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经济思想及改革路径新论

商鞅变法中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特征,就是其变法举措的全面性、系统性和激进性。商鞅根据西秦华戎交织,土僻人稀,以农为主的国情,出于维护小农经济和强化国家资源获取能力的需求,既吸取了儒家孔子提出的平均主义经济消解思想,又极力主张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厉行干预。通过“重农抑商”、军功爵制等举措,大力提升了西秦国家的战争资源获取能力,达到秦政府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全面控制。从经济思想史角度看,商鞅等法家人物的经济政策正是孔子平均主义与法家经济干预主义的结合。

商韩政治思想的重新审视——基于军政关系理论的视野

先秦时期战争频仍,战争成为统治者与思想家共同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与理论课题。先秦诸子无不试图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消弭战争的军政关系理论,他们从道义或功利的角度进行了一系列阐发。商鞅、韩非将政治看成是为军事服务的工具,这一军政关系理论视角,对于重新审视商韩政治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商韩主张通过耕战、赏罚等强制化的政治秩序构建方式,将民众纳入农耕与战争的轨道,其目的是激发民众的全部潜力,为政权在战争中取胜提供力量。商韩的军政关系理论在政治实践层面获得了成功,这种一切旨在推动军事实力提升的政治主张,成为了秦大一统国家形成的直接理论支持。

出土秦简所见商鞅变法的支撑体系

借助标准化研究的前沿理念对商鞅变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商鞅变法所采用的方法与人们习以为常的标准化理念迥然不同。商鞅在推行县制的过程中,为保障大规模制度建设,逐步建立了包括信息体系、监管体系、行政体系在内的完整的支撑体系。围绕各项强国目标,秦持续完善配套的制度;而国力的显著增强,又进一步加深了对制度建设的需求。这种良性循环使变法过程得以持续推进,并取得成功。

成也法家,败也法家——商鞅、韩非法治思想异同论

秦朝作为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君主专制帝国,之所以成于法家,也败于法家,是因为商鞅和韩非两位法家代表对政治和谐在法治走向公平过程中的价值认识和处理方式不同,即在法与权、君与臣、治与力三对关系的处理上出现重大分野所致。在法与权的关系上,商、韩二人一个奉行的是"中法"式独断,强调"任法而治",一个选择了"不共"式独断,强调君权第一,从法第二。两种君权独尊路径的不同导致法与权关系和谐的相异,最终使商鞅造就盛世,韩非导入暴政。在君与臣的关系上,商鞅强调以法治臣,提倡君臣合作,共同治理国家,使秦国获得强国富民所需的和谐的政治关系与稳定的政治秩序。韩非强调君臣利益的对立,坚持以术御臣,造成君臣关系的极度紧张,严重破坏了国家政治机器中的自我调整、自我纠错的公平和谐发展机制。在治与力的关系上,商鞅注重以法生国家之力,使秦走上了一条"刑生力,力生强","强必王"的变法成功之路。韩非注重以君主之术,生君权之力,最终失去了生力的重要源泉———臣心与民心。由此启示我们:要构建以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为首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应该把法治与公平放入政治和谐的视野中加以研究解决,而不能就法治谈法治,就公平谈公平,只有政治和谐发展,法治才能走向公平,公平才能得到最大实现。

论商鞅变法对秦文化传统的顺应与整合

秦国在早期的历史发展中 ,形成了崇武尚战、重功利而轻伦理、宗法观念相对淡薄、注重实际、讲求实效的文化传统。商鞅变法充分顺应了这种传统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把秦国引向了日益发展壮大、最后统一全国的道路。商鞅还注重对秦国文化传统的改造与整合 ,把其中的积极因素上升为国家的统一政策 ,制订出具体而详尽的措施保证其贯彻执行 ;利用政权的力量抑制其消极、落后的内容 ,发扬其能够服务于新制度的内容 ,使新制度与新文化结合起来共同推动了秦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乘势而行、借势而进、因势利导 ,是商鞅变法成功不可忽视的因素。

商鞅变法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研究

商鞅变法在我国古代变法史上居于重要地位,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与社会面貌,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诸多法治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通过对商鞅变法的历史影响与当代价值的研究分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提供有益借鉴。

试论商鞅变法的文化环境

春秋时期,秦国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开始产生。战国初年,简公、献公的改革更推动了封建经济成分和地主阶级力量的增长,为商鞅变法奠定了物质文化基础。宗法制在秦社会中根植不深,使秦的国家权力系统和机制呈现出开放、灵活、竞争的特点,秦得以敞国门纳贤才,为商鞅大刀阔斧的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政治文化条件。秦人轻视德、仁、义,崇尚货利、积极进取的价值观驱使秦统治者极力追求权力和空间,促成了孝公与商鞅的君臣际遇,保证了变法的彻底进行。

商鞅变法与传统中国平民政治模式的建立

商鞅变法的本质在于建立一种与"封建"贵族政制完全不同的、以军功和法制为核心的新型平民政治体制模式:王的权威至高无上;王以下的全体国民则在等级差序的设计中,给予平等的升赏机会和同样的惩罚手段;建功立业不再是"肉食者谋之",一介平民可跻身为将相,这是中国传统国家社会政治模式的重大变革。这一模式的形成,并通过秦帝国的统一推向全国,奠定了两千年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基本格局。

商鞅变法与秦王朝之兴衰研究

秦国商鞅变法在我国古代变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一场深刻、全面、成功的改革,是改变秦国整体实力与社会面貌的成功范例,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变法虽然维护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但留下的理论、经验、教训十分丰富,诸多法治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通过对商鞅变法与秦王朝兴衰关系的研究分析,发现经验和教训,以求在当代中国依法治国背景下,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政治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商鞅强制分户说献疑

