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复议中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的适用

行政复议中的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是指当申请人不服行政决定申请复议时,原则上复议机关不得作出对申请人更为不利的复议决定。《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51条关于该原则的规定存在原则之间冲突、效力层级较低、适用范围不清、例外规定狭窄和概念模糊等不足,导致其在司法适用上存在一定障碍。新《行政复议法》第63条第2款在一定程度上对以上问题作出了回应:将该原则提升至法律层级,进一步扩张其适用范围,明确了一定的例外情形。将来应进一步扩张其适用范围,不局限在当事人复议请求范围内,而将其适用于变更、撤销及撤销并重作决定,同时进一步明确该原则的适用限度。

论民事上诉中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

民事上诉中的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具有充足的法理依据和重要的法律意义,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对此应予采纳。

在我国行政复议程序中确立不利变更禁止原则的构想

针对目前我国行政复议法实施不尽人意的现状,有必要参照司法救济程序和域外的行政救济实践,在我国行政复议程序中确立不利变更禁止原则;行政复议中的不利变更禁止原则有其特定的含义、特征和适用规则;在行政复议程序中确立不利变更禁止原则并不违背现行宪法和政府组织法的立法宗旨,也不会冲击依法行政原则,相反,却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复议申请权和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

论“人类共同遗产”原则与相关原则的关系

"人类共同遗产"原则不仅是人类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最重要原则之一,同时也是保护和开发其他诸如公海海底资源和人类文化遗产等有限资源的重要原则。它直接引导出"禁止据为己有"原则,并意味着全面非军事化和禁止一切军事活动。为了保证开发的福利在所有国家之间公平分配,应该对所有的使用有限自然资源的国际管理制度的创设活动进行规范,而该创设活动必须以"共同利益"原则和"人类共同遗产"原则为指导方针。

高校学位撤销权的法律规制

学位既是专业知识的等级证明,又是社会个体学习和学术研究经历的记载和评价,同时还具有社会荣誉的属性。由于学位条例等对撤销学位规定的过于原则,加之学界对学位撤销的类型化研究不足,导致对学位撤销的法律定性认识不统一。学位存在因学籍不成立、学术不端、未达到培养标准和违反社会道德或学术荣誉等多种原因而被撤销的情形,上述撤销情形对应的撤销权具有三元属性,即教学管理权延伸出的撤销权、学术评价权力延伸出的撤销权和基于学术荣典而产生的撤销权。教学管理权延伸出的撤销权属于纠错性质的学位撤销,学术评价性撤销权和学术荣誉褫夺性撤销权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废止性的学位撤销,属于学术惩戒的范畴。信赖利益保护原则难以作为学位撤销权的有效约束标准,除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外,学位撤销应当受到比例原则和不当联结禁止原则的约束。

论环境司法中预防原则的实现路径

在环境司法中适用预防原则以排除具有生态环境损害危险的行为,并预防生态环境风险,是生态环境保护秩序价值和效率价值的体现,也有利于突破传统的事后救济的司法模式,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在环境司法中适用预防原则,应处理好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确保以司法权的谦抑性为前提。目前,环境司法中预防原则的适用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主要形式,但“重大风险”适用范围不合理,应注重检察公益诉讼中风险预防的适用。危险排除责任和禁止令措施也是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中适用的重要表现。明确危险排除责任的意涵与形式,以生态环境风险管控标准为依据,识别和管控风险,并合理分配证明责任,是促进预防性责任在环境司法中适用的重要路径。在禁止令的适用中,应分别完善行为保全性质的禁止令和非诉强制执行性质的禁止令,扩展预防性司法措施的适用。

行政复议“不利变更禁止原则”初探

根据现行《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行政复议的“变更”决定内在地包含着一种“不利变更”的可能性。但是,行政复议作为一种应申请的和授益的行政行为,基于“控权法”的理念和“信赖保护原则”的要求,行政复议决定中的“变更”应该受到一定的限制,即确立“不利变更禁止原则”。

