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权的希尔伯特问题

诉权是民事诉讼法学的首要希尔伯特问题。面对边缘化风险,民事诉权亟需证成自身的有用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事诉权先后肩负民事诉讼体制的社会主义转型、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立案登记制改革以及“切实实施民法典”的历史使命与时代精神。二元诉权论虽然是我国长期坚守的通说,但并未对诉权规范及其实践提供清晰的概念指引,法律文本中的诉权规范可能分别指向起诉行为、起诉权、胜诉权、案件受理等意涵。学说史的发展和迭代表明,诉权保障并不必然伴随立案登记制。立案登记制改革亟待与诉权模式转型形成联动。二元诉权论与具体公法诉权论存在亲缘关系。囿于诉之可能性等关键概念缺失以及“案多人少”的现实挑战,二元诉权论同样面临“起诉难”这一私法诉权说的实践弊病。“诉讼爆炸”“无理缠诉”并非诉权模式转型的当然结果。随着民事诉权希尔伯特问题的有效解决,立案登记制改革终将走出“历史的三峡”,实现民事诉权保障与规制的衡平与共赢。

电子监控证据开示制度研究

电子监控证据的开示既触及社会公共利益,又涉及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探究电子监控证据开示制度对于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基本权利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规范分析和比较研究,揭示出电子监控证据的生成机制具有封闭性,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可能会以“公共利益豁免”为由拒绝开示电子监控证据;同时,因遵循最后使用原则,电子监控证据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具有决定性作用,拒绝开示必然会影响公民的基本权利。从“目的”或“动机”看,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名,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并非不可,但在同等实效下,应当选择不限制基本权利或者限制程度更小的其他手段。直接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由,拒绝开示电子监控证据违背了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因此,有必要探索适当的电子监控证据开示方式。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电子监控证据开示的是纳入监控卷宗,准备作为指控依据的卷宗材料和关联电子数据,开示的方式均为查阅、摘抄和复制。此种制度安排的缺陷在于:一方面,对于纳入监控卷宗的电子监控证据,刑事诉讼法没有区分卷宗材料和电子数据,缺乏精细化规定,进而导致电子监控证据开示局限于开示与不开示的二元模式;另一方面,对控诉机关不准备作为证据使用,没有纳入案卷的材料,辩方难以获得查阅、摘抄和复制的机会,因而对其无从知悉,即便知悉后申请司法机关调取,也难以获得支持。事实上,监控卷宗和电子数据承载的内容不同,监控卷宗和电子数据的开示方式应当有所区别。而电子监控获取的海量电子数据可能包含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有决定性意义的材料,故未入卷材料具有开示的必要。有鉴于此,需按照入卷证据和未入卷证据的二元框架,建构差异化的电子监控证据开示制度。对于入卷证据的开示,可以要求辩方签署保密协议,准许其查阅、摘抄、复制监控卷宗,以及查阅、摘抄监控电子数据。然而,基于保护技术侦查方法的目的,对辩方复制监控电子数据的申请可不予准许。对于未入卷材料的开示,控方应当向辩方提供数据清单和数据选择的标准,同时辩方享有提出异议、申请调取关联数据的权利。

论我国民事诉讼立案登记的积极要件——兼评《民事诉讼法》第119条

以往学界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要求的立案登记积极要件"门槛高",然而,在现行立案登记制模式下,这种解读已不适宜。现行民事诉讼立法上的立案积极要件是可以解释的,也是可以适用的。司法现实中的"立案难"问题并不能归咎于立法。未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对立案登记积极要件修订时,立法者应考虑到尽早过滤无法律利益的诉、兼顾诉讼解纷的固有界限、秉持宽容的立案受理理念的外部因素。由此留下的解纷真空,则可通过讼外解纷机制的构建和完善来填补。

