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北京大学图书馆大仓文库藏清钞本《剡源诗文补》的文献价值

戴表元是宋末元初浙东地区的诗文名家,有《剡源集》流传于世。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周仪重辑、戴洵刊刻《剡源集》30卷,收录戴表元作品最多,影响最大。清代学者主要致力于集外作品的辑佚,尤以缪荃孙《剡源逸稿》和孙锵《剡源佚诗》《剡源佚文》成果最丰。除此之外,北京大学图书馆大仓文库所藏清钞本《剡源诗文补》一部,原为董康旧物,后售归日本大仓文化财团。根据书中讳字,可知其钞成于康熙年间,时代更早,且编次结构、文字内容多与晚出之本迥别。通过其中《剡源诗集补》与缪荃孙《剡源逸稿》的详细校勘,有助于充分认识这部珍稀钞本的文献价值,并为《戴表元集》整理本的进一步完善提供裨益。

元代奉使诗歌的兴起与旨趣

元代奉使诗是元诗中具有独特价值的部分,其外交功用的发挥,所记物象的新异,以及诗人前所未有的经历与情感体验,在中国诗史上独具特色。元代奉使诗题材和兴寄的多元性,对前代的继承与革新,以及在元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影响下所具备的独特文学价值,对于元代文学史乃至元代外交史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

云南诗歌总集的开山之作——论《滇南诗略》的编纂体例

清代云南地区的诗歌总集编纂非常活跃,《滇南诗略》、《滇诗嗣音集》、《滇诗重光集》、《滇诗拾遗》、《滇诗拾遗补》等先后问世,形成了一个前后接续的省级诗歌总集序列。袁文典、袁文揆所辑《滇南诗略》作为该序列的开山之作,极具典范意义,对此后云南的总集编纂活动影响深远。该书体例上的主要特色归结有三:其一,纂辑云南通代诗歌总集,以备一方之文献;其二,编排方式上以人系诗,收到了次第分明的良好效果;其三,相关附件的编写,对总集正文起辅助作用,使全书体例更臻于完备。

唐代采诗制度及其与元白新乐府创作的关系

唐代存在太常卿采诗和风俗使采诗两种形式的采诗活动,盛唐和中晚唐可能也存在太常卿采诗制度,唐无采诗之说不确。元白创作新乐府,其直接背景即是初唐既已存在的采诗制度,白居易希望在中唐恢复采诗制度,以使其新乐府在流传到民间后为朝廷所采集,从而起到讽谏的作用。但元白新乐府最终未曾入乐。

论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

宋初与唐代一样 ,也存在进士行卷。真宗、仁宗时行卷风逐渐止息的原因 ,是由于科举制度的改革 ,由“采誉望”变为“唯卷面”。又由于历史政治背景的差异 ,宋初进士行卷具有不同于唐代的特点 ,即主要定位在文学上 :文人由文学主张相同而相知 ,不再象唐代那样是政治上的“相须”、“相资”。这使宋初进士行卷成为集结诗文革新运动基本力量的手段 ,同时也为文学派别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元初诗文名家庐陵刘诜

庐陵刘诜是元初很有成就的诗文作家和文学理论家。他是元代一流的赋作家,也是中国赋史上有成就的作者之一。他的散文创作有大家气象,诗歌则有多种风格。他的诗文理论有很高价值,关于学古与创新的理论富有辨证思维,对元中期诗文弊病的批评切中要害。他有如此多方面的成就,不应被文学史所遗忘。

华夷一体与元代纪行诗的繁荣

华夷一体是元代历史文化的重要特色。元代文坛,蒙古、色目文士大量涌现,他们有着四海为家的民族性格,所作纪行诗,多为亲自游历,有感而发。纪行诗在西北、东南的地域表现上,都有所开拓,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且诗风多质朴自然、清丽喜人。在自然崇拜、万物有灵的民族文化传统作用下,少数民族诗人喜爱山水,善用拟人笔法,与山水风物深相契合。在混同华夷的文化环境下,上京纪行诗、奉使诗、奉祀诗也大量出现。从元代华夷一体的历史现象、少数民族诗人群体的贡献等维度探析元代纪行诗繁荣的原因,庶几可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的书写提供有益的思考。

宋濂与元明诗文格局

宋濂尽管被誉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但考察其教育背景、交游出处以及文坛作为,他只能算是元明时期的过渡者,并未开创明朝文章风气。首先,他与元代中晚叶馆臣过从密切,深受其文章理念的影响。其次,宋濂在明初的作为,以任《元史》总裁官为最著,却由于修撰过于仓促,致使《元史》基本成为宋濂等人对元代馆臣文献、撰述的一次系统整理。最后,宋濂在明朝的活动时间甚短,又以朱元璋的猜忌、宋濂的谨慎,宋濂未能开创新风。之后更因燕王的篡位、宋濂得意弟子方孝孺以及宗族友朋的被诛杀,宋濂的影响终被强行中止。

陈孚诗歌论

陈孚在有元一代时见高节,为人称颂,在山水诗、咏史诗等领域各有所成。陈孚诗歌意趣丰富,天趣自成,呈现出一种回归唐风的美学努力,展示了元代诗坛的变革路向。但是,陈孚及其诗歌创作长期以来为文学史家所遗忘,实为憾事。

