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根基、困惑与走向——兼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随着时代的发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立法演变中被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象化。作为该政策适用的主要对象,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价值共识、理念共鸣和现实共振的正当性根据。由于未成年人在刑事立法上的特殊身份、地位和处遇,增加了其认罪认罚时认罪“真意”受损,认罚“认同”失灵和从宽“幅度”失衡等风险。因此,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双向保护原则和个别化处遇原则的要求,全面保护未成年被追诉人和被害人的权利,准确把握实体从宽和程序从简,从而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推动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处遇个别化、规范化和专业化。

自动化决策拒绝权的整体主义实现

个体主义范式的自动化决策拒绝权以人的主体性为价值内核,依靠个人的理性和自主控制能力,以个人的自我保护为主展开。在此范式下形成的自动化决策二分法和个人自主检视模式难以使自动化决策拒绝权充分实现,无法对数智化社会的自动化决策风险进行有效回应。整体主义将事物整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强调事物之间的系统性关联,与我国自动化决策拒绝权构建的基本逻辑相契合,能够为自动化决策拒绝权提供方法论基础。整体主义要求自动化决策拒绝权在价值内核上坚持人的主体价值与共同善的统一,在适用条件上强调基于整体思维的组织结构标准,在实现方式上基于先在规制对义务体系进行重塑。

从私法到公法:数字时代隐私权保护的模式延展

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政府开始成为收集和利用公民信息的最大主体,公民隐私权遭到公权侵犯的风险随之加大,因此隐私权的公法保护模式逐步呈现和凸显。隐私权公法保护的本质,是要求国家在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隐私利益之间作出必要衡平。这种衡平需要从隐私权的效力位阶层级、公民隐私信息的价值指向以及公民的身份等三个维度来具体展开,因为这三个维度共同决定了个人隐私利益在何种程度上应当退让于社会公共利益。在区分和考量上述三个维度的基础上,可以通过设置绝对公法保护模式、严格公法保护模式、一般公法保护模式和弱公法保护模式等四种不同模式来展开对公民隐私权的公法保护。

欧洲人权法院实践中个人数据权与隐私权的关系

个人数据权与隐私权在欧洲区域被认为是两项独立的人权,但是囿于《欧洲人权公约》并未规定个人数据权的事实,欧洲人权法院通过保障隐私数据的方式将部分个人数据权纳入隐私权进行保障。实践中,欧洲人权法院通过扩大对“私生活”概念的解释,不仅将隐私数据认定为隐私权的保护对象,而且还将能够间接识别出个人身份的部分非隐私数据也纳入了隐私权的保障领域。欧洲人权法院通过保障隐私数据拓展了隐私权的保障范围,通过吸纳《关于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的个人保护公约》的标准确立了个人数据权的权利内容,使得两项权利实现互动。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表明,个人数据权源于隐私权,两者不仅在内容上存在交叉,而且都具有保障私生活自由的价值底蕴;同时由于个人数据权还承载一定的财产价值和公共属性,是对隐私权的继承和超越,两者在保障人的尊严层面达到统一。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对我国明确个人数据权保障体系的基本价值、落实个人数据权与隐私权的制度界分、厘清二者的适用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我国职业运动员工会之法律体系构建:域外经验与本土实践

采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对美、英两国职业运动员工会的历史发展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建构过程进行了梳理,认为职业运动员工会基本职能包括:谈判职能、维权职能、服务职能以及教育职能;分析我国运动员个体维权时常用的三种途径与不足之处,它们分别为自立救济、司法救济与行政救济,前者维权效果不佳;司法救济耗时耗力;行政救济因缺乏指导性文件与听证环节,判决随意性强;从《工会法》、《劳动法》等现行法规文件中寻找构建我国职业运动员工会所具备的法律基础,探讨构建我国运动员工会亟需解决的若干问题:如何避免运动员工会落入传统工会条款的窠臼;如何成立职业体育快速仲裁与协商机构;如何制定能够覆盖各利益方的统一条款等。最终从法律角度为我国职业运动员权益保障制度的建设、为中国职业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考量与建议。