商鞅在变法中并没有推行过强制分户的措施。学界所谓商鞅通过重赋、刑罚等手段取缔扩大家庭、推行核心家庭的传统观点,实际上是误解史籍记载本意、错会商鞅变法宗旨的结果,并无真凭实据。

商鞅的创新精神与秦国对大国的超越

秦国作为战国初期的落后国家,在商鞅变法后,先后超越当时的强国魏国和齐国,迅速走上了强国之路。制度创新是秦国崛起最重要的原因:一是商子范式的整体治国思想体系的创新;二是商子的具体治国理念,即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管理体系方面的创新。商子在解决三农问题、以法治国、政治上下流动等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表现出巨大的创新精神,并在秦国的制度上体现出来。

秦国商业及货币形态析述

抑商思想兴起于农村公社经济结构业已解体,而封建社会趋于形成的那个历史转换期。为防止过度繁荣的商品交易分流农业劳动力,削弱租税、兵役、徭役这三根政权支柱,列国大都不同程度地施行抑商政策。以力倡耕、战为核心任务的秦国商鞅变法,被认为抑商表现最为突出。其实商鞅的抑商只是重农的辅策,并未显示出多大的力度。变法后秦国的商业随着国家的强盛而继续发展,其货币流通量的剧增及货币形态的演进,便是有力的说明。

秦及汉初家庭结构研究

由于史料稀缺的原因,学术界对秦及汉初家庭结构的研究比较薄弱。通过对两次商鞅变法进行研究发现,商鞅变法的分异之策已使秦国的主要家庭结构成为小家庭,同时直接影响到了秦朝的家庭结构,这一点也得到了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印证。秦朝的家庭结构在汉初得到了承继。对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及相关材料的研究发现,汉初庶民家庭结构均以两代人组成的夫妻子型家庭为主流,同居共财的大家族很少。

极权路上的陷阱:商鞅学派学说的演变与误区

商鞅学派学说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其前后存在一定差异。商鞅的学说由变法宗旨、绝对君主制和鼓励农耕之法等部分构成。在此基础上,商鞅后学提出变易史观进一步论证了变法的必要性,同时,他们修正了法的价值追求,强化了绝对君主政体的极权性,并将农耕与战争联系在一起。商鞅学派的学说促进了一套极权主义统治体系和治理方法的形成。这个可以吞噬一切的巨大"黑洞",损害了人的许多基本需要,造成了大量的人道主义灾难。由于商鞅学派理论中的诸多误区,他们促成的统治体系的寿命终究是短暂的,并且其中绝大多数内容是我们今天在审视传统政治文化时必须要摒弃的东西。

商鞅“更礼”论

商鞅是以提倡"尊君重法"而名显一时的法家代表人物,但并非不重视礼,只是其对礼的看法和使用与儒、道、墨诸学派大异其趣。面对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他明智地提出"更礼"的主张。商鞅之"更礼"基于他的历史观和人性论。其"变法"与"更礼"并行,而"更礼"则以"礼者,所以便事也"为指导原则,从而弱化了礼的道德意义,将礼变为功利之礼、实用之礼,对秦国及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商鞅变法的历史评析及现实反思

商鞅变法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彻底的改革之一,它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使秦国迅速实现富国强兵,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仍然坚定地执行商鞅变法的思想路线。秦亡之后,汉承秦制,商鞅变法的政治思想一直沿用,并发展为中华法律政治文化的主流,对中华民族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商鞅变法的社会背景、理论渊源、主要内容着手,科学评价并结合当前法治建设的实际进行反思,扬弃并举,传承超越,对于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法律制度仍具有的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战国前期的变法活动及其历史教训

战国前期的三场著名变法活动不仅深刻影响了三个国家社会发展,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在这场变法浪潮中,魏国率先进行了"李悝变法",其成效有力促成了楚国"吴起变法"和秦国"商鞅变法"。"李悝变法"曾使魏国社会发展领先于其他各国,但因变法不够彻底,终难使魏国走上长久的富国强兵之路。急风暴雨式的"吴起变法"强度虽大,但留给楚国的却是社会撕裂和永久隐患。最成功的当属"商鞅变法",既全面又合理,对秦国社会和秦汉以后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最为深远。

杨廷和与嘉靖初年的政治革新

杨延和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并在明武宗正德年间与明世宗嘉靖初年出任内阁首辅，是嘉靖初年的元老重臣。他在嘉靖初年进行的政治革新，取得了积极成效并对明朝中期政治有重大影响，对此应予以充分肯定。

正德、嘉靖之际的政局剧变与明朝改革的轨迹

自永乐以来,明朝最显著的政治变化莫过于正德、嘉靖之际的政局剧变。这一剧变所引发的政治变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其以清除强迫世宗改换父母的杨廷和集团为主线,以主张以法和以情议礼的张璁等人的崛起为显著标志,在确保武宗皇权向世宗全部转移的路径中清除了旧势力,刷新了政治,增添了活力,其影响延续至万历前期。“张居正改革”其实就是顾命之臣张居正对嘉靖革新全力效法的政治实践,或者说是嘉靖革新的余波。与杨廷和一样,张居正并未解决好穆宗皇权向神宗全部转移的难题,使嘉靖革新淹没在对张居正的全面清算浪潮之中,而新的变革活动又难以形成,明朝便在失控中走向衰亡。

秦刑法思想初探——秦汉刑法思想研究之一

“刑法思想”是沿用班固《汉书·刑法志》的说法。商鞅变法后秦刑法思想的要点 :一、刑法为治国之本 ,二、以刑去刑 ,三、刑无等级 ,四、慎法制 ,五、观俗立法 ,六、不以私害法。统一后的秦刑法思想 ,曾一度向“缓刑罚”方面变化 ,但总的趋势却是向极端化、绝对化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