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on Ethnic Minority Representatives in State Council Agenc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China is a multi-ethnic country.From the wuzu gonghe ( Five nationalities under one u n io n ) in the early R epublic of China to the current union of 56 ethnic groups, the participation of ethnic m inorities in p o litica l affairs has always been a vita l and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emocratic politics. On one hand,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was dedicated to the model of a “ civil iden tificatio n ” and weakening ethnic characteristics.

南京国民政府废除常关制度探略

民国初期,常关数量众多,其税收是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但是常关无论其性质还是实践结果,都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明显的落后性,因此,社会各界废除常关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着手以一种新的统税制度代替旧有的通过税制度,在此前提下,1931年宣布废除常关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狱经费刍议——以江苏省监狱经费来源及发放为中心的考察(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独立为时代所倡导,人们围绕监狱经费来源问题展开了争论,人们期望监狱经费由中央政府统一拨付,但因为财政困难,这一愿望最终难以实现。就江苏监狱而言,其经费主要来源于省财政划拨,在江苏省财政状况持续恶劣的环境下,减折、拖欠发放成为常态。尽管地方司法部门积极采取了社会募捐、法收项下截留及监狱自身收入补贴等应急措施,但监狱经费拖欠发放及打折发放并未有较大改观。地方负担司法经费筹集,极易导致地方司法系统对于地方行政权力的依附,司法的公正独立性受到严重消解。

制度、技术与职业化:1930年代初期青岛警政现代化的实践及影响

1930年初期,青岛警界从组织、技侦、职业化三方面推动中国警政现代化。青岛市公安局共济会为警员提供互助平台,保障警员物质待遇,同时从心理建设角度增进警员的职业认同感。先进侦查技术的广泛应用,一方面提升治安防控效率,体现出警政现代化因地制宜的原则,另一方面推动有关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体现了警用技侦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职业规范明确化、标准化,直接推动警政现代化的军警分离进程,实现警察职业特性由传统国家军事力量到现代社会治安力量的跨越式变革。

近代警察抚恤制度的生成与演变

近代警察抚恤制度的建立,既源于完善警察制度的外部因素,也源于警察职业高危性的内在需求。晚清时期,警察抚恤制度历经“从地方至中央”的演进过程,囿于时代局限,未能摆脱恩赏型抚恤思想。袁世凯执政后重视警政,首次创设警察终身、遗族抚恤,是一次饱含近代化意义的制度尝试。此后,南京国民政府先后三次对警察抚恤主体条令进行修改。其中,抗日战争时期将抚恤条例提升至法的高度。近代警察抚恤制度的演进促使抚恤形式从临时恩赏型到具有长期性保障的改变,促进抚恤法制化,取向更完善和专业。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国葬制度(1927—1949)

国葬是国家授予逝者的一种特殊荣典,具有追崇往者、激励来兹的重要功用。20世纪30年代,以“党国”政要谭延闿的逝世为契机,南京国民政府接连制订颁布了《国葬法》《国葬仪式》和《国葬先哲逝世日纪念典礼条例》,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备规整的国葬制度。据统计,自1927年至1949年间,有23人及1个烈士群体被国民党政权颁令国葬。然而,由于时局政局动荡、政府力量薄弱等原因,大部分人徒具国葬之“名”而无国葬之“实”。应该说,国葬制度本身确有表彰逝者、激励国民为国贡献的潜在作用,但从社会舆论对国葬制度的评价反馈来看,宏大华丽的仪式场景大多只能显示政要们所享有的身后哀荣,实际上难以产生对国民党政权建构统治合法性及凝聚人心的政治仪式效果。