韩诗之变与苏诗的变中之变——论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与宋代新诗格的确立

从艺术创新的角度考察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揭示韩诗之变与苏诗“变中之变”的关捩点皆“以文为诗”。作为诗歌革故鼎新的一大法门,“以文为诗”在苏轼手中得到了新拓展。苏轼对韩诗承袭因革的背后尚有深层的诗学意义。有别于丰神韵度的唐诗,典型意义的宋诗是一种以思理筋骨见长的新诗格,新诗格在苏、黄手中得以定型确立;而这,与他们借鉴韩愈的“以文为诗”有一定的艺术关系。

元明题画诗文初探——兼及“诗画合一”形式的现代继承

元明诗文的新变化,常常首先出现在倪瓒、吴镇、王冕、沈周、徐渭、唐寅等诗画家的作品之中,诸如人 元明诗文的新变化,常常首先出现在倪瓒、吴镇、王冕、沈周、徐渭、唐寅等诗画家的作品之中,诸如人伦教化因素逐渐减弱,主观情怀、人生意味的表现日益增强,清新通俗、激锐酣畅和滑稽风趣的风格形式等等。这样的变化,与当时趋于表现真情、崇尚个性张扬的时代思潮相一致,然而在题画诗文中的表现更为突出和超前。

“名士牙行”与清初“赠送之文”的繁荣——以袁骏、孙默征集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明末清初以还,伴随着文人交往方式的变化,各类"赠送之文"泛滥不休,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学史景观。除了文体自身衍变、文化境遇之迁改等因素外,文学生态内部诸因素的相互作用也是一个促发原因。袁骏、孙默以表彰母节和归隐黄山为题目,以数十年之坚持,征集相关诗文作品达万首之多,不仅成就了两种大型主题式创作,还足以引发征集过程及其相关利益诉求的思考,即作为一类特殊存在的"名士牙行"的交往特征、生存方式和人格风貌,以及他们为种种文学乃至文化活动牵线搭桥行为之于文学创作风貌、走向的影响。这些活跃于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近似专职文化经济人的"名士牙行"的存在,为了解大量出自名人之手的"赠送之文"的生成过程提供了特殊的视角,生动反映了明清时期文化权利下移所促成的文人交往模式及文学生态的新变。

从《文苑英华》看李白诗在宋初的接受

《文苑英华》大量选入李白诗,却遗漏了许多名篇,体现出偏重闲适题材、缘情适意思想、平淡清远诗风、五古体裁等迥异于唐五代选本的独特视角。作为大型官修总集,它集中体现了宋初"白体"诗风笼罩下、以馆阁文臣为主导的诗坛对李白诗的接受状况;也促成了批评李白诗多言"妇人与酒"的思潮及李白诗风"清逸"论在宋代的流行,并深刻影响了其体裁、篇目的经典化进程,成为李白诗在宋代接受的重要开端。

上都扈从诗的文学地理学解读

文学地理学融合了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但以文学研究为本位。作为中国古代边塞诗的特殊形式,上都扈从诗所开掘的"地理空间"、所创设的"地理意象"及采用的"地理抒情"策略都使之具有内在的地理学属性。这既与传统的边塞题材作品有一致之处,同时也是元代上都扈从诗的独特特色。

文化冲突中的儒士使命感——许有壬《圭塘乐府》的文化心理解读

许有壬是蒙元中后期为数极少的位至显贵者之一,《圭塘乐府》反映了词人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在维护汉文化艰难征途中的心理态势。在蒙汉文化激烈冲突的社会大背景中,作为恪守儒家训义的许有壬自觉将弘扬汉文化作为自己庄严的使命,因而词中贯注着一种庄严而深沉的使命意识。而与其生命历程相适应,其词中的使命意识具化为青壮年、中年、晚年三种不同态势。

元上都咏史诗的内容及其意义分析

咏史诗中诗人的历史观能够体现一个时代的思想与人文精神。元上都咏史诗的题涉及到李陵、苏武等,各民族咏史诗人对这些历史人物的传统价值观认定并没有因为统治主体的更替而发生变化,中国古代文人基本传统价值观得以赓续,明显受到儒家传统的忠孝节义价值观的影响。这说明:元代的文化政策是开明、开放的,也是宽松的;也是元代多元文化和谐共处并能够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生动例证;其中由咏史引发的国家强大的自豪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在元代生动而具体的写照,说明中华民族的共同认知已逐渐形成。

“宗唐得古”说献疑——兼谈戴表元诗论的特色及地位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元代文学史》所提出的"宗唐得古"概念影响很大,但却不甚妥当。该书将"得古"连读,是在词性上出现了误判;而学界将其进一步引申为"宗唐以得古",则在逻辑上存在问题。戴表元宗唐复古主张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宜提得过高,"酿蜜"说才是其诗论的真正特色和价值所在,应予重视。

屈赋“洞庭”与里耶秦简“洞庭”的解读

历代楚辞学家对屈赋中的"洞庭"都注为洞庭湖,2002年4月里耶发掘出秦简,经专家们对极少的秦简初步认读后,发现其中有很多关于"洞庭郡"的记载。在先秦的史料和《史记》中也都有对"洞庭郡"的记载。先秦时期的洞庭湖不叫洞庭湖,而叫云梦泽。所以屈赋中的"洞庭"不是洞庭湖,而是洞庭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