广义重复诉讼禁止中的利益衡量

重复诉讼概念由狭义向广义扩张,已是各国民事司法的共识,但扩张的限度和正当性仍需解释。避免重复审理和矛盾裁判的目的解释,缺乏过程视角,应向过程与结果兼顾的利益解释转变。广义重复诉讼在何种程度上允许遮断不同的后诉,需根据利益调整原理在具体的利益对比关系中判断,亦即从制度利用者视角关注程序事实群,采用反形式逻辑的利益衡量方法,遵循避让原则、平衡原则、比例原则、补偿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原被告利益、实体法利益、法院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作出选择。利益衡量论的解释功能,在请求权竞合、抗辩、连带之债以及部分请求等复杂重复诉讼场合得以有效发挥,既为重复诉讼裁量提供相对性尺度,又为裁判说理提供正当性依据。

行政诉讼中的起诉不加重原则略论

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首次明确了行政诉讼中的起诉不加重原则。确立该原则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保护相对人的诉权。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级法院在审理行政处罚案件中如何运用司法变更权的理论困扰,使得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有章可循,为公民行使诉权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我们同样看到,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对该条文的理解存在较大争议,其中的焦点是对“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的表述如何来理解和把握。

信托受托人忠实义务中受益人利益的定位:单一主义与衡量主义之间

信托受托人忠实义务中受益人利益地位存在单一主义与衡量主义之不同立场,受托人在利益冲突交易与获利上是绝对禁止还是一般限制例外允许是二者的本质区别。单一主义适应民事信托中之无偿管理本质,而衡量主义则适应商业信托运行的客观要求。为此,应在区分信托的民商事属性的基础上去解释适用《信托法》第25条,在民事信托中采用限缩立场,回归利益冲突交易禁止与获利禁止的立场;解释《证券投资基金法》第18条的含义,明确引入信托合同约定例外、披露加受益人同意例外之例外;同时,《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他监管文件也应作相应修改。

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中的私权保护——以一则“围墙拆除案”展开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系权利社会化之产物,同时亦为民法协调私益与公共利益冲突之途径。在权利滥用之评判标准由主观的"恶用权利"转向客观的"利益衡量"之际,私权在抽象的公共利益面前更易遭受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不当限制。行为自由系民法基本之价值取向之一,在利益衡量的论证中,非有充分且正当的理由,法官不得禁止私权行使。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之适用通常并非利益协调的终局结果,因公共利益优先保护而被禁止行使权利的私主体常因此受有明显的利益损失,对此,民法应采借相邻关系中的"分级救济"理念,视私主体利益损失之程度而赋予其以相应请求权,始符合公平正义之要求。

论比例原则在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权中的适用--从司法裁判的立场出发

实践中,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权的滥用已经成为行政协议纠纷的重要原因。而比例原则在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权的限制方面具有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从司法裁判的立场看,法院在判断公共利益方面,采用的是法定的公共利益需要标准;在比例原则的审查强度方面,维持在中等水平。从权力限制和权利保护的角度,重新检视比例原则的具体情况,本文提出应当修正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并结合相关要素调整比例原则的审查强度。

刑事二审抗诉中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的适用--以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为例

“余金平案”引发了关于禁止不利益变更适用范围的讨论,刑事诉讼中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是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原则,但其在我国仅体现为上诉不加刑原则。由于二审抗诉本质上是法律监督,其效力是程序性的,即使抗诉认为原判畸重,请求减轻刑罚,但是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二审法院仍然可以加刑。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比较研究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的域外适用模式,认为该原则在我国仅适用于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情形,且二审法院加刑并非行使控诉职能,“余金平案”二审改判无可指摘。

试论我国构建附带上诉制度的必要性

附带上诉是指当事人一方上诉后,被上诉人依附于该上诉程序而提起的特殊上诉。其最特殊之处在于,被上诉人在上诉期间己满或舍弃上诉或撤回上诉后,仍可提起附带上诉。我国民事诉讼中也应设立附带上诉制度,以便在程序上公平地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维护裁判的安定性和司法的权威性。