国际劳工组织首届亚洲劳工大会在中国的酝酿及其流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的国际劳工组织为保护劳工权益而生,最初将工作重心放在欧洲,对其他区域关注不足。在亚洲代表的倡议下,召开亚洲劳工大会、解决亚洲劳工特殊问题被提上国际劳工组织的议程。日本和印度较早地主导了亚洲劳工大会的相关议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方面积极参与其中,但因各国政府态度不一和中日关系紧张,相关议程进展缓慢。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亚洲秩序发生深刻变革,中国开始谋求主导亚洲劳工会议,为此与印度之间曾发生短暂的举办权之争。作为妥协的结果,1947年印度顺利举办亚洲劳工预备会议,而拟于中国召开的正式会议却因国共内战而流产。亚洲劳工大会的具体筹备过程体现了亚洲劳工大会与劳工权益、亚洲秩序和国共政争的复杂关系,被赋予了超越劳工议题之外的意涵,显示了劳工权益保护背后所牵涉的国际秩序与国内政治角力。

国民政府时期国立大学教育经费配置机制建设述论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政府与国立大学为提升大学教育质量,促使国立大学调整其教育经费配置思路,经费配置日渐趋于规范化、制度化和专门化。其中,规范化和制度化主要体现于教育经费配置结构与标准的确立和各种经费保管与配置委员会的成立;专门化主要体现于大学学术研究机构的设置与专项经费的确立以及教师薪酬要素的结构调整。这些经费配置的建设与调整,一方面为提升国立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质量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也为国立大学构建现代大学体制奠定了重要的经费制度基础。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军马补充及其困境因应

全面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组建马政机构、制订军马补充规定、派员赴华北采购及委托西北诸省代购等方式,补充中央各军事机关及地方驻军马匹,以充实国防军备力量。由于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产马业凋敝,再加上因日本蚕蚀华北,蒙古产马主要区域相继陷落,以及购马经费支绌等原因,国民政府军马补充困难重重。国民政府通过改善军马饲养及推进马政建设等举措,以期解决军马补充面临的困境。然而,时值马政按计划推进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军马补充愈加困难。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普通城市的学校教育事业——以扬州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政府宏观教育政策、教育制度的更新环境下,扬州各县近代新式学校的发展势头得到了延续。扬州各县教育经费在制度保障下不断增加,提升了各个学校的办学条件。课程、教材出现新的变化,教学方法也日新月异。虽然仍面临着很多困难,但其进步也很明显。

强化省权与巩固统一——“川政统一”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四川地方政制的改造

民初以降,四川长期处于“防区制”下,中央政府权威无法触及地方,本省政治亦因省府瓦解而呈分裂战乱局面。1934年下半年,因川军“六路围剿”红军遭遇惨败,南京国民政府得以介入川局,支持刘湘重组四川省府,废除“防区制”,实现“川政统一”。为巩固统一,南京国民政府在四川推行“省府合署办公制”、“行政督察专员制”、“裁局改科”及“分区设署”等举措,试图通过强化省权以巩固“川政统一”,并为中央统辖四川创造有利条件。然而,中央政府与省府之间权限划分未能妥善解决,随着中央政府与刘湘集团关系恶化,双方权力关系再度陷入此消彼长的博弈困境,四川地方政制改革陷于停滞。

从“共治”走向“共谋”: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地方治理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全面抗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强化基层行政网络,加大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另一方面构建地方自治系统与各级民意机关。二者共同构成了地方治理制度。作为抗战大后方,四川省的地方治理情况表明,行政机构的繁复与行政人员的良莠不齐、民意表达的有限性以及哥老会的侵蚀和扭曲,严重消解了地方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这个治理体系在实际运行中,呈现出政府主导、地方协助、哥老会渗透三者“共存”局面。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方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现代国家构建导向,但是其治理实效背离了“民主国家”的主流政治追求。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城市水灾治理(1927—1937)

1927—1937年在自然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下,江南地区城市水灾频发,为巩固统治基础,南京国民政府在民生与政治双重需求下开始治理。与以往历史时期相比,政府在城市水灾防治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强化灾前监测预警、注重灾中抢险、重视日常防治。这种官办治理模式,在城市河道上下游跨行政区统筹治理及水灾应急治理方面效果较为突出。但是,由于经费支绌、官民冲突、交通结构变迁压缩水利发展、城市内部行政区划调整迟滞水灾治理等因素,治理效果难言乐观。这暴露出“十年建设”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专项治理能力不足。因此,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治水绩效评价不宜过高。

