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哲学的登场、进路与前景

以“家”为基点的哲学思考在中国学界逐渐升温,“家哲学”的兴起是学界面对现代性的弊病,反思儒家伦理学,试图复兴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儒家伦理的现代转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的一种尝试。通过中西比较视野,运用现象学、人类学方法,以及家的本体论建构,家哲学研究致力于寻找家的普遍性意义,呈现规范性的理论进路。家哲学的当代进路,需要从文明形态对话的视阈审视家哲学的理性限度,回应流动性社会、全球化、人工智能时代家哲学的建构功能,探索当代中国老龄文明所需要的家哲学文化战略。

流派与思想:先秦商家经营管理思想考察

春秋战国时期,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商贾阶层的形成推动着商业理论家的出现,计然、范蠡、白圭、子贡等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他们以“治生”“货殖”作为实践、观察对象,研究与市场相联系的商品经营以及探讨如何增殖财富等问题,为后世开启了商业经营管理的学术流派,形成与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相提并论的“商家”。先秦商家经营管理思想既有宏观的理论构念,也有具体方法策略,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市场预测论、经营策略论、经营者素质论、商业伦理论等四方面;先秦商家经营管理思想是“行动的”而非纯粹“思辨的”,是认识论、伦理论和辩证论的合一,具有“实用理性”的显著特质;先秦商家经营管理思想是商业经营管理的人文、科学与哲学的高度统一,显示着“商势”“商策”“商道”等文化内涵。

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哲学的历史

与西方传统的意识性哲学不同,中国古代哲学乃为一种身体性哲学。该哲学不仅从身体出发以其突出的此在、性感和历时的性质而与西方哲学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其哲学的整个历史亦循着一种迥异于西方哲学史的理路而展开。如果说西方哲学史是一我思之于我思对象不断逼近的线性论的历史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史则体现为一根身的道体一辟一阖的循环论的历史。就其大的脉络而言,先秦哲学标志着身体的挺立,宋明哲学则意味着身体的退隐和与之相偕的心识的觉醒,而明清哲学则代表着向身体的回归的运动。这一中国哲学史的内在理路的揭示,既历史与逻辑一致地是对身体而非心体这一中国哲学本体的真正澄清,又对于我们把握整个人类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以一种历史的辩证法为我们表明,正如西方的意识哲学的启蒙曾经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现代文明那样,在后现代日行日近的今天,对中国古老的“身体之书”的重新解读,也必将使中华文明再次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道的理化与知行之辨——中国哲学从先秦到宋明的演变

宋明哲学与先秦哲学在知行问题上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是,前者是以行为中心的人文,相对而言,宋明哲学则强调了知的中心意义。知行之辨上的以上差异最终根源于本体论上的如下不同:先秦哲学是以“道”为中心语词的人文,而宋明哲学则是以“理”为中心语词的人文。从先秦到宋明,中国哲学的转换表现为基本语词的变迁,这就是道的理化现象。通过对戴震、王船山哲学的解读,可以彰显中国哲学演化的上述线索。

回省“诸子时代”:儒、墨、道、名、法思想巡礼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史的"轴心时代"。王权式徵,诸侯异政,学风下移,士精神的崛起,营造了思想史上"和而不同"百家争鸣的人文奇观。诸子学的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其思想的原创性,而原创性思维必然带有风格的多样性。诸子智慧中深藏着一个丰富的"意义世界",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可以受到深刻的启迪。

再论人体体质与气质及其分型

重申了人体体质的概念;根据易经原理对体质与气质的关系作了分析;对当前几种主要体质分型方法作了简要评述;强调领悟先秦哲学对学习中医学的重要性。

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先秦思想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如果我们将哲学定义为对超时空与人群的人类根本问题的系统反思,那么中国思想是含有哲学之向度的,并且中国哲学有其表达系统反思的方式。哲学的比较应以不同哲学流派所面对的问题为基础,因为先秦诸子所处理的周秦之变的问题与欧洲现代化早期问题多有重叠,所以中国先秦思想不但有哲学成分,它更是一种以现代性为关怀的政治哲学。通过对先秦思想本质的分析,我们希望重新反思现代性的内涵,以及中国传统政治的现代相关性。

