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秦简所见秦代“冗爵”制度考论

《岳麓书院藏秦简(柒)》中出现的“冗爵”是指秦官府征发冗者时约定冗作期限,冗日期满后授予的爵位。“冗爵”制度较早创设于统一战争中的秦王政时期,秦朝建立后一直沿用。秦代的“冗爵”与军功爵存在同样的效力,除授予方式不同外,其与军功爵并无差别,“冗爵”与军功爵的授予与管理,应属同一系统。秦代“冗爵”的授予以冗日期满为限,冗者若在冗日期限内犯罪,应视犯罪轻重程度,以及冗者身份是否转变成为刑徒来确定期满后是否授爵。岳麓秦简所见“冗爵”制度应是秦为新地或它郡募集人手而出台的特殊举措,其与传世文献中秦募民、迁民或入粟拜爵等特殊授爵政策的出台或具相似性。

“汧、演、渠、隄、■、衕”与秦城市的“备水”系统

“汧、演、渠、隄、■、衕”见于《岳麓书院藏秦简(陆)》第114简,这些设施依地势而建,形成完整的“备水”系统。兹参考古代文献和古代建筑的研究成果,对它们进行考证,以冀对出土秦简的理解与研究有所帮助。

《嶽麓書院藏秦簡(肆)》釋文校補(八則)

通過核對《嶽麓書院藏秦簡(肆)》的圖版和釋文,結合新出秦系簡牘及已有諸家之説,對《嶽麓書院藏秦簡(肆)》的字詞進行補釋和考校,進一步復原律令文本。字詞校補内容涉及八組簡:内史雜律(169-170);置吏律(1406+1303);獄校律(232-236);具律(228-229);䌛律(248-252);䌛律(253-256);秦令(303-304);秦令(318)。

“走马”为秦爵小考

最近发现的岳麓书院藏秦简所见材料,反映了走马在秦代为爵称,而非官称,且秦爵走马相当于汉二十等爵中的簪袅。簪袅、走马在字面上都可理解为驱马疾驰。秦汉爵称由职名演变而来,簪袅与周官走马的地位也是相适应的。走马、簪袅二名在秦代可能通用,汉初整理爵位时对同爵异称的情况进行了规范,从而废止了爵称走马的使用。

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

岳麓书院藏秦简中出现了许多秦代郡名,这些郡名中有些是典籍上常见的秦代郡名,有些是与近现代学者所考的秦四十八郡可以互证的,有些则是史书记载上从汉代才开始设置的郡名,还有个别的则是文献上从没出现过的秦代郡名。本文主要选取后几类中的"清河"、"衡山"、"泰山"、"庐江"、"四川"、"州陵"、"江湖"等郡名作些简略的考证,以供秦汉历史地理研究的学者们参考。

秦简所见里的拆并、吏员设置及相关问题——以《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为中心

《岳麓书院藏秦简(肆)》"尉卒律"及其他相关记载对里的规模及吏员设置等作了详尽而复杂的规定。从里的拆分与合并等情况看,秦在基层社会主要推行了里制,从而促进了聚落形态闾里化的进程,而设置里典、里父老的相关规定则反映了爵位等级在吏员除授中的重要作用。里的规模及吏员设置总体上反映了秦为加强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而对基层社会采取的权力体系一元化的控制与治理模式,体现了爵位制度在当时社会分层与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与价值。

岳麓书院秦简《数》“营军之述(術)”算题解

岳麓书院秦简《数》中有一道关于"营军之述(術)"的算题,其简文早已刊布,但迄今无人破解。文章以准确解读简文中的"大卒"、"大卒数"、"两"、"和"等关键词为切入点,将极易致人迷惑的"两和"二字连读以解密原简文意。对上揭关键词含义的准确把握以及对释文的正确标点,使原本难以理解的術文得到合理解读;将按術文计算的结果与残存的简文答案对照,两者完全一致,已散佚的简文答案亦浮出水面。

秦代“户赋”新证

本文通过对岳麓秦简中一条金布律文的解读,证明秦代不仅确有"户赋",而且还有很明确的有关征收"户赋"的时间和数量的具体规定,尤其是其中有关"刍"、"钱"的换算关系,给我们解读秦和汉初时期"户赋"的数量差异提供了新的材料。

秦汉律令性质及其关系新解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帝制政治的确立时期,也是律令体系的发轫时期。由于法家思想“明主治吏不治民”这一专制主张的深刻影响,作为“正罪名”的律所具有的普遍规范性质,正是通过“存事制”的令使其得以具体变化和适用的。秦汉时期的律令性质及其关系,不仅深刻折射出中国古代帝制政治的基本特点,而且全面影响了中国后世历代王朝律令体系的发展变化。

中国上古时代数学门类均输新探

均输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重要门类,数学经典《九章算术》专设第6章讨论它。前人对其渊源和它与作为经济政策的均输之关系,都多有未及或存在若干问题。文章利用更为丰富的考古文献和传世文献,对中国上古时代均输的发展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文章对《九章算术》“均输”章算题的特征进行了新的概括,指出“均输”的含义比前人理解的公平负担要宽泛,“均输”章的构成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算题的列入是编者刻意为之,而非随意安排。文章证明,不论是数学上的两类均输算题还是经济上的两种均输都有先秦及秦代的渊源,现存《九章算术》“均输”章的5个均输算题和睡虎地汉简《算术》中的一个均输算题虽然都定型于西汉,但在先秦及秦代应该已有其蓝本。岳麓书院藏秦简《数》和张家山汉简《算数书》证明,“均输”章后24题中有一部分在战国到西汉初期就很可能存在,不必等到公元前1世纪由耿寿昌补入。