行政上诉审中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之构想

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是各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共有的原则。而在我国行政上诉审中,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明显缺失,引入这一原则既可以为上诉法院确定上诉审查的范围提供依据,又可以使行政相对人的上诉权有效制约二审审判权,从而使上诉制度的价值得以充分实现。

“电梯劝阻吸烟案”二审中民事程序法难题及其破解

“电梯劝阻吸烟案”二审认定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撤销原判,驳回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引发学界广泛探讨。主要争议在:一、本案二审的审判是否超越民事案件应有的审理范围;二、二审裁判是否应受到“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限制;三、二审裁判认定本案涉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是否适当。本案中,法院变更一审法律适用属职权范围之内,未超越审理范围。根据民事上诉权及处分权理论,“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已蕴含其中,具体个案中应予适用。二审法院忽视原审被告之自由处分,减损上诉方已由一审法院支持之利益,违背该原则。且对于“公共利益”的认定亦过于宽泛,本案不应适用例外情形,而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为最佳。

“电梯吸烟劝阻案”程序正当性研究

引发热议的"电梯吸烟劝阻案"涉及多个程序正当性问题值得商榷。基于诉讼标的理论之"实体请求权说"能够有效界定法院审理对象,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违背处分原则,二审法院在上诉请求范围内进行审理,但由于被上诉人未上诉,二审法院面临纠错职能与尊重当事人处分权难以两全的困境;二审法院援引《民诉法解释》第323条第2款所规定的"公共利益"作出判决,存在向一般条款逃避之嫌,公共利益本身的包容性和流动性使得对其难以界定。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用于指导二审法院审判的裁判规范,于我国尚无适用空间,借此非难二审判决实无必要。

公共利益与利益衡量

公共利益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项重要原则。公共利益是一个模糊性概念,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其内涵会随着时空背景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法院需要针对具体案件对其内涵进行阐述。公共利益原则既不同于公序良俗原则,也不同于权利滥用原则,是一项独立的法律原则。公共利益原则可以被当事人积极适用,也可以被当事人消极适用。该原则在法律适用过程中,需要借助于利益衡量方法。在利益衡量时,应该对公共利益做充分铺陈。基于公共利益的模糊性,应该灵活看待它在评价对象与评价标准、抽象利益与具体利益、未来利益与现实利益之间的关系,妥当处理它与国家利益、共同利益等不同利益之间的互相转换。导入制度利益作为过渡媒介,可以增强公共利益介入司法裁判的说服力。

上诉利益的判断标准

上诉利益是诉的利益在二审程序中的具体体现,是开启二审程序筛选机制的"关口"。关于上诉利益的判断标准,学说上有新实体法不服说、形式不服说、旧实体法不服说三种观点,同时与二审的审判类型相关。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法既无上诉要件的实质要求,也缺少上诉利益的判断标准,二审程序的启动完全由当事人控制,导致滥用上诉权、拖延诉讼、司法成本浪费等问题。在制度层面,有必要确立上诉利益的理念及其判断标准,以保证既不侵害当事人行使上诉权,又保证上诉审程序发挥功能,实现公平正义。就方法论而言,应注重实体利益与程序利益、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实体法不服说与形式不服说三个方面的结合。从民事诉讼法修改的角度看,建议设置禁止利益变更、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及附带上诉制度。

论民事裁判范围制约机制及其构建

在民事审级中,有关裁判范围的制约机制主要体现在对上诉审裁判范围的制约上,这一制约机制主要通过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的确立发挥作用。从域外来看,各国和有关地区均在理论或司法实践上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该原则的内涵。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则未能对判决结果明确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也未体现该原则的精神实质,配套的制度建设更是极为缺乏,从而使得我国上诉审裁判范围处于制约失控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