纯语言性反思与分析理性思想的端倪——先秦哲学的语言关涉与名家思想取向

本文对先秦儒、道、墨、名4个主要哲学流派的语言哲学观点进行讨论,认为在语言问题上,儒家思想具有道德行为实用主义倾向,道家则表现出很强的语用主义,墨家的语言哲学明显打上经验主义的烙印。只有名家盯住语言进行语言追问,他们的命题有着强烈的分析理性特征。先秦“名实之辩”必然导致名家的诞生,而这说明,虽然汉语缺乏西方语言的句法形式化特点,但中国哲学思想中理性主义是完全可能诞生于纯语言性分析之中的。

在理念与仪则之间——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礼义与礼仪

本文探讨了先秦儒家思想中礼义与礼仪的界定,分析了礼义与礼仪的含义与社会作用,并提出在现代社会中,礼义仍然有存在的意义,礼仪则应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先秦语言哲学的流派分野与共同特征

先秦诸子都对语言问题倍加关注,致使语言哲学成为先秦的"显学"。一方面,各家对语言的认定并不相同,形成了三个主要流派,即孔子代表的德行派、老庄代表的本体派和由墨子、名家、法家、荀子组成的逻辑派。另一方面,三派的观点具有共同特征:第一,注重名实关系,具有浓郁的正名情结;第二,对语言持否定、谨慎态度,乃至"无言"成为共同结局。先秦语言哲学的共同特征体现并浓缩了中国古代哲学、传统文化的伦理本位和人文情怀,归根结蒂是为了道德的完善和正名的需要。

春秋兵学对于先秦哲学思想的贡献

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春秋兵学对于先秦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它在军事实践中重视特殊性的对象、时空条件、目标意义和组织形式,揭示了对立统一和控制反控制的本质关系,奠定了汉民族的功利理性精神。其中有关军队组织建设的思想和实践直接开启了先秦法家的政治路线,有关作战谋略的认识又是先秦术家的思想渊源。《孙子兵法》对于战争性质、形式等的界定和阐述,还是先秦思辨哲学的初阶。它的军事理性与墨家重视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生活理性,《周易》重视发展变易的历史理性各有特点。它的功利精神与孔子继承传统而来的道德信仰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两大源头。

先秦语言哲学流派问题再探

本文再思考先秦语言哲学流派中的"逻辑派",认为先秦语言哲学的流派应当分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先验主义德行派,老、庄的玄学本体派,墨家尤其是后期墨家的经验主义实证派,名家的唯理主义思辨派等4大派别。其中,真正具有以求真为目的的哲学学派只有墨家和名家。关于先秦语言哲学流派,特别是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的研究,对于我国现代语言学理论流派的建设具有思想启发价值。

钱穆文化哲学探微

在钱穆的思想世界里,文化即是历史,文化即是人生,研究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哲学。钱穆把文化的本质视为人生,视为生命,并从生命的内部去找寻文化的心性本体,从而使"文化"获得了哲学的认可与关注,文化进入了哲学范畴的领域。钱穆判定中西文化,一是内倾型文化,一是外倾型文化,它们的不同实质上就是人生表现的不同,即"成己"与"成物"的不同。钱穆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前景充满信心,各民族文化的新生必将带来世界文化的新生,中华文化对现代世界文化的新生将担任十分重要的角色。

从管理哲学视角看先秦兵家的治道模式

先秦兵家的治道思想以"道胜"为宗旨,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目标,以"悬权而动"为行为标准,以"分数"为运行形态,以"文武相济"为约束机制,构成了兵家思想的管理观。即包括管理的本质观、目标观、行为观、组织观、控制观,以此构建了管理型兵家的治道模式。