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现实困境与破解之道——以若干司法案例为切入点

文章采用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理论分析法对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在法律文本层面处于碎片化、零散化状态;在司法实践层面遭遇到"搭车条款""反搭车条款"以及"分歧条款"的现实困境。在个人信息权利保护法律关系下,构建个人信息权利保护自身的法制体系;在行政信息公开法律关系下,拓补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体系与救济机制;设立专门的第三方信息咨询评测机构,协调信息公开与信息保护的立法原则与立法精神,搭建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协调衔接机制,是实现对个人信息权利全面、严格、系统保护的根本之道。

论基因不知情权

在基因检测的技术背景下,受测者对于检测结果是否享有不知情权,这是比较法上的新课题。基因不知情权与知情权关系密切,皆根植于个人自主,但二者并不等同。基于技术上的不成熟、最佳利益原则、个人自主及私人领域保护等政策考量,确立基因不知情权具有正当性。对基因不知情权的法律保护,隐私权模式不适合我国国情,个人信息权模式缺乏明确的法源依据,一般人格权模式在当前看来是最可行的方案。基因不知情权可能与生命权、健康权和生育权等权利发生冲突,应平衡各种利益和价值而妥善解决。

我国网络隐私权的个人保护、行业自律保护和法律保护概述

网络隐私权保护主要从3个层面进行,即个人保护层面、行业自律保护层面和法律保护层面。本文在简要论述了3个层面保护的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阿尔茨海默病后期患者照料及伦理学问题探讨

目的:阿尔茨海默病(AD)患者多伴随进展性认知功能下降,为此对诊疗自主决策能力不乏影响,在研究层面陆续引发不少伦理学问题。当前此类伦理研究主要侧重在参与临床前期预防性试验、及以缓解症状为主的临床治疗研究过程所涉及的问题。然而,绝大多数AD患者的大部分时间却用在后期照料等医疗语境之外的活动,故有必要对AD后期患者生活相处期相关伦理问题进行探讨。本文围绕上述核心问题在AD后期医疗照料伦理风险(如抗精神病药物使用、喂养方式选择等)、非医疗背景照料伦理风险、及公民其他基本权利保障等方面进行阐述,并就决策科学性与伦理合理性等层面进行分析,以期为AD后期个体照料及伦理实践提供参考。

论城市房屋拆迁的法律性质及私权保护

城市房屋拆迁行为本质上应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但是,现行法律对拆迁行为性质认识的错位,行政权力的不当介入和拆迁补偿的不到位是当前城市房屋拆迁中公民私权屡受侵犯的根源所在。所以,应对现行拆迁制度进行调整,将拆迁当事人已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作为拆迁许可的法定条件,废除行政裁决制度和强制拆迁制度。同时,真正实现拆迁房屋的市场化定价,并将对拆迁房屋的补偿范围扩大到包括对相关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损失,实现对被拆迁人公平合理的补偿。

德国环境团体诉讼的嬗变及对我国的启示

德国环境团体诉讼的发展一直受制于德国传统法律理论的影响,经过不断修法后才赋予并扩大了环保团体的诉讼权能,以实现其保护环境公益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对保护规范理论的突破,让德国利他型环境团体诉讼从主观诉讼转向了客观诉讼。这一转变既是由于德国国内多年来环境运动和政治绿色化的压力,又是由于欧盟法转化和欧洲法院一系列判例的影响。德国的实践与中国的实践既有相同之处,具体情形又有不同。中国应当借鉴德国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有意识地推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

个人信息保护:超越个体权利思维的局限

确立和赋予个人信息权是目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主要路径,其内容是以个人权利为重心,构筑以个人知情同意为核心,以个人查询、更正、删除为保障的权利体系。个人信息权本质是将个人信息保护私权化,实现自然人对个人信息的对世性的、绝对的支配和控制。然而,面对大数据语境中的个人信息应用实践情况,与个体权利思维一脉相承的个人控制模式、意思自治理念,以及个体化、事后化的权利保障机制均存在局限,难以有效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为切实保护个人信息,应超越个体权利思维的局限,建立公共利益导向、分类分级管理、权利义务并重、彰显社会责任、强化政府监管、倡导自律规范的全链条多元共治个人信息保护机制。