出土秦简所见“从人”问题研究

“从人”并不是随从故六国反秦的贵族,而是主张合纵反秦者,也就是先秦时期的纵横家。秦每攻灭一国,便对该国的“从人”群体予以通缉。“从人”的处罚根据罪行轻重可判罚上至死刑、下至迁耐的刑罚,且会株连妻、子、同产等。简文中的“输”当释为“输作”,体现为长距离迁徙后的异地服刑。秦之所以严厉打击“从人”:首先,“从人”及“游说之术”与秦赖以立国的“耕战”策略相忤;其次,秦有“重刑以禁奸”的传统;最后,运用心态史学的方法分析可知,秦始皇的早年经历造就了其多疑、缺乏安全感的性格与强烈的权力欲,对“从人”群体进行打击的做法亦与秦始皇个人心态有关。

岳麓书院藏秦简“得之强与弃妻奸案”的社会性别考察

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一份乞鞫文书,整理者命名为“得之强与弃妻奸案”,完整记录了一件强奸未遂案的复审情况,其中包括“得之”(人名)和其前妻“[六于乂]”(人名)对案情过程的陈述以及案件发生地当阳县及其上级机关审案人员对该案件的审讯及复审结果。以社会性别的视角审视这一案件发生及判决的全过程,可以对秦汉时期“弃妻”的权利及强奸未遂案判决的法律适用有全新的认识。据此推知,在秦代,“弃妻”离开夫家以后,极有可能成为单独的女户,与前夫之间不再有紧密的法律关系,而“弃妻”之子也大概率会归母亲抚养。另外,对于强奸未遂案,官府并没有专门的法条维护受害女性的人身权利,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不追究或比照和奸、斗殴案件处理。

新出秦简所见“薄留”考

考察新出秦简所见"薄留"对于认识秦代制书、讂书等的下行运作方式具有一定意义。比较研究里耶秦简与岳麓秦简发现,关于制书、讂书等上级文书提出的征询、追捕等要求,下级官府应制作一牒"薄"进行回应,其上题写三点内容:制书、讂书等上级文书的到达及停留后继续传送时间及其在本官府停留日数和停留情状。这种"薄"主要与"留"紧密相关,又称之为"薄留"。"薄留"的形制是一种狭长的单独简,两端整齐,正面居中单行题写内容。在实际的文书运作中,上级可以明确提出"展(言、报)薄留日"等要求下级官府报告"薄留"。

从岳麓秦简“芮盗卖公列地案”论秦代市肆建筑

通过对岳麓秦简中一则盗卖市肆案件的司法文书的解读,结合考古发现和其他文献材料,论述了秦代的市、肆、列、市亭的概念界定、建筑形制、布局规划。

《岳麓书院藏秦简(三)》对语文辞书修订的价值

《岳麓书院藏秦简(三)》是记载司法案件的法律简,具有极强的文献真实性。就其中的词汇现象而言,可以为辞书书证补阙,可以提前辞书"始见书",可以增补辞书义项。所以,《岳麓书院藏秦简(三)》对语文辞书修订具有重要的价值,应该成为辞书修订的重要材料。

出土秦简所见秦的君臣奏对

秦有着悠久的君臣奏对传统,起初大多是单向的君问臣答,在秦统一前后,问对程序被进一步规范并最终确立为奏对制度。考察出土秦简可以发现,奏对旨在君臣共商如何解决现行法律中没有比附条文的新问题,经过“提案-群体讨论-君主决策”的流程,以“令”的形式颁行,具有高于现行成文法律的效力。奏对过程以君主的意志为主导,臣民的建言献策仅有参考作用。但奏对制定的决策并非都为解决实际问题,有时仅为满足统治者一己私欲,因此需要辩证地评价。

岳麓书院藏秦简研究综述

有关岳麓书院藏秦简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问世。对其中释文考释、郡名地望、秦律令名几个方面的研究进行梳理综述,有益于后续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秦“输作”相关问题研究——以岳麓书院藏秦简为中心

“输作”在简文中亦被称为“输”或“论输某处作”,是秦王朝通常配合“完城旦舂”等刑罚所使用的一种处罚方式。其惩罚特征有二:其一是远距离调动,异地服刑;其二是到达目的地后的“苦作”,且不得赦免。“输作”主要针对那些对秦王朝统治秩序构成潜在威胁的人,如主张合纵反秦者、反秦活动的参加者以及挑战统治秩序的“悍”者。据现有资料已知的“输”目的地有巴蜀以及设置在洞庭“难亡”之处的一些“恒迁所”。管理方面,在连坐的基础上实行购赏制度,鼓励互相监视与告发。

《岳麓书院藏秦简(五)》上事“散书”补释

《岳麓书院藏秦简(五)》卒令中的上事“散书”条中的“散”,原整理者解释为“拆散”之意,受前文解释的影响,将另一条卒令“必皆散取急辞”中的“散”也释读为“拆散”之意。从词义与行文逻辑解释,两处“散”释读为“拆散”都会让律令文意不通,且两条律令互为冲突。本文通过对两则卒令的史学分析、文字考证,认为《岳麓书院藏秦简(五)》中的两处“散”当释为“摘要”之意,行文的“散书”则可理解为文书摘要,则两令文从字顺、相辅相成。

秦汉官吏犯罪的处罚研究——以“废”官为中心

“废”官作为对官吏“撤职永不叙用”的专用处罚,一直被学界所公认。然而,从现有公布的秦汉出土文献以及传世文献来看,秦统一之后,由于领土的急剧扩大以及爵位在刑罚体系中功能的增强,“废”作为秦特有的处罚方式,其“永不叙用”的处罚功能被分解出来。“免官削爵”“废锢”等词汇开始承担“废”官的原有功能,“废”逐渐从律令法制术语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