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颠覆“子夏作《序》”与宋代《诗》学格局的确立

韩愈颠覆"子夏作《序》",挑战汉唐以来《诗序》研究的权威,其目的在于重建儒学,构建新的经典文化承传系统。这一创举不仅是《诗序》研究的大转折,也启发了宋代《诗》学,对于宋代《诗》学"尊序"和"反序"两大格局的确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是汉、宋诗学过渡不容忽视的关键。

唐人之李白序志碑传辨读

唐人的李白序志碑传,是有关李白的最早的文献资料,为历来的李白研究者所重。但由于历时久远,或漶漫,或传抄、刊刻的夺误、错讹,使其材料或材料之间出现了个别矛盾(也有后世解读及句读之误),需要辨析。本文探讨四个问题:(一)、李阳冰《序》"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之"神龙";(二)、魏颢《序》李白之子"明月奴"、"颇黎";(三)、刘《碣》、范《碑》李白官拜左拾遗其时;(四)、李华《墓志》、刘《碣》的句读之误。

试论李白骈文的美感特质

从四杰及燕、许二公的论述和作品可知,唐代新骈文自有其审美追求。李白骈文创作,实际上是自觉地践行四杰等人的文学革新主张和审美观念。其书体骈文分为求人荐引者、求人开脱罪名者、借以自明其志者三类。各因其功用、作者所处地位、话语内容而产生相应的美感特质和文学效应。赠序有以诗序充当者,有以独立文体为赠序者。其美感特质主要出自人物形象的描绘和情感的抒发。人物形象,一为送别对象,一为作者自己;其抒情性,缘于作者以诗为文,不掩情性。

从宴会诗序看唐诗创作趋向的转变

宴会诗序大致分为朝享宴会、文人游乐宴会、群聚赋诗宴会、家宴、赠别宴会五类。记录了应制唱和、群聚赋诗、节日游乐、离别送行等真切场景,具有广泛的史料价值,也是时代精神的折光,鲜明地展现出唐诗产生的文化背景。既有规模宏大的应制唱和,也有追寻魏晋风流的集体创作,既是时代风向的鲜明标记,也属独抒性灵的感性空间,更是人生感慨的真切流露。唐代宴会诗序是诗人性情的晴雨表,也是时代兴衰起伏的风向标,鲜明地表现出一代文风的变化:初唐尚丽,盛唐主气,中唐求理。

《大唐龙兴观灯台颂并序》石刻研考

《大唐龙兴观灯台颂并序》石刻是一件记载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青州州县官员集体尊崇道佛二教事迹的珍贵历史文物,具有补史之缺、证史之实、纠史之谬的重要历史价值。从石刻出土地点发现了唐代青州龙兴观遗址,填补了青州道教研究的一个空白。

唐代序文研究述评

作为古代文学文体之一，序文至唐代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唐人创作的赠序文，文学成就尤高。序文研究过去一直比较薄弱，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岸文尤其是对唐代序文的关注渐多，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均有较大进展。这些研究大抵可概括为专题性研究、史述性研究、赏析性研究、介绍性研究等。虽然还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但就其总体格局而言，则标志着唐代序文研究已经进入新的阶段。

唐宋人所撰诗集序跋文的时代特色比较研究

北宋人所撰诗集序跋文喜谈文论道,讲哲理,政治色彩浓厚,学术逻辑性强,议论透彻,叙事生动,写景自然,抒情真实,形成了平顺简易,通达流畅的语言特色,与唐文气势上讲求纵横开阖、波澜起伏,用语上重字句并时时杂入险怪新奇字眼有所不同。

隋唐序文发微

序文在隋唐时期趋于成熟,呈现出全面繁盛的态势,其题写范围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文体,产生传奇序等新的序文。再者,隋唐序文类型相对完备,其中赠序及游宴序大量涌现,大序与小序兼而有之,自序与他序并存。隋唐序文的成熟,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既与序文的属性有关,又与所处时代及其文学的全面繁荣密切相关。

北宋几种文学批评形式中的唐诗研究

北宋诗话中的唐诗研究呈现出梯度拓展与上升的轨迹,围绕对诗人诗作的论评形成了不少集中点,透视出宋人对不同唐诗传统认识与把握的变化;北宋文人序跋书信中的唐诗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唐诗历史发展的观照和论评,二是对唐诗人的不同推重、批评及对其各自创作特征的剖析;北宋诗选中的唐诗研究则集中体现在王安石《唐百家诗选》中。上述三个系统,相互联系、相互生发、同构并进,共同推动了宋代唐诗学的成长和发展。

唐宋词籍序跋研究的现状、问题、意义与方法

对唐宋词籍序跋做系统全面的研究很有必要且正当其时。唐宋词籍序跋的整理汇编著作从20世纪90年代已经出现,但其研究现状比较滞后:整体研究不多;个案研究局限于《花间集序》等有限作品中;副文本研究稍有触及。相对于小说戏剧等文体的序跋,相对于唐宋词的其他批评文体,相对于现当代文学的副文本视角研究,都还比较落后,另外还可以大力挖掘其作为文化载体和文学作品的价值意义。对唐宋词籍序跋进行系统研究,有利于唐宋词研究的深入;有利于古代序跋研究的深入;有利于中国文学研究中“副文本”研究的深入;有利于对当下的诗词创作、文学批评提供启示;有利于对传统文化的国内继承与海外传播提供借鉴。研究方法上,首先态度上应将唐宋词籍序跋视为独立研究对象,要重视个案研究,重视文献爬梳与分析,将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重视多种研究方法和手段的交叉综合运用。