南京国民政府国营邮政职工生活状况演变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营邮政职工被形容为“捧着镶了金边的饭碗”,名不副实。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收入越高的邮工,生活费支出越低,奉养人口数越多,教育、娱乐投入越高,反之亦然。虽比一般工人收入略高,但普通邮政职工生活仍较艰苦,故罢工较频繁。全面抗战期间,邮政职工的生活“严重褪色”;解放战争期间,绝大多数邮政职工的生活可谓“黯淡无光”。分析其原因,战争对邮政经济造成的损失巨大;通货膨胀造成邮政经济入不敷出;国营邮政职工数量增长与收入下降形成反极,恶化了国营邮政职工生活状况。

仪式政治: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的祭祀典礼

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为标榜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与事业的合法继承者,把孙中山从“总理”推尊演绎成了“国父”圣符,并为之举行了逝世纪念、奉安纪念与诞辰纪念三种典礼仪式。从仪式政治与国家祭祀的角度对前两种典礼仪式进行系统的史学考察,并挖掘和诠释其表象背后的政治思想与社会文化内蕴,不仅有利于把握“后孙中山时代”民国官方对孙中山政治遗产的利用与运作体系,而且有利于继承和弘扬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精神与思想。

论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

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始于“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至“华北事变”期间逐步具体化,之后全面展开。这既包括在教育、宣传、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努力,也包括新生活运动、国民精神动员的进行,还包括为避免战争损失而实施的文物南迁及学校内迁等。其具有韬光养晦、隐秘进行,“安内攘外”、矛盾交织,由虚到实、由部分到整体等特点。这对激扬民族主义,增强精神国防和保证抗战胜利具有重要作用,但也不乏政治思想局限性。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冀省“废苛减附”治理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在表象上归于统一,但地方主义势力彰显。聚敛钱财、搜刮民脂成为地方实力派对抗中央的主要手段,这既造成农民捐税负担过重、农村经济疲敝,又严重侵蚀了中央政府权威。国民政府为防止中央政权稳定性缺失,从削弱地方财权入手对各省进行整合控制,并于1934年发起全国性的"废苛减附"治理运动。河北省的实践结果表明,在这场运动中地方政府为保存实力纷纷抗争于中央,而中央唯一考虑的是收权并控制地方,中央与地方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无不显现出国家政权的"碎割"和中央权势的弱化。

南京国民政府政治视野中的西南边疆

民国时期中国实现了由传统王朝国家政治体制向近代民主政治体制的跨越,中国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形态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西南边疆的社会政治生态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而其在南京国民政府政治视野中的地位也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不同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重要性的认识变化较大。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认识的变化,是传统与现实多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体现。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认识到边疆的重要性,但其政治视野的中心是重塑统一的中央政治权威与一党专政的政治目标,其对西南边疆重要性认识的演变是其政治目标在具体社会政治变迁过程中的反映。

南京国民政府国庆纪念中的辛亥记忆

国庆纪念是传承辛亥革命记忆的重要形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通过国庆纪念仪式,不断打造并唤起人们的辛亥记忆;并通过自己所掌握的话语权与纪念宣传,完成对辛亥革命史事及意义的再建构。借助于辛亥记忆,国民党不断把自己的建国理念贯穿于国庆纪念之中,为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确立基础。

国定教科书:时代价值及其局限——从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定教科书说起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推行三民主义,强化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教科书的国定就成了重要路径。但国民党早期的教科书国定的努力效果不大。抗战的全面爆发为国定教科书带来了契机。国定教科书积极宣传抗战,用教育塑造理想,用教育鼓动民族自信,为抗战胜利涂写了浓重的一笔,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但是,国定教科书在全面服务抗战的同时,也成为加强国民党统治的工具,由此而带来的历史局限和效果上的局限使得它终究逃脱不了被历史潮流淹没的命运。但要正确处理非常时期和国家稳定时期教科书的关系,彰显教科书的本质功能,在这一终极意义上,国定教科书并不是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最有效的途径,甚至注定它的预期目标会在实施中不断偏离,本来用于统一思想、传播与培育主流价值的教科书国定制,最后的结局是大大削弱了思想的统一、阻碍了主流价值的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