刑事立案监督立法完善问题研究

立案监督是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赋予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行使的一项重要监督权力。但目前立案监督立法存在监督对象不全、范围狭窄、手段乏力、具体监督部门不明等问题。加强刑事诉讼立案监督对于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保障程序公正的实现、加强人权的保障以及避免权力的滥用都具有很大的必要性。为此,应从扩大监督对象、拓宽监督内容、强化监督措施、组建专门监督部门等方面完善立案监督的相关规定。

民事强制执行案件不宜实行立案登记制度

由于强制执行案件不同于普通的民事案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不宜实行立案登记制度。立案登记制度的适用不宜延长至强制执行阶段;强制执行的案件特点限制立案登记制度的适用;强制执行案件不存在适用立案登记制度的必要性;强制执行案件的规范要求不宜适用立案登记制度;强制执行人员整体现状与改革走向不宜适用立案登记制度;执行依据不明确的现状限制立案登记制度的适用。

论我国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及其衔接

法律与法律之间应当协调统一而不应冲突,但我国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却存在明显冲突,具体表现在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等三个方面。这些冲突必须加以解决,否则会影响新律师法的实施,会阻碍律师依法行使新律师法规定的相应权利。解决二者冲突的途径应该是使他们实现衔接,具体衔接方案可以是适用新法方案、法律解释确认方案和修改刑事诉讼法方案。

我国律师辩护的现状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规定的不甚完善和某些执法人员对律师工作存在着不适当的看法,律师在辩护的过程中困难重重。从会见犯罪嫌疑人到调查取证以及阅卷、法庭辩护处处有不合理的限制,致使律师辩护的作用难以发挥,甚至自己的安全都保障不了,更不用说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很多律师不愿受理辩护业务,律师辩护陷入了困境。本文分析了上述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

认罪认罚案件中被追诉人阅卷权的实现

关于被追诉人本人是否享有阅卷权的问题,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均存在争议,迄今仍难以达成一致。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背景下,赋予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阅卷权具有其内在的必要性,这既是保证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基础,同时也是因为值班律师制度无法满足现实需求。认罪认罚案件中赋予被追诉人阅卷权,存在观念、规范和实践层面的障碍,需要通过完善制度去消解这些障碍。在阅卷权的实现机制上,需要科学设定阅卷时间和范围,在实施规则上合理安排阅卷地点和方式,并且配套程序性制裁作为救济方式。

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度之实效及其完善

从"立案审查"到"立案登记"的转变,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诉权,解决"立案难"顽疾,体现"司法为民"理念而推出的一项改革措施。与民事诉讼相比,因被告主体的特殊性,"立案难"在行政诉讼中的表现更为严重。在审视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度实施效果的基础上,结合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建议从明确起诉条件审查标准、完善监督救济机制、增设实体判决要件制度等方面对该制度予以完善。

被害人权利的逻辑起点:侦查阶段的知情权——兼谈立破案回告制度

作为诉讼主体,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应享有广泛的权利,但长期以来,被害人的权利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在被害人所应享有的权利中,知情权是其他权利的逻辑前提和基础。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害人在侦查阶段享有知情权,但在知情权的内容、享有的方式以及这一权利受到侵害后救济途径等方面的规定还有不完善之处,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产生了很多问题,损害了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因此,应以司法实践中创新的立破案回告制度为基础,通过将此制度法制化来完善被害人在侦查阶段的知情权。

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与阅卷制度比较研究——兼谈我国阅卷制度的构建

在两大法系国家,虽然存在具体制度设计上的差异,但都设立相应的制度来保障控辩双方的证据知情权。在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中采用证据开示制度来实现控辩双方的证据知悉权,而在职权主义诉讼中则存在广泛的阅卷制度。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强化了控辩双方庭审过程中的对抗性,然而在我国未完全建立起当事人主义的情况下,不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而是应借鉴当事人主义证据开示制度的合理成分,建立并完善阅卷制度来保障控辩双方的证据知悉权。