西域文化视域下的初唐四杰辞赋

唐王朝经营西域,西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业文明迅速碰撞、融合,为唐代文学的繁荣提供了时代背景。西域文化视域下的初唐四杰辞赋,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有意避开前人所常咏的题目,对旧赋题进行沿袭创新,显示了"尚奇""尚新"的一面;二是对新题材的开拓与创新,大量运用赋序,扩大了赋的表现内容,拓宽了赋的表现领域,题材向纤小化、意象化方向发展,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

论杂传在古代目录学中的地位及其演变

杂传作为古代史书的重要类别,兴起于西汉末,兴盛于汉魏两晋。阮孝绪《七录》中杂传一目.的设立,标志着这一著述样式最终争得了古代目录学中的一席之地。唐代杂传数量不少,是在南北朝杂传衰落以后的一次复兴。它一方面继承了汉魏六朝的著述传统,另一方面表现出向近代传记过渡的趋势。从宋代《崇文总目》开始,"传记"之目就取代了"杂传",杂传与杂记最终完成了其在古代目录学中的合流。这一名称一直延用到清代。

宋代唐集序跋的版本学意义

对书籍版本的研究和应用，到了宋代有了很大发展，宋人评估各种不同版本价值、考订版本源流、比较版本优劣，初步形成了版本之学。其中宋人撰写的大量唐人别集序跋，为研究唐代诗文集的版本提供了详尽可靠的资料，成为宋代版本之学的重要成果。

初唐秀句语境与元兢的秀句观

初唐开始,受魏晋文坛秀句意识萌生的影响,唐代诗坛出现了专门辑录秀句的句集和句图。元兢在《古今诗人秀句》的序文中通过对谢朓诗歌的摘句批评,集中阐述了其选录秀句的审美准则。他继承了刘勰和钟嵘的诗学观点,提出“情绪为本”“直置为先”的秀句观。自元兢创作《古今诗人秀句》后,秀句集与诗歌创作开始呈现出一种双向互动的发展态势,诗文界逐渐出现了句图、诗式、诗话等新的摘句批评形式,这对文学作品的传世及后代文学活动的开展有着重要意义。

踵继前修征程远——序李斐《初唐诗格律演变研究》

李斐《初唐诗格律演变研究》是断代诗律史,叙述汉语诗律由六朝过渡至盛唐的中间阶段的状况。李斐将他所研究的初唐时期,分作三个阶段,逐一缕述,是精细化研究的体现。

王羲之《兰亭序》墨迹入宫经过辨析

王羲之的《兰亭序》是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瑰宝，它的创作、真伪及流传始终是六朝以来的历史之谜。何延之的《兰亭始末记》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唯一可信的记载，唐野史的记载在其后，不能因唐野史之谬误而怀疑何延之记载的真实可信。

唐代伤悼诗序及其文化解析

唐代诗序是与唐诗密切结合在一起且同样精彩的文化形态。现存唐代伤悼题材诗序共24篇,占唐代诗序总数的2.58%,是唐代诗序的一个小类别,但它形象化地再现了300年间唐代文人感伤生命消歇、探索生命质量、关注生命、思考生命的心路历程;不仅如此,唐代文化的诸多因素也借这类诗序得到了很好的保存。这是我们解读唐诗以及唐代诗人所不应忽略的文化遗存。

走向神坛:《兰亭序》对王羲之“书圣”地位的造就

王羲之被后世尊为“书圣”,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兰亭雅集和《兰亭序》。兰亭雅集是中国古代文人集会的典范,集会的地理、时间、人员和内容等是王羲之走向书法神坛的基本条件,即他受人推崇的圣人风范在这一事件中持续得到酝酿和发酵.《兰亭序》文本的书写和流传等充满了神秘性,给后人留下了想象和研究的空间,其巨大的文化包容力和艺术创造力是造就王羲之“书圣”地位的关键。此外,历代帝王不断推崇《兰亭序》.使其地位愈加神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王羲之在这种推崇中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唯一圣人。

唐代赠序文与诗歌之关系探析

赠序文是在唐代衍生出的新文体,它的出现与唐代诗歌,尤其是赠别诗的繁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赠别诗的创作滋生了赠序文,其自身体制的限制,为赠序文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此外,韩愈的"以文入诗"理论,一方面提高了赠序文的审美抒情功能,丰富了赠序文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则使诗歌具有叙事、记录的功能,限制了赠序文的发展。

《花间集叙》与词体侧艳品格的确立

赵崇祚的《花间集》是我国第一部文人词集,欧阳炯的《花间集叙》从理论上对温庭筠以来的绮靡词给与了认同和张扬。因此,不仅欧阳炯的序是中国最早的词论专文,他在序中阐述的词学审美标准,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词学批评标准。《花间集叙》中的"词为艳科"的理论的形成和对词情的侧艳的审美评价,是对儒家诗教理论的一种突破,但它立足于追求享乐的人生态度及对词的侧艳品格所作出的片面的强调,又把词的价值功能狭隘化,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