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与基本法关系新论:主体法与附属法

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实践问题,但关于此问题仍然存在"上位法与下位法关系说"、"一般法与特别法关系说"等不同观点,迄今未有形成共识。"上位法与下位法关系说",难以解释作为下位法的基本法规范约束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部分宪法规范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一般法与特别法关系说"会导致所有宪法规范都不在特别行政区实行。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可认定为主体法与附属法的关系,即基本法规范也属于宪法规范,是主权者就特别行政区作出的特别规定,但基本法不是特别行政区的"宪法"或"小宪法",必须附属于宪法而存在。宪法中与特别行政区有关的规范,只要基本法没有做出特别规定,无疑都适用于特别行政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话语体系论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话语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处于重要地位,甚至体现着中国宪法学研究的政治方向和学术高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话语体系的关键在于凸显中国宪法学的中国特质,将中国宪法学有别于西方宪法学之处以科学方式予以表达。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话语体系应遵循特定路径,包括围绕党的领导阐明中国宪法问题的特殊性,坚持“两个结合”,坚持问题导向,以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话语体系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话语体系主要由核心话语、基本话语和具体话语构成,在构建话语体系时,应根据话语本身在宪法学研究中的地位安排研究重点。

人格权法定的宪法之维与民法典编纂

人格权法定存在两种不同语境:一是立足于人格权类型、边界的明确,二是着眼于人格权的权利基础。人格权法定的肯定论多强调前者,否定论则主要从后者出发。事实上,人格权的基础既非民法赋予,也不是来源于宪法:宪法规范存在多种类型,人之尊严、人权不是宪法权利,而是实证权利的价值基础,其与民事权利仍然泾渭分明。从立法技术上看,人格权法定既有可能也有必要。民法、宪法对人格权采取了不同的类型技术,标准在于个人受义务主体侵害的可能性;民法人格权与宪法人格权均具有开放结构,但新生民事权利仅对宪法权利具有类型联想意义。在人格权类型和边界的界定上,"民法典(草案)"取得了重要成绩,但仍应作出相应修改。

试论香港宪法的渊源与发展

香港法律因历史原因具有混合性的特点,而香港宪法的源流和形式亦有其多样性,这两点均反映在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的香港宪政状况之中。九七之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宪法的发展和表现形式受到中国1982年宪法、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和1990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性影响。中国政府务实地履行法律上的义务和承诺的举动,保障了香港的高度自治及政局稳定和经济繁荣。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针对香港问题实施宪法的实践——以33份规范性文件为样本

在香港问题上实施宪法,因充斥着法理争议与政治争拗,始终是基本法研究领域的难点。经过梳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针对香港问题通过的规范性文件,发现在涉及"解决《中英联合声明》的批准""创设香港新宪制秩序""处理香港政改争议""行使法律解释权"和"决定特区租管地"五方面问题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至少在33份规范性文件中实施了宪法。由此可见,宪法在涉及香港问题上加以实施绝非纯粹的学理想象,而是真实存在的现实问题。当然,现有的宪法实施模式在宪法条文的选择及实施方式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这其中既有法律理念的原因,也有政治考量的因素。应看到,在基本法逐渐被香港法院"宪法化"的趋势下,提炼宪法在香港实施的原理,不仅有利于澄清宪法在香港宪制结构中的地位,而且对提升港人的国家政治认同也会产生积极作用。

习近平法治思想“十一个坚持”的法理逻辑结构与功能透析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这一概念。习近平法治思想既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对法治中国建设实践作出的全面和系统的法理思考,兼具党的集体领导与领袖个人贡献两方面的理论生成要素,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新形态、新发展。如何全面、系统、科学地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内涵,构建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体系,是当前法学界面临的一项重要理论研究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十一个坚持"构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其理论性质和特征直接决定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体系的建构方向。从法律关系的法理出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关系层面上认识"十一个坚持"的思想内涵,"十一个坚持"全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特色,对法治关系的主体、客体、目的、手段以及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等基本逻辑要素进行科学分类和详细论述,上述理论特质为科学构建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体系提供了必要的理论资源。

论宪法在港澳实施的异同及原因——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55份规范性文件为样本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港澳问题处理上,至少在55份规范性文件中实施了宪法。对比宪法在香港与澳门的实践,可以发现二者在"宪法实施涉及的问题类别""宪法实施的具体方式"以及"港澳法院对宪法实施的立场"上呈现出不同特点。分析宪法在港澳之间实施现状异同的原因,不能无视"中国宪法的特质"与"港澳特殊的宪制背景",应在规范分析的基础上,引入功能主义的思维方式,从"制度原初目标"与"制度演化因素"两个角度加以判断。阐明宪法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制度逻辑,有利于扩展与深化对港澳宪制结构的认知,促进"宪法在港澳实施共识性理论"的形成。

香港复合式宪制结构研究

为了解决“一国两制”政策之下,宪法在香港实施不能直接照搬内地模式的问题,全国人大专门制定了作为“宪法性特别法”的基本法,使二者共同构成香港的宪制基础。如此,香港便形成了一种复合式的宪制结构。复合式宪制结构固然降低了香港的回归成本,然而进入日常政治阶段后,这一宪制结构所蕴含的“离心”特性也同时提升了香港的管治成本。在此背景下,基本法透过司法审查实践不断呈现出的“宪法化”趋势,更是进一步激活了上述“离心性”基因,致使香港宪制结构处于失衡状态。为了扭转这一趋势,避免“离心效应”所诱发的政治实践破坏“一国两制”存续的前提,有必要探索相应法律路径,使“作为宪制基础的宪法”能够真实地嵌入到香港宪制结构之中,并通过与基本法的良性互动,实现香港复合式宪制结构从“失衡”到“再平衡”的转轨。

论宪法与党章的关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顶层设计"下,宪法和党章的关系应当作出合理而适切的安排。两者应当是相互区别、相互呼应、相得益彰的关系。从相互区别来看,宪法和党章分属不同的规范体系,由于各自性质、约束对象、效力形式不同而不可将两者混为一谈。从相互呼应来看,宪法和党章在外在表现形态上呈现出一致性,宪法确立了党的领导地位,党章要求党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党章所确立的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又成为宪法制定实施的基本指针。从相得益彰来看,宪法和党章实质统一于治国理政与从严治党的实践中,统一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客观需求中,统一于"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目标追求中。

从民事基本法律到基础性法律:民法典地位论

我国现有理论多将民法典归入民事基本法律的范畴。民事基本法律的概念虽颇具中国特色,却内涵不明、效力模糊,且将民法典定位为民事基本法律会不当缩限民法典的效力范围,也不利于协调民法典与其他法律的关系,更不利于维护民法典的稳定与权威。民法典在调整对象、价值目标、法律功效、立法技术和立法过程等方面,均展现出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法典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的论断,既发展了法律体系理论,又深化了对民法典地位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原创性和实践指导性。从民事基本法律到基础性法律的地位提升,符合我国民法典的内在属性,契合宪法本旨和社会需要。作为基础性法律的民法典超越了民事基本法律的局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根本法属性,对立法、司法和行政均有建构上和适用上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