从律师阅卷权的保障看检察机关诉讼观念的转变

1996年刑诉法修改以后 ,围绕着如何保障律师阅卷权的问题 ,学术界展开热烈的讨论。笔者认为 ,要保障律师享有充分的阅卷权 ,就要求检察机关必须彻底转变诉讼观念 ,在新的诉讼模式中明确自身的价值与地位 ,积极向辩方开示本方所掌握的所有证据 ,在与辩方平等对抗中发现案件事实 。

新《律师法》与律师阅卷制度之完善

新《律师法》扩大了律师的阅卷范围,明确了阅卷权是律师所享有的一项法定权利。在审查起诉阶段保障律师阅卷权具有重大意义。两大法系国家在保障辩方审前程序知情权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其目的是为了保障辩方及时、全面地掌握案件信息,与控方展开平等对抗或者在审判阶段进行有效辩护。我国应借鉴其中合理的规定和做法,在律师阅卷的时间、地点、范围等方面进行完善。

C语言案例教学之文件读写

鉴于C语言的重要性,许多高校都将它作为计算机相关专业的编程入门语言。文件读写是C语言的一个关键知识模块,针对该模块抽象难学的问题,提出运用案例教学法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其中的原理和要点,给出完整的教学案例,讨论案例教学的实施过程。通过案例教学,学生能对文件读写有直观和深刻的理解。

谈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问题

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辩护制度,仅仅在侦查阶段允许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有限的法律帮助是无法很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的。根本的做法应当是,取消"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与"辩护律师"在称谓上的不同,而统称为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即赋予律师以辩护权以及在侦查阶段即赋予犯罪嫌疑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以弥补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之立法不足,这对于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法律位阶视角下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与协调

自2008年我国新修正的律师法实施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有关其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及协调问题的探讨从未停止。立足于理论层面和实定法层面对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位阶规定,在宏观领域构筑共识的基础上,从律师权利义务的微观层面分析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冲突与协调问题。

刑事值班律师阅卷权研究

我国值班律师最大的争议点在于其是否具有辩护人地位。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值班律师履行的是法律帮助职权,而非辩护职权。但是这并不妨碍其具有阅卷权,阅卷权并非辩护人独享。为了保障无辩护人的被追诉人的知情权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顺利运行,值班律师具有阅卷的必要性。阅卷应当成为值班律师可选择适用的权利。完善值班律师的阅卷权,应当进一步明确其阅卷的时间起点、丰富其具体方式、界定其案卷范围并完善其便利条件。

论信访立案制度的法律规制

信访权利救济机制是一种特殊的、补充性权利救济机制,其受案范围不仅包括不能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纠纷,也应包括重大、紧急事项以及诉讼等方式不能实质性解决的纠纷。对信访立案制度进行法律规制,一方面要加强信访信息化建设,有效提高信访信息交流效率,为信访立案法律规制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另一方面则要强化信访立案和受理的程序规则,避免案件受理的随意性,保障信访人的信访权,降低越级访、闹访、缠访等"非法访"。

新形势下知识产权犯罪自诉之困境与出路

在知识产权大发展背景下,我国知识产权司法和执法状况较之以前有很大改观,但刑事追诉情况仍不理想,刑事自诉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造成知识产权犯罪自诉适用不足的原因主要有因立案条件高,自诉人举证难,法院调取证据难而导致的客观上立案困难,以及自诉人主观上自诉意愿不足。应适度降低立案条件,充分利用刑事侦查资源,调取行政执法证据,注重专家介入庭审,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多头并举提高自诉积极性。

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完善思考——以全案移送主义的回归为视角

摘要：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将案卷移送方式回归到最初的全案移送方式。全案移送符合我国当下的司法现状，也顺应职权主义国家追求实体正义的诉讼理念，但并非实行全案移送主义就能完全解决我国公诉案卷移送制度存在的所有问题，其至少存在法官预断、不当诉讼难以彻底杜绝和默读审判无法完全避免三种风险。基于此，在全面分析全案移送主义的基础上，提出设立庭前征询程序、增设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实行庭前实质审查、确立审判中心主义和规范公诉案卷移送程序对公诉案卷移送制度加以改进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