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兴衰与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

大国兴衰与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尽管近代以来国际秩序的具体形态不断发生演变,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不断发生改变,但欧洲和西方大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二战结束之后,摆脱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位的非西方大国开始登上世界舞台。冷战结束后,一批非西方大国在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乘势而起,改变了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结果,促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相比于西方大国,非西方大国不仅具有更为广阔和长远的发展优势,更有不同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追求,从而为国际秩序的发展变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想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更是为超越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局,构建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了令人鼓舞的发展目标和前景。

论文化权衡与大国崛起——从秦国崛起说起

一个国家的崛起受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软硬条件的制约,其中,文化被看作一种软权力,在一个国家崛起中具有权衡作用,就像通过一杆秤的权(秤砣)衡(秤杆)就可以来称量出轻重不同的物体一样。一个国家的文化权衡,"四两拨千斤",在国家崛起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影响国家战略决策和战略意志,决定国家发展方向。春秋战国时代,秦国崛起的历史为文化权衡作用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不可不重视文化权衡的重要作用。

偶然中的必然:《大秦帝国》的悲剧品格

《大秦帝国》是一出威武雄壮有着阳刚之美的大悲剧。作家牢牢抓住偶然,并通过偶然的人物和事件,揭示出隐藏在历史生活中的必然。在对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的具体描写中,真实地历史地塑造出扶苏、蒙恬的悲剧性格和李斯性格的二重性。赵高的"秘密伞盖"集中暴露出秦法中尊王、反智、愚民的"黑洞"和秦帝国短命而亡的内在根由。小说体现了悲剧与喜剧的转换:中华民族将经过若干历史阶段,微笑着与自己的过去诀别。

艺术还原轴心时代的东方法制本相——《大秦帝国》的再评论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等于小说和影视艺术；同样，小说和影视也不等于历史。历史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真正理解电视剧《大秦帝国》的关键在于摒弃暴力血腥和“文革”批评话语，从艺术的角度还原轴心时代的东方法制本相，还原当下经济社会改革的法制趋向和大一统的历史本意。通过舞台的英雄悲剧、银屏的幻灭喜剧，可以充分理解我们这个民族所走过的上下五千年艰难历程。

侧翼大国的战略悲剧——秦帝国的兴衰与美帝国的浮沉

获得霸权的国家多出自侧翼或边缘地带,它们通常拥有攻守自如、坐观成败的超然地位,但侧翼大国似乎不能建立持久、稳定的霸权秩序;侧翼大国的成功养成根深蒂固的刚性原则,并形成战略沉疴;历史上秦帝国与美国都未能避免瓦解或失败的结局;侧翼大国上升为中心强国时所具有的地缘优势逆转,要建立持久稳定的统治秩序需要克服地缘上的不利,并作出明智而富有远见的政治安排;大国被其地缘与历史所限定,秦帝国与美帝国的命运正是这一地缘铁律的最好例证。

审美视野的《大秦帝国》

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最大的革新是精神理念上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文明史观与创作理念的颠覆性和挑战性;二,文史哲交融的大文学观,将议论、历史考评文字作为小说构成要素;三,立足于新的时代新的历史起点,形成和确立了"历史发展是文明形态的演进"的审美判断,形象地呈现了民族文明形态演进的轨迹。作者对议论思辨、考证文字的运用,成为《大秦帝国》这一充满生命气息的有机整体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有些繁多的考证文字和图示,容易冲淡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给予读者的审美意味;最后的"祭秦论"部分,在与整部作品的情感发展逻辑的有机统一性、人物事件的连贯性与加深、提高、升华作品的历史哲学意味方面,缺乏应有的深度和高度,因而,只能作为一篇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论文存在于世。

历史现实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孙皓晖《大秦帝国》艺术特征论析

历史现实主义是作家孙皓晖结合中国文学实践提出的一种不同于西方新历史主义的创作理论。它以世界文明史的视角,将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有机结合起来。长篇历史小说巨著《大秦帝国》正是作者遵循历史现实主义理论进行创作实践的成功之作,其主要艺术特征表现在:对中国"史传""诗骚"传统的继承与超越;细节的真实与可读性;夸张、怪诞与狂欢化诗学原则的借鉴;反讽的运用与历史现实主义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

基于艺术视角看电视剧《大秦帝国之崛起》的服饰内涵

基于电视剧《大秦帝国之崛起》的宫廷剧定位,其人物服饰内涵在剧中占据重要作用,是暗示历史背景、突出人物身份、彰显王朝吸引力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以《大秦帝国之崛起》的服饰文化为着手,解析战国时代的服饰文化内涵,并从服饰色彩角度进行深入研究,探寻宫廷剧服饰文化与服饰色彩元素之间的关联及其给电视剧带来的视觉冲击力与影响力。

论秦帝国的崛起与统一

秦帝国从卑微小国走向一统,其因素众多:一是人才选拔机制。秦国国君革故鼎新,废除“世官世禄”人才机制,秦帝国人才引进和激励机制,使得秦帝国政治经济焕发出新活力。二是稳定不变的治国方略。商鞅确定的法治路线经几代秦国君主而不变,并且商鞅的法治思想被不断推陈出新,任法而治已是秦国的基本国策。三是秦国自孝公起历代君王的进取精神。秦帝国从上到下的进取精神促使他们不断进取,最终完成一统天下的伟业。