的变迁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密切相关。

民国时期对云南边疆民族的治理与认识

民国时期为了加强对云南边疆尚未改流土司和"边民"的治理,成立了设治局,使云南向着有利于边疆稳定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云南省政府民政厅还对"边民"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人口调查,得到了许多珍贵的民族研究资料,对今天云南边疆民族研究意义重大。

清末民初云南藏区多民族人口流动与族际共生

清末民初,云南藏区各民族人口流动频繁,汉、回、白、纳西、彝等民族大量迁入境内,改变了这一区域的人口比例和民族成分。在动荡不安、各类冲突频发的社会情境中,各民族冲破族际壁垒,在族际共生关系的不断建构与调适中交流融合,共同推动了云南藏区农业、手工业、矿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并进一步发展巩固了族际共生关系的维系机制。

西南多民族杂居地区发展观光农业的条件及前景分析

本文指出西南多民族杂居地区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贫困,并提出今后基本的发展思路。文章在介绍了观光农业的类型和特点之后,对西南多民族杂居地区发展观光农业的条件及前景进行了分析。

中华民国时期的边疆观念和治边思想

进入中华民国以后,外国势力掀起了新一轮侵略和分裂中国的活动,中国的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关注起边疆民族问题,边疆研究高涨,近代民族主义继续发展,国家主权观念逐渐普及,现代边政思想逐步形成,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不断探索和实践,边疆观念和治边思想与前代相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并对当时边疆民族政策的形成以及边疆民族问题的处理,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民国时期涉华外国图书馆学者群体的构成及分析

民国时期,涉华外国图书馆学者包括在中国图书馆工作的外国馆员、在华从事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外国学者、在华工作的外国图书馆交换馆员、外国来华访问的图书馆学者、中华图书馆协会外籍会员、中华图书馆协会外籍名誉会员、美国援助中国征求图书赞助委员会委员等。其特点是:涉华美国图书馆学者最多,外国学者20世纪30年代达到峰值后逐渐减少,学者专长呈现多样化,女性学者是实际工作的主力军,涉华学者从中国延伸至国外。

民国词群体流派考论

民国词史上存在着不少群体流派。民国词坛主要出现诸如社团型、期刊型、地域型、学院型、阵营型、宗尚型等词人群体。虽然群体与流派关系密切,但群体并不能等同于流派。根据"梅氏五标准",众多词人群体可以上升到词派者,有满清遗老词派、南社词派、金陵词派、虞山词派、姑苏词派、武进词派、京津词派、海上词派、浙东词派、岭南词派、西南词派、亲日词派、白话词派等。对民国词群体、流派予以考述、辨别与界定,还有着极大的词史意义。这不但为我们了解民国词坛的特征、演进提供了有效视角,也将为我们考察词派史准备文献与理论基础。

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之历程——民国中央政府统合边疆民族地区的理论探讨

近代的中国,外有列强对中国边疆地区的侵略与蚕食;内部"中华民族"的整合又滞后于以王朝为框架的国家整固,是以,在近现代国家发展中,边疆民族对国家的认同缓慢而曲折,边疆地区亦遭遇了种种民族国家认同危机,历届中央政府与边疆地区关系呈现出相对疏离之图景。于是,在一个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如何统合传统的"各民族",进而在统一国家之下形成一个拥有广泛共同利益的中华民族("国族")共同体,成为一个现实的时代使命。自民国开创以来,历届中央政府曾在规制边疆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建设方面尽了诸多的努力,先后创出"五族共和"、"中华民族"、"国族主义"、"宗支"理论,用以统合边疆民族地区之国家认同。

民国时期北京律师群体探析

北京律师公会的成立是律师群体正式形成的显著标志。本文通过对北京律师公会原始档案的细致爬梳,对民国时期北京律师业的发展和群体结构进行实证考析,以期对北京律师的群体特征进行整体性揭示,进而深入了解律师作为一个新兴社会群体在近代中国兴起、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具体细节。

民国时期本土培养的图书馆学者群体的构成与分析

民国时期,中国开始建立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机构,在本土培养图书馆学专业学者。采用文献调研法、定量分析法,重点梳理1916—1949年在中国本土接受图书馆学专业启蒙教育的大学专业院校、系科及其他培训的学者信息,包括南京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包括建系前开设图书馆学课程时期)、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包括文华大学、华中大学图书馆学系时期)、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四川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博系(包括苏州时期)、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以及其他参加图书馆学课程、函授教育、暑期学校及各种短期讲习会学习的学者,依据出版著作、译作、编辑书目,发表重要论文,以及后世学者研究、引用较多的论文,选择128位优秀学者,对其信息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本土培养的优秀学者年代分布不均衡,优秀学者来源机构较为集中,培养机构地域及辐射作用明显,抗战前培养的人才是优秀学者的主力军,女性优秀学者相对较少,学者的主要学术创获期是在民国时期。基于实证分析研究,丰富了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才培养的认识。

民国时期新疆喀什地区民族问题研究

喀什由于其特殊的区位,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沟通中亚、南亚的文化和商业贸易中心。近代以来,喀什更成为民族问题多发的地区,其影响波及全疆甚至牵动全国。喀什民族问题肇始于清代,形成于民国,影响到今天。以边疆安全的视角,探寻民国时期喀什的主要民族问题、成因及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对解决现今新疆的民族问题与深化边疆治理,均有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