论紧急状态下的个人环境权及其保障

个人环境权在宪政语境下应为一项基本人权,虽然它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但这是毋庸置疑的。紧急状态为宪政的非正常状态,非常态下的基本人权理论应不同于常态,个人环境权应有所限制。但是,由紧急权力的自身属性所造就的环境权危机而导致的对个人环境的侵害,也应当得到救济。在紧急状态下,对于个人环境权的限制应当遵循行政应急性原则、比例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公正补偿原则、监督与救济原则。在紧急状态下,个人环境权救济亦不应等同于一般情形下的权利救济方式,这里至少包含了三种形式:正常秩序所排斥的私力救济方式;正常状态所喜好的ADR救济方式;包括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补偿和行政赔偿三大板块的公力救济方式。通过对国家紧急权的约束以及三大救济方式的协调,以期获得紧急状态下个人环境权与国家紧急权力的张力平衡。

人权保障的价值选择——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应然之路

刑事诉讼法所保障的人权应包括个人人权与社会人权两个方面,但是由于司法能力的局限性和价值目标多向性导致个人人权与社会人权难以均衡保护,依据刑事诉讼法的公法性质和人的社会性本质,应在社会人权优先保障的前提下兼顾个人人权。并提出协调社会人权与被告人人权的原则:共同抑制原则、动态平衡原则、权衡原则、合法性优先原则。

个人金融信息的刑法保护初探

个人金融信息是与公民个人开展金融活动相关而产生、采集的金融交易信息及公民个人身份信息,关联到公民个人人格、财产等诸多权益,是个人信息重要而特殊的领域。现实中对个人金融信息的侵犯行为日益频繁和严重,亟待刑法保护。侵犯个人金融信息行为类型较多,需要全面而针对地规制,既要完善现有罪名、增设专门罪名,更要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相关制度建设,方为治本之策。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救济机制的新突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述评

由于条约实施机制存在缺陷，《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社会权在国际层面一直得不到有效救济。这一状况对国际人权保护的连贯性和整体性产生了长久的负面影响。200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在缔约国报告程序之外，议定书还确立了个人来文程序、国家来文程序、调查程序三位一体的准司法性权利救济程序。这将会大大加强对个人社会权的国际保护，结束社会权与公民权国际保护不平衡的局面，进一步完善国际人权法体系，从而推动国际人权保护事业的发展。

我国个人征信权益保护现状、问题及制度框架建议

我国个人征信权益保护制度不健全,导致侵权采集个人信息、信用报告知情权不充分、信用资料传播控制不严、失信惩戒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借鉴西方特别是英、美有关个人征信权益保护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征信活动实践,按照平衡征信业务发展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原则,提出建立我国个人征信权益保护制度框架建议。

《日本国籍法》对在日朝鲜人的作用

2010年是签订"日韩合并条约"一百周年。在"日韩合并"到二战结束之后的这一段历史时期,日本根据"日韩合并条约"和"法务省民事局局长通报"先后两次剥夺了朝鲜人的国籍,进行了人权侵害。21世纪前后,《日本国籍法》的两次修改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在日朝鲜人的人格和权益。

个人信用报告涉及的信息主体权利保护问题探究

信息主体权益保护是征信业健康发展的条件之一。我国应在明确信息主体信用权利性质的基础上,构建不同层次的征信法律法规,保护信息主体的权利。国家应在基本民事法律当中明确民事主体的信用权概念,在专门的征信立法中明确征信业各类主体的基本行为规则,并就非法征信行为及其法律责任作出明文规定,同时就信息主体权益的保护机制作出安排,直接规定或授权征信管理部门建立信息主体权益保护的非诉讼处理机制。此外,征信业的自律也是信息主体权益保护重要补充手段。

论非洲区域性人权保护机制

为了促进人权和民族权利,使这些权利在非洲得到有效保护,非洲统一组织制定了相关人权文件,建立了一套比较系统的人权保护机构和制度。与全球性国际人权保护制度相比,非洲区域性人权保护制度更具可行性,尤其是个人申诉制度对国际人权保护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非洲区域性人权保护机制也还存在着一些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