从“身体映像”到“身体哲学”——秦汉身体哲学的建构理路与诠释范式探析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人之身体由内而外所呈现的"身体映像"是哲学建构的重要诠释范式之一。诸多思想家以此为基点,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展开诸多经典命题的重新阐释与哲学体系的创建。可以说,正是在对"身体映像"的观照中,秦汉之际的哲人们建构了与众不同的"身体哲学";试图以源于身体认知的经验理性去弥合天人之间的距离,从而达到对天与自然的深度体认与把握。因此,他们通过"身体映像"类比出"天地映像",提出了"同气"、"同数"与"同构"等具体诠释范式,完成了身体哲学的体系化建构。这一点,无论是在道家作品《淮南子》那里,还是在儒家作品《春秋繁露》那里,乃至在黄老作品《黄帝内经》中,均有较为明显的表现。

中西方传统中的德性与治理——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孔孟思想为核心的行政哲学比较

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的古希腊思想家及以孔子、孟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儒家,都对德性与治理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深入的考察,其思想中都蕴含着丰富的行政哲学思想资源。在德性与规范的关系问题上,中西方的德性都具有事实上的行政权力规范功能,其都将"好人"作为善治的基础,从而区别于现代的规范伦理学。在德性的结构与治理的关联性上,中西方都认为德性存在着主体分化性和稳定性,而对德性的主体分化性和稳定性的理解,又影响着其对行政模式的具体设计。在德与位的关系问题上,中西方思想家对二者的对应性都表现出一定的犹疑,在理想逻辑中期待德与位的统一,而现实中德位分离的状态又使其不得不寻求德位统一的新的解释逻辑。

刘基《拟连珠》哲学思想研究

刘基《拟连珠》思想理论的来源主要是孔子、孟子、荀子、墨子以及《易》学、名家、法家、兵家、老庄道家辩证法等先秦元典文献,充分体现了刘基作为"一代文宗"而有的"会通百家、兼容儒道"的为学风格与理论旨趣。《拟连珠》的哲学思想既有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等一般理论原理,又涵括了人性论、修养论、治国论、人才观等中国传统哲学要义。刘基的哲学思想与学术成就是建构在先秦子学思想体系之上的,具有"先秦诸子学"的秉性与特征。

论中国社会早期的音乐哲学

在现代形态的音乐史研究中,人们已习惯于将审美价值视为音乐的核心价值,将音乐的历史看作被"审美"一词限定的历史,但在中国社会早期,音乐的价值却远远溢出了美的边界,几乎可以将中国人的天地人神之思一网打尽。就哲学而言,这种围绕音乐的思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道、气、风、声视为音乐的本源,从而将人工艺术与天地自然打通;二是将声律、音律或乐律理解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律法,从而将音乐秩序挪移为宇宙秩序;三是以道论、数论和气论为音乐进行本体论定位,从而使音乐的价值获得形而上的阐明。要而言之,在中国社会早期的观念中,音乐被视为世界存在的基本性状,它的哲学品格要远远大于美学品格。这预示着一种回归中国历史本身的音乐史研究,必须超越美和艺术的限界,将其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世界经验来看待。

先秦名家在形容词语义中的哲学盘旋

本文通过对"白狗黑"等先秦名家"诡辩"命题的研究,指出这些命题是先秦名家的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命题。由于古汉语的非屈折性语言特征,先秦名家通过对形容词之为"名"的语义本体地位的反思,展开对存在、知识的本质等哲学核心问题的形而上学思辨,提出与现代认知语言学的哲学立场非常吻合的语言哲学思想。他们的"诡辩"命题反映的正是与西方哲学不同的、具有古汉语特色的理性主义哲学思辨路径。

论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三个层次

先秦儒家对理想人格进行了系统的设计和论述,他们肯定每一个体都有完善自我人格的潜在因素和现实能力,但又非众生皆平,不同的政治阶层具有不同的理想人格,自下而上分别是君子、贤人、圣人。这种层次性是现实等级秩序的反映,君子、贤人、圣人既是先秦儒家对庶民以上的各阶层提出的做人要求,又是为他们划定